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租高漲、住房短缺已成為許多德國城市的嚴重問題，研究表明，不僅低收入居民租不起房，普通收入者要找到負擔得起的住房也是件相當困難的事。
房租成本高昂
安妮塔·沃伊格特自從5月搬到慕尼黑以來，就再也沒有假期了。這位54歲的媽媽和15歲的女兒住在一間70平米的兩居室公寓裡，位於一條交通繁忙的街道上。“聲音很大，但沒關係。”她說。
公寓租金每月1125歐元，不包括水電費，大約佔沃伊格特稅後工資的60%。她有兩份工作，一份是建築公司的銷售助理，另一份是慈善機構的兼職，加上前夫支付的贍養費，每月總收入1900歐元。
“這很難。”沃伊格特說，“我過著勉強餬口的生活。”她幾乎沒有什麼安全保障——沒有私人退休計劃，沒有人壽保險，沒有意外保險。她再也不出去看電影，也很長時間沒有下過館子，“最讓我煩惱的是，我再也不能給女兒零花錢了”。
最近，德國一直在爭論“哈茨四號法案”長期失業者福利津貼，以及根據該計劃支付的每月416歐元是否足以維持生計的問題。但辯論忽視了像安妮塔·沃伊格特這樣的人，房租佔據了她的大部分薪水，以致即使有穩定的收入，她仍然面臨著貧困的威脅。
房租價格在德國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已經有好幾年。漢斯·博克勒基金會研究報告指出，五分之二德國家庭的房租佔工資的30%，被廣泛視為痛點。
柏林洪堡大學和法蘭克福歌德大學的城市社會學家組成的團隊調查了77個德國最大城市經濟適用房的短缺程度，發現這些城市共缺少190萬套經濟適用房。調查發現，低收入單身人士受到的影響最大，缺少140萬套面積45平方米的公寓；近50%的大城市居民獨立生活，但是隻有250萬套小公寓可供這670萬人居住；對家庭人口超過5人的中等收入家庭來說，大小適當的公寓是90至105平方米，但其中只有18%的價格他們負擔得起。
報告發現，不僅低收入居民集中的城市會出現租不起房的問題，比如經濟疲軟的不來梅，也有像杜塞爾多夫這樣擁有龐大數量高收入者的城市，租金高到甚至連普通收入者也無法找到負擔得起的住房。
住房短缺嚴重
德國住房短缺的事實是無可爭議的。由於移民湧入，德國人口不斷增長，柏林研究機構數據顯示，2005年至2015年期間，居住在德國的人數增加了1.5%，而家庭數量增加了5.7%，估計到2030年至少將需要440萬套新公寓。
而同樣無可爭議的事實是，經濟適用住房短缺。漢斯·博克勒基金會的報告指出，現有住房與所需住房之間的差距是“社會供給不足”。
首先，研究人員根據面積和租金對城市公寓進行分類。根據現行法律規定，他們對每個家庭制定適當的面積，例如單身45平方米以下，四口之家75至90平方米。
然後，他們將人口按家庭規模和收入劃分，然後確定每個家庭規模的平均收入。對於單身人士來說，2014年平均收入為1484歐元，如果負擔得起的房租以收入的30%為標準，那麼就是445歐元。30%的標準絕不是武斷的，它在住房行業被廣泛認為是臨界閾值，特別是對低收入階層人口而言。
最後，研究人員將這兩個統計數據進行融合，以便儘可能多的家庭能夠以負擔得起的價格獲得一套合適的公寓。研究人員安德烈·霍爾姆說：“最大的住房短缺在於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單身人士，他們的收入低於平均水平的60%。”
報告顯示，以絕對價值計算，柏林家庭住房缺口最大，超過31萬套。緊隨其後的是漢堡，缺少15萬套公寓，科隆有8.6萬套公寓短缺。鑑於房租上漲，供應缺口會變得更大。新租房的價格在過去10年裡大幅上漲，柏林上漲了76%，沃爾夫斯堡上漲了63%，甚至對那些獲得體面工資的人也會造成壓力。
貧困風險巨大
房租價格既是一個社會問題，也是一個分配問題。高收入者買得起任何公寓，中等收入者能負擔76%的公寓，低收入者能負擔61%的公寓，而生活在貧困水平下的人必須為他們負擔得起的25%的公寓而競爭。
由慈善社委託進行的民意調查發現，五分之四德國人認為高昂的生活成本會帶來相當大的貧困風險，四分之三的人認為頭頂擁有一片屋簷是一項重要的人權保障，“經濟適用生活”在社會政治問題清單上排在第四位。
不久前，沃伊格特失去了在建築公司的工作，只剩下450歐元的兼職收入和前夫提供的贍養費。她現在正在找工作，並且需要儘快找到工作。她以1800歐元的價格賣掉了車，用這筆錢支付房租，直到找到工作為止。
她說，很久以前就想搬到小一點的公寓裡，但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兩間房的公寓讓她和女兒住，“大多數房東都告訴我，客廳不能用作臥室”。對沃伊格特來說，這樣的規則帶有家長式的作風。“從什麼時候起，我們再也不能自己決定如何使用生活空間了？”
每次新賬單出現在郵箱裡，沃伊格特都會有新的擔憂。她睡不著覺，擔心未來：“等我退休後，每月的退休金不會超過600歐元，甚至都付不起房租。”
租房就是戰爭
蒂莫·格伯站在柏林克魯茲伯格社區一棟破舊的公寓前，公寓一點也不特別，而且沒有廚房，樓梯破舊不堪，垃圾到處都是。但這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他第一次有了一線租到房的希望。
格伯花了兩個半月在柏林尋找公寓，已經看了50多套房。上個星期他甚至休了假，“這樣我就能去查看雙倍數量的公寓”。
格伯是在線服裝商城Zalando的照片編輯，公司為他提供每月1200歐元稅後工資。他目前正在考慮的這套公寓租金是每月600歐元，不含水電費。他的父母準備與他共同簽訂租約，以增加他找到房子的機會。格伯要把一半淨收入花在一套破舊的公寓上，“這是個糟糕的情況，但我該怎麼辦呢？到處的房子都是這麼貴”。
格伯在申請租房文件中附上了一封信，說明他為什麼適合這套公寓。“我說，我沒有孩子，沒有寵物，不玩任何樂器。”他希望這樣能幫助將他和其他潛在租戶區分開來。
“每次都是一場戰鬥。”他說，他上次去柏林新克爾恩區看公寓時，有超過80名潛在租房者和他競爭。
德國聯邦政府已責成一個特別委員會起草解決辦法，真正需要的是通過私人和公共住房協會、住房合作社建立更多的公共住房。不過，多年來公共住房的供應量一直在減少，而長遠的租金管制措施即將對數十年前興建的樓宇也實施限制，因此，公共住房數目會繼續減少。
城市社會學家霍爾姆說：“僅僅建造新的建築並不足以解決問題。”他認為，許多方法都是可行的——從改革為新建公寓提供補貼制度，到修改法律以更好地促進公共生活，再到更靈活的補貼住房制度。
而現實情況是，市民一旦獲准入住公共住房，就不會再被檢查收入水平，即使收入隨著時間而增加，他們的餘生也往往可以繼續享受低廉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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