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长沙县称中医为 “郎中”，此风始于宋代。原来的中医学含阴阳五行，表里虚实的哲理，寓意深奥，晦涩难懂，没有一定的汉语基础很难理解。清代以前的中医，很多是有秀才、童生功名的兼读医书才逐渐成为职业医生的，雅称 “儒医”，俗称 “先生”，呢称“看书郎中”。俗有“为良相易，为良医难”之说。
长沙的中医，沿袭东汉建安年间长沙太守张仲景坐堂行医的遗风，济世救人，并不收取医疗费。为此长沙建有张仲景祠。张仲景祠又名张公祠，始建于清嘉庆年间。清光绪《善化县志》载：“张公祠在北门贤良祠，祀汉长沙太守张机。祠宇久圮，光绪二年(1876)奉宪清复改修。”贤良祠街在今开福区蔡锷北路至巡道街之间。抗日战争时，该祠毁于战火。1947年，长沙中医界又捐款重建新祠3间，改名仲景堂。中医收徒，必行拜仲景先师礼。
医生在药店门前悬挂招牌，坐店应诊，习称坐堂。医生只收诊金，药店增加营业收入，病人则看病、买药两便。坐堂医生，一般由药店供给诊室、用水、照明以及纸、笔、墨、砚等日常用品。若医生业务特别好，药店营业收入增加，则供给医生伙食及住宿；有的药店逢年过节时还给医生赠送礼物。民国时期较著名者如长沙的张海青坐登隆街宏济堂药铺，言庚孚坐湘春街同和药铺，钱岫东坐南正路李四怡堂药店，甘岳臣坐府正街同仁堂药店。有的医生还兼开药店。
医生在自家门前悬牌应诊，标以“国医×××寓”，或“某科国医×××寓”等，习称医寓，也称住家医生。住家医生一般只开处方，不供药；但一些有家传秘方的外科、伤科和其他专科医生，大多备有药品应诊。住家医生有“家养艺”与“艺养家”之别。因喜好医药学术，乐于治病救人，并不依靠行医维持生活者曰“家养艺”。清光绪善化医生吴光克，号礼田，“性浑朴，精医术，活人不受谢。”这种以家养艺的人为数不多。“艺养家”，是指靠行医收入维持生活者。民国时期，城乡均有医寓。如：长沙市张世钧的“鼎承医寓”、王松如的“恬澹山人医寓”、李涤庵的“涤庵医寓”等。
长沙民间还有江湖郎中，亦称草医。一般兼开草药店，或摆草药摊。草药多系自采、自制、自用；有些多年生难以采到的草药亦有自种的。用草药医治疾病的医生通称草医（俗称草药郎中）。草医是劳动人民经过反复实践、世代相传的一种医疗技艺，是中医学的一个分支。各地都有草医，尤以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为多。草医多有一些独特的治疗办法和治疗经验。
民国时期，卫生管理部门对中医实行考核发证，挂牌营业。由于各个中医的业务水平和声誉不同，门诊和出诊收费也不一样，一流医生的出诊费高达3.6银元，车马费在外。当时城区有国医公会的行业组织，有“赤贫义诊”的行规。
中医的处方，俗称“丹方”。其中有很多讲究，必须正面折叠使字体外露，如反折则谓药与病反，不得功效。药煎好后，要将药罐直接提到病人房中再倾倒入杯，禁端汤药过门槛。中药渣必须倾倒于户外，让人踩去“凶煞”；空药罐必须倒置，寓“不再用罐”之意；服药喊“吃细茶”，忌讲“药”字。小孩得病喊“做狗”，老年人得病喊“感冒”，“不舒服”。病家药罐不慎被摔破，反以为喜，谓病可除根，大吉大利。
另外，如病人久病不愈，除延医诊治外，还请道士或神汉“敬神”“发马”“送白虎”“冲锣”“画符求水退煞”。未婚男子生病，有的还接未婚媳妇上门“冲喜”。夜晚小孩睡觉哭闹，则请神婆 “收吓断煞”。有的妇女于深更夜静时，在屋前或十字路上，喊“ 某伢子回来呵，回来跟妈妈睡呵!”叫“喊吓”；有的人家小孩晚上哭啼，便用红纸写上“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晚睡到大天光”的词语，贴在土地庙旁和行人路过的树上，谓别人念了小儿能安睡。
郎中(医生)忌下媚药，亦不枉施毒剂；大年初一不出诊；离开病人家时或病人看完病离开时不能说“下回再来”；最忌给病人送钟(谐音终)等。
旧时医生忌主动上门，而现在主动上门送医送药被视为医德高尚。“医不扣门，有请才行”，大夫不请自去，证明自己医术不高，找不到饭吃，是上门乞讨去了，所以医家必须有请才行。医生在春节过大年的喜日子上门看病，会沾染上病人的晦气，使自己一年内都不吉利，俗称“触霉头”。因此旧时逢年过节请医生，要付双倍的诊费才能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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