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調查研究並不一定非得東奔西跑，如果滿足於在形式上和表面上走馬觀花浮光掠影，那還不如找一個點蹲下來，解剖麻雀，深入研究，這樣更能發現問題癥結。陳雲在上海青浦小蒸公社的調研就是如此。
1961年，陳雲（第二排左四）在上海青浦縣小蒸公社
作農村調查時，與公社幹部合影。
1961年，中國經濟處於困難時期，全國糧食緊張，農村問題突出，廣大農民處於飢餓半飢餓狀態。為了弄清問題癥結，毛澤東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將1961年定為“實事求是年”。中央領導同志分頭到各地調研。陳雲選擇了他熟悉的故鄉青浦作為調研點。當年六七月間，他在青浦一住就是半個月，由此弄清楚了不少農村政策問題。在青浦期間，除了聽取公社書記和先期派去的調查組的彙報外，陳雲三次親自到小蒸實地調查，召開過三次座談會，研究了群眾當時最關心的三個問題。
母豬私養問題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後，農村幹部盲目追求集體化，私人養的豬曾兩度被沒收歸公，造成肉豬存欄量大大減少。後來政策鬆動，大多數公社把肉豬下放給社員私養，但母豬仍大部分由集體公養。母豬究竟是公養好還是私養好？社員群眾與公社幹部說法不一，於是陳雲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實地調研。
小蒸公社有15個集體飼養場，陳雲派工作組同志去看了10個，自己去看了兩個。在集體飼養場，陳雲發現公養母豬普遍消瘦，豬棚內豬糞極少；集體飼養場投資多，飼養員來自各個村，責任心不強，豬圈很髒，母豬流產多，苗豬棚內由於飼養員倒了飼料就走，力氣大的豬吃得多，容易長膘，力氣小的豬吃得少，看上去皮包骨，這些豬被稱為“落腳豬”。有些集體飼養場苗豬死亡率居然高達89%。沒有苗豬哪來的肉豬？而在私養母豬的社員家裡，陳雲看到老人小孩全家動手飼養，母豬喂得好，有的甚至喂泥鰍，豬圈乾淨，冬天墊乾草，夏天墊青草，母豬產苗豬多，苗豬成活率高，豬圈的豬糞多，田裡綠肥多。看來沒有比較，就沒有結論。
陳雲不是單純把母豬問題當作肉類供應問題，他還聯繫到農作物產量問題。他曾經問公社幹部：養一頭母豬，一年可積多少擔肥？對方居然答不上來。陳雲指出：養豬除了增加肉類供應外，很重要的是增加豬糞，就是有機肥料，俗語說：“豬多肥多，肥多糧多。”他問社員：“你們的母豬都收為公養了，如果發還給農民私養，你們要不要？”社員說：“我們肯定能養好母豬，就怕將來又要說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收去公養。”陳雲給他們打包票：“不會的，在養豬問題上只有公私並舉，私養為主，才能發展養豬事業。”
隨後，陳雲整整開了兩個半天的座談會，著重討論養豬問題，大家得出了“私養母豬比公養母豬養得好”的結論。小蒸公社在座談會結束的當天下午就宣佈：“即日起，原由集體集中飼養的母豬，統交由原飼養戶領回。”飼養戶在領回自己以前飼養的母豬時，每頭母豬似乎都認識它們舊日的主人，搖著尾巴聽話地跟著主人回家去。後來結果證明：放回農戶私養後，快死的母豬救活了，乾瘦的母豬逐漸胖起來了。
種雙季稻問題
小蒸公社以前沒有種雙季稻和小麥，如果一戶農民種十畝田，除了單季稻外，冬季一般是種七畝紅花草，兩畝蠶豆，半畝小麥，半畝油菜。但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後，上級領導認為只有種雙季稻能增產糧食，於是逐年要求擴大雙季稻種植面積，而不考慮地理條件、自然條件，盲目要求農民改變種植習慣。農民種了雙季稻後，認為是“明增暗減，得不償失”，因此心裡頗有怨言。
為此，陳雲又在小蒸召開了兩個半天的座談會，會上聽到農民反映：“小蒸田多人少，蕩田土質又差，種了雙季稻土地肥力減弱，雖然當時多施了化肥，因缺乏有機肥已逐步土地貧瘠僵化。”農民現場為陳雲算這樣一筆賬：表面上看，種雙季稻每畝兩熟共收穫糧食800斤，單季稻每畝收580斤左右，似乎雙季稻比單季稻多收糧食220斤上下。但如果全面計算，種雙季稻反而要比單季稻少收糧食300多斤，因為每畝田因後季秧寄田少收糧食150多斤，多用稻種40多斤，不能及時種蠶豆、小麥少收60～80斤，種雙季稻要施肥，多用勞動力，少收稻草等摺合糧食約60～70斤。社員們還說：大熟單季稻收700斤，小熟蠶豆、小麥收300斤，加起來即1000斤，而雙季稻及小熟加起來只有900斤，相差100斤。可別小看了這100斤，在當時糧食非常緊張的情況下，100斤糧食在缺糧地區可是意義重大。
陳雲通過實地調研，發現了強行推廣雙季稻屬於主觀蠻幹的瞎指揮，他在《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的調研報告中用算細賬的方法，和從調查結果及群眾的反映中來證實種雙季稻不如早季稻，說明農作物種植必須因地制宜，決不能瞎指揮，硬性規定播種指標。他鄭重指出：“要研究，要從實際出發，不要輕易把群眾的老經驗吹掉，要很好地繼承、研究群眾的經驗。”
自留地問題
群眾關心的第三個問題是人民公社化後農民群眾自留地分得太少了。這是當時農村政策調整中比較突出的一個問題。高級社時期，農村自留地一般佔耕地面積5%，但公社化時期都統統歸公了。1961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下發後，又重新把自留地分給農民，但各地執行情況不一。
陳雲到小蒸後，就聽到群眾反映糧食徵購多了，留下的400斤口糧不夠吃，因為自留地只一分田多一點，原來可種的“四旁十邊”(“四旁”指村旁、宅旁、路旁、水旁，“十邊”指河邊、路邊、溝邊、田邊、塘邊、屋邊、豬舍邊、廁所邊等除了大田外一切可以開墾的邊角零星地塊)，公社化後不準私人種了，農民的雜糧收穫大大減少，有的生產隊還規定自留地不準種糧食，以免和集體大田的糧食分不清，農民飼養家禽家畜也受到限制，比如養三隻鴨子是社會主義，養四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個別地區甚至不準私人飼養家禽家畜，等等。
陳雲帶領調查組與公社和生產隊幹部群眾開座談會討論時，大家提出，讓農民多種一點自留地有好處：可以補充口糧，便於養豬積肥，可以種蔬菜，可以種東西賣，可以養雞、養鴨、賣蛋換錢，這樣農民手頭就有些零用錢，還可以恢復和發展竹園。陳雲贊同大家的意見，也主張增加自留地，認為這樣不僅可以幫助農民度過困難時期，還可以解決小偷小摸問題，因為糧食不夠吃，農民餓了肯定會去偷集體的。他還把自留地與基層民主聯繫起來：“民主得有物質基礎保證。群眾有了自留地，今天賣點瓜，明天賣個蛋，生活方便，花錢方便。沒有自留地的基礎，我看很難講民主。”他根據群眾反映，加上反覆查閱資料，發現青浦當年自留地僅佔耕地面積0.5%，與中央規定的自留地可佔耕地面積5%的標準相差甚遠，於是向中央報告，不久問題得到解決，當地農民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
陳雲能瞭解到真實情況，與其工作作風深入細緻有很大關係。他經常對調查組同志講：“調查問題一定要打破砂鍋問到底。”調查組向他彙報，都要有根有據：材料哪兒來的？聽說的——聽誰說的？親自了解的——從哪兒瞭解的？都要說得一清二楚。假話在他面前無法矇混過關。雖然他身體不好，醫生規定他只能半天工作，半天休息，但他待人熱情風趣，在座談會上，他總是發揚民主，耐心聽取各種意見，啟發大家各抒己見，熱烈爭論，會場氣氛活躍，笑聲滿屋。他在調研期間還保持了艱苦樸素的作風。他的伙食十分簡單，每頓飯只有兩碟子小菜，從沒見過大魚大肉，也沒有吃零食或者抽菸喝酒。在去小蒸之前，他一再告誡調查組同志不要特殊化，要堅決謝絕送禮和請客吃飯。調查組天天在外面跑，大家感到按照幹部每月28斤糧食的定量不夠吃，就向他要求，希望能增加口糧。他不同意，理由是：“人民正在困難時期呀，我們要和人民同甘苦。”最後，他也只同意在早飯時加一兩饅頭，但糧票由各人自己拿。但大家沒有怨言，因為他不僅對大家要求嚴格，自己也總是以身作則。
（選自《新湘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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