“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
19世纪时，英国权威人士的评论，足以证明当时中国的国势强于日本。况且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冲突中，我们一直占有优势的硬实力，让他们偷盗不成，反成为败将，我们自然攒足了骄傲的资本。我们的心志，就这样被骄傲与得意所蒙蔽。
放大了自己的优势：自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我们迎来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国内无大乱，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1885年的中法和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以及挫败了日本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政变等等。
当时北洋水师有舰艇25艘，官兵4000人。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吨位27000多吨。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足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
放大了人家的弱势：1888年，日本产业革命出现高潮，但市场的狭小，令其生产出来的商品买不出去，挣来得钱又花不出。那种火烧火燎的焦急滋味，真不比挨饿的滋味好受多少。上苍似乎并不青睐，被纳粹头子希特勒也视为“劣等民族”的他们。正是这一年，国内经济危机的爆发，让他们屋漏偏逢连阴雨，破船又遇顶头风。
缩小了人家的优势：国内经济危机的爆发，让他们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更是百爪挠心，愈发急于要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故而对向外侵略的要求更加迫切。
时任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抛出了所谓将日本本土作为主权线，竟然将中国和朝鲜半岛视为他们的“利益线” 的理论。声称日本“人口不足”，必须武力“保卫”利益线，加紧扩军备战。
为此，他们在各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90年后，竟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于是“在欧洲的几大造船厂，都可以看到日本人的身影。这些矮个子的东方人，早就脱下了传统的和服和木屐，他们身穿燕尾服，头戴礼帽，到处深深地鞠躬，到处打听哪里有适合日本的舰船出售。他们的舰船和枪炮生意做得异常艰难，因为整个欧洲都在忙碌着自己的事儿，对他们的举动兴趣不大。但是，他们白天仍旧东奔西跑，到处活动，不放过一个可能的机会；只有到了晚上，他们聚在一起，才会重新按照在国内的身分品级次第坐好，激动地重温着天皇的谕旨，憧憬着飘扬太阳旗的舰队横行太平洋时的壮阔景象，这时，他们往往要泪流满面，把白天受到的屈辱和冷遇忘得一干二净。他们是用在海滩上做小买卖的精明，向世界购买着一个民族的尊严。”
所以，1892年，他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
光绪皇帝和明治天皇
缺乏即欲望！人家为了满足欲望拼命磨砺自己尖牙利爪，并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将侵略并战胜我们中国，这个近代的既定国策，一以贯之。此时，他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海军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72000吨，其实力早已超过了北洋海军。
他们大肆扩军备战的同时，还出动乐善堂、玄洋社等间谍组织和人员潜入中国，到处踩点，加紧对中国各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渗透。并在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
缩小了自己的弱势：清朝晚期，政治十分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但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而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
都这样了，我们依然躺在了往日的功劳簿上，过着优哉悠哉的日子，自己的致命内伤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还抱着肩膀，叉着两腿，讥笑人家：据说，当时到日本去的中国人不少，有人带回了日本天皇靠牙缝里抠肉来供养海军的见闻，在京城里居然被传为笑谈。人们说：“东洋小夷，毕竟是东洋小夷，这么干，也不怕让人笑话！”
这些幼稚的想法，不仅让我们的神经松弛，军备意识更加放松，虽然没有刀枪入库，但是已经马放南山，开始得意轻敌。让我们错过并放弃了从鸦片战争开始，至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狗咬狗的争斗，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对于我们加速经济发展，提升国家实力，自强自立绝好的黄金10年。
又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片面的认为西方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
在我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全然忘记了东边的那个邻国正在狼视眈眈。
明治天皇及家人
中日两国的当家人—— 明治天皇宁可每天只吃一顿饭，也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而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军务官奏折里的这句话，立即拨动了明治天皇的心弦。在辅政诸大臣的帮助下，他立草诏书，谕令全国：“海军之事为当务之急，应从速奠定基础。”
天皇发布谕令：加强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之事。而从国库岁入中尚难以立即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兹决定从内库中提取三十万元，聊以资助，望诸大臣深明朕意。
谕令一发，举国华族富豪无不为之震动。在东京的街头，在豪富们摆放着精美插花的客厅，在围棋和剑道的道场，到处是感谢上苍为日本派来治世明君的眼泪和喧嚣，有钱人竞相效仿天皇，纷纷解囊捐款，不到三个月，海防捐款总额竟达103万之多。按在天皇制的最初十年中，军事费恐怕要占全部经费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甲午战争前一年的1893年，明治天皇又决定此后六年，每年从内库中拿出30万元帑银，用于海军建设。而这，已经超过了皇室开支的十分之一。此举再次带动了日本政府议员主动献出四分之一薪俸用做造舰。到甲午战争前，据侍从回忆，明治天皇日常生活朴素节俭，严于律己，居所连电灯都没有，在炎炎的夏日更是拒绝电风扇这种新发明。甚至干脆用饿肚子的方法，给他的文臣武将起“带头作用”。爱兵如子，当前线那些饥寒交加的日本军人，得知天皇每天仅仅吃一餐饭，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办公指挥战争，冬日取暖也只求一钵，想到的是身在前线忍受寒冷的将士的时候，人人涕泪横流，呼号喧嚣之声满营---
而我们的慈禧老太后，宁可海军无炮弹也要修园子。
她对修园子表现出相当的热情，甚至亲自绘制工程图纸。奕譞不仅同意挪用军费，还授意李鸿章以海军衙门筹款以备急需的名义，分别向两江、两广、湖广、四川、江苏等地督抚勒捐，共计银两260万两，得息40万两，同时海军衙门收到各省的海防捐银157.8万两，这些钱都用到了修园工程上。
为了准备自己在1894年的六十寿诞，将本应为海军新购军舰和更新设备，强军备战的，且可建10支北洋舰队巨额经费用来修建颐和园，供自己“颐养天年”。
甚至在1894年7月间，日本发动战争的阴谋已经昭然若揭的情况下，慈禧太后不愿意其六十大寿为战争干扰，李鸿章为了保存自己嫡系的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实力，明知日本的狼子野心，却并未认真备战，而是一味寄希望于美、英、俄等欧美列强调停。殊不知，美、英、俄和日本在抢夺地大物博的中国这块肥肉时，本来就是蛇鼠一窝，狼狈为奸，也仅是对日本表示“谴责”，并没有替清朝站脚助威，调停宣告失败。
企图和解的这些人形成了清廷中的后党主和派。同以光绪帝、户部尚书翁同龢（光绪帝老师）为首的帝党主战派之间，还在互相的争执和扯皮。而国内舆论和清军驻朝将领纷纷请求清廷增兵备战，却也是有心杀敌，无力回天。
慈禧太后游园
一个（明治天皇）势在必得要将觊觎多时的美味抢到手上，吞进肚中；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苦心孤诣的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必赢不输的战争。
一个（慈禧太后）则拿国家的利益，中饱一己之私，将民族的命运置若罔闻。难道不是吗？
如果，1876年日本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江华条约》，公然把朝鲜的宗主国清朝排斥在外。在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已充分暴露出并吞朝鲜的野心后，引起我们清廷的高度警惕及戒备，并在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时，完全压制住日军后，不使他们如愿取得在朝鲜的驻军权------
如果在1884年，袁世凯率清军击败帮助朝鲜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企图驱逐清朝在朝势力的日军。异常清醒的没有被日本所利用，订立什么《天津会议专条》---
就不会在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兵败，被迫向清政府乞援时，根据专条之规定：“两国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而通知日本----
如果清政府识破了日本的“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我政府必无他意”，诱使其出兵朝鲜的阴谋。没有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精锐在朝鲜牙山登陆---
在朝鲜政府和起义军达成了全州和议，朝鲜政府要求清日两国撤兵时。我们的实权人物李鸿章，没有迟疑不决，当断就断，不留后患的接受了聂士成的建议，迅速撤兵。不给已连续在朝鲜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中吃了败仗，丢尽了脸面，早已蓄谋已久，要与清朝在朝鲜决一死战的日本，丁点报一箭之仇的机会。使日本在朝军队陷于孤立，并将其企图称霸世界的野心，毫不留情的彻底扼杀---
如果我们深谙“狼贼打围比猎人打围要心细，而且势在必得”，就不会跌进这只隐藏在草丛中，无时无刻不在伺机扑到猎物的身上，一口咬住对方的血脖不撒嘴的东瀛狼，早已设置好的伏击圈中。让他们得寸进尺，更不会产生此后一系列的恶果：1894年6月8日起，他们一方面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派先遣队400人，在朝鲜仁川登陆。另一方面，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施行认为适当之临机处分”，就是授权大鸟找寻借口，为发动侵略战争铺平道路---
如果当时我们的政府和大部分上层政要对日本的认识，没有停留在“蕞尔小邦”、“不以倭人为意”的阶段。一如两江总督沈葆桢、台湾巡抚刘铭传等有识之士，看出“倭人不可轻视”。对战争有高度的自我防范意识，有成熟的预警机制，和充分的准备。在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没有放松国防建设，没有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更没有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统治集团更无相互掣肘----
如果我们早已砌好防贼狼的石圈，端好我们的猎枪，准备了充足的子弹，并在战前制定出海陆军统筹兼顾的“作战大方针”。一如1894年7月11日，《申报》发表的那篇《战必胜说》的情形：“ 况今者日人于天时地利人和一无所得，我中国则守战和三者俱可操纵自如而又万众同仇，义形于色，虽当政者老成持重似不肯轻启兵端而民间谈及日人辄裂眦咬牙，大有欲得而甘心之意，尚何有所畏忌而让日人以争先哉。”
万事求人不如求己，不寄希望于他人（俄、英等国）的“调停”----
如果在被日本偷袭，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众志成城，抱着必死的决心，坦然应战——
那么无论日本如何的觊觎，如何的寻衅挑战，怎么不能在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呐？
怎么会面对昔日的学生、更是手下败将倭寇，打过来的拳头，砍过来的刀剑，却是伸着脑袋等着挨宰挨打，完全没有了招架之功？
尤其是在守朝鲜平壤时，别说是守上几个月，就算是守上个一两年，扭转整个局势也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我们空有大把的子弹，堆积如山的粮食。却因我们守城将士的怵敌和胆怯，在向城外突围时，结果反被缺吃少弹药，伤亡比清军多，正准备撤退的日军，给打的溃不成军。
甲午中日海战
怎么会让凝聚着多少仁人志士心血，1879年12月开始筹建，1881年初步建成，1888年正式成军，历时整整九年。更是我们近代最大的一支海军舰队的北洋舰队，被我们一向看不起的“倭寇”，给打的全军覆没。
怎么会让我们洋务运动三十余年的果实，一夕之间成为了恶狼口中的美味佳肴。财富大量流入到贼偷的口袋中。国势颓微，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不得不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怎么会让他们，按照明治维新初期，奠定的大陆政策。1887年制定的《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打败清军、压迫清政府屈服的战略目标，在7年后顺利得以实现。将通向自己美丽家园，日本孳孳以求的跳板——朝鲜，送到了他们的手中。
成全了当时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区区八千万日元的日本，从我们这里得到战争赔款2亿3千万两库平银（2万万两）；舰艇等战利品的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一夜之间成为腰缠万贯的暴发户。让日本这个又小又穷，资源贫乏的偏僻岛国，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
穷人乍富的美好感觉，让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腆脸屁颠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3亿5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
我们成就日本为王，我们自己成为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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