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墨鏡
2018年，王家衛六十歲。對中國人來說，六十甲子一輪迴，渡過波瀾起伏，人生走向“中庸”。人到這時，雖嚐盡名利，卻也在不斷的告別。眼前路越走越窄，所以回望過去。他有美滿家庭，有名利，有兄弟，有事業，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卻拍出徹頭徹尾虛無的片子。在王家衛的早期電影裡，主角是精神上的孤兒，沒有父親，沒有母親，也沒有可以依靠的信仰，像一根蘆葦，遊蕩於空曠又逼仄的都市。
有人說他像張愛玲，冷眼看人間，趟過孤獨的泥沼。他的確從小讀張愛玲的小說，思考過相似的問題，但他從沒有翻拍張愛玲的作品，覺得那樣吃力不討好。他承認自己的底色和張愛玲很相似，一部《東邪西毒》，是電影版的《半生緣》。
或許在返回家後，透過墨鏡，王家衛會想起三十年前的時光。那時，他普普通通，出入鬧市，無人識得。《重慶森林》的故事，就是他的生活，他是個浪漫的高個子，還在牛仔褲專賣店工作時，搭訕的技巧已純熟。一次，王家衛看上一位高瘦的女人，那女人要一件APPLE牌牛仔褲，他主動上前問：“小姐，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叫阿美。你參加過模特大賽對嗎？”那女人冷冷地說：“對不起，你認錯人了。”待付完錢後，直接離開。第二天清早，她卻怒氣衝衝返回店鋪，質問王家衛：“阿仔，你怎麼搞的？尺碼根本不對，我怎麼穿啊？”王家衛說：“我料定你今天會來找我，尺碼我是故意拿錯的，想請你喝咖啡，肯賞臉嗎？”
後來，這個“阿美”被寫入《重慶森林》。相似的情節還很多，對王家衛而言，搭訕女孩如夜間騎行，有趣而刺激。有一夜他剛剛失戀，和朋友到酒吧買醉，他對朋友說：“從現在開始，第一個進來的女人，我就要追求她。”多年以後，陳以靳依然記得，自己在那天戴著一副墨鏡，獨自進入酒吧，一位高大的男人主動上前，對她說：“一個女人這麼晚了還戴墨鏡，只有三個理由，第一個，說明她是個盲人；第二個，說明她在耍酷；第三個，因為她失戀，她不想讓別人看出來她哭過。”
抬頭凝望他，款款笑道：“我看，那個失戀的人是你吧。”
於是，他們結為戀人、夫妻，到如今未分離。
在遇見陳以靳前，母親是王家衛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也是他很多作品主角的原型。母親在香港缺少朋友，時時一個人操一口吳儂軟語，穿一件紫色旗袍，客居異鄉，王家衛是她的牽掛，也是她少有能說上話的朋友。多年以後，當《花樣年華》賺足幾萬人的眼淚，王家衛真正懷念的，還是她的母親。
陳以靳曾見過他流淚，但在鏡頭前，他恪守平靜，“語不可激，怒不可留”，如同《一代宗師》的葉問，王家衛說話像打太極拳，不點破，不動怒，但是很真誠。他很喜歡引用《醉古堂劍掃》，這是一本明人語錄，後來被《小窗幽記》抄襲。他的為人處世，恪守著《醉古堂劍掃》的警句。這使得王家衛捉摸不透，卻有一絲士大夫的味道。
在鏡頭前，他總是戴著一副墨鏡。因為這是太太送他的定情信物。鏡頭前溫文儒雅的他，永遠只談工作的事。他身高一米九，面色沉靜，很多記者想看透他，但初次見面就知毫無希望，王家衛把自己藏得很深，他字斟句酌，精通於化解問題，無論是《魯豫有約》還是Vice，都無法刺探到工作以外的細節。
墨鏡成為王家衛的留白符號，但他並不是一開始就戴墨鏡。最初，他在TVB當打工仔，沒什麼人關注他，也就沒有墨鏡示人的必要。TVB名氣很大，卻不重用他，他決定輾轉電影業，來到當時知名的新藝城影業，寫出《君子好逑》《黑幫三部曲》等劇本。王家衛那時就與張國榮一步之遙，但他只是個小編劇，和大明星認識的機會不多。
他的前半生沒有一絲成為大師的跡象，因為出稿慢，他兩次被人炒魷魚。第一次，炒他的人是黃百鳴；第二次，是小製作公司永佳。陳勳奇那時候也在永佳做一個演員，當時他還不知道，自己將來會成為王家衛的御用配樂師，譜寫出《東邪西毒》、《重慶森林》、《墮落天使》乃至《一代宗師》的配樂。
不知道的還有杜可風。他比王家衛長七歲，八十年代已小有名氣，和楊德昌有過合作。直到1990年，經由張叔平介紹，他才和王家衛結識。杜可風的光線運用、手持攝影很對王家衛的胃口，他倆一見如故、惺惺相惜，一合作就是十幾年。後來，杜可風、張叔平與王家衛並稱“無敵鐵三角”。
八十年代的王家衛尚在沉潛。三位貴人改變了他的軌跡。第一位，是創作人甘國亮，他是王家衛心目中的師傅，教會了王家衛如何寫電影對白；第二位，是香港新浪潮導演譚家明，他致力於呈現“香港文化、精神和地理上的錯位”，直接影響了王家衛的創作思路；第三位，是投資人鄧光榮，就是他招攬了被永佳炒魷魚的王家衛，組成“王家衛、劉鎮偉和劉定堅”三人組，並支持《旺角卡門》和《阿飛正傳》的拍攝。當鄧光榮去世時，王家衛說：“他是第一個支持我和鼓勵我去做導演的人......我會永遠懷念他。”
轉折點在1991。王家衛不會忘記1991年，那一年的金馬獎最佳導演的爭奪中，他憑藉《阿飛正傳》擊敗了關錦鵬的《阮玲玉》、李安的《推手》以及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拿下自己人生中第一個重要獎項。
《阿飛正傳》是很多人的第一次。王家衛第一次拍文藝片；第一次收穫金像獎、金馬獎；張國榮、梁朝偉、杜可風等人第一次與他合作；這也是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王氏電影。如果說《旺角卡門》還遵循著香港商業片的基本套路，那麼從《阿飛正傳》的第一分第一秒開始，我們知道，一位不同凡響的電影鬼才誕生了。
王家衛是個戲痴，為了拍好《阿飛正傳》，他花了六十多萬尺膠片。他對工作有近乎變態的執著，在業界素以折磨演員著稱。據說劉嘉玲一個抹地的動作，他拍了四十六次；劉德華一句臺詞，拍了二十多次，而張學友的一個低頭，足足拍了六十次。不是誰都能忍他，但忍下去的，最後都服了他。有人覺得他在滿足自己的控制慾，王家衛不作回應，在片場裡，他惜字如金，反而是杜可風有一肚子的話。
在《阿飛正傳》中，他第一次淋漓盡致地呈現錯過的主題。旭仔一輩子都記住1960年4月16號下午3點，而蘇麗珍一直記住他，但卻已經錯過他，他們曾經是一分鐘的朋友，發展到兩分鐘、三分鐘、每天一小時，又在一個瞬間後，彼此的生命從此錯過。
類似的情況出現於《阿飛正傳》的姊妹篇《花樣年華》。蘇麗珍和周慕雲的相遇是一場巧合，如果不是因為租房相近，他們不會擦肩而過。周慕雲通過借書、約會、“船票”來暗示他對蘇麗珍的喜歡，蘇麗珍也一度深陷情感漩渦而大哭，但他們始終過不去內心最後一道坎。可因為彼此內心的道德觀念，他們最終錯過。
在與林耀德的的對話中，王家衛說：“我所有的作品都圍繞著一個主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更具體一點，就是感情的錯位、拒絕與被拒絕。都市人害怕錯過，卻時時錯過。在王家衛看來，人與人的關係很看重時機，一樣的人，一樣的話語，時機不同，效果天差地別。如同蘇麗珍和周慕雲，當他們以彼此最沮喪、最難堪的狀態相遇，當他們彼此孤獨，他們在脆弱中相互理解、相互溫暖，以至於塵封的心再一次投入感情的激流。
《花樣年華》先後出現三段遊戲，每一段遊戲，都是周慕雲和蘇麗珍試圖進入情境中，去確認某一件事。三段痛苦的“遊戲”，讓周慕雲和蘇麗珍直面愛人出軌的現實，也讓雙方明白，各自對對方的情愫，已經難以掩藏。當蘇麗珍靠著周慕雲的肩頭哭泣時，她愛上了周慕雲，只是，她說不出。
王家衛把這個故事放在１９６６年結束，他不想把“愛情”結束於“愛情”本身。在１９６６年，有些事情結束了，有些事情開始了，“過去”你無法改變，“未來”你終將面對。
周慕雲和蘇麗珍最終分離，到最後，周慕雲也無緣得見他們的結晶“庸生”。據說，片尾柬埔寨那場戲，有他們重逢的素材，只是被王家衛毫不留情地剪掉了。對於觀眾，這是缺憾。對於電影，這卻是點睛之筆。比起擦肩而過，圓滿才是最大的缺憾，最美的愛情活在刀刃上。如一位豆瓣影迷所說：“如果圓滿了，我會微笑，但會嘆息。而現在，我嘆息了，卻會長久地欣喜和銘記。”
黃金年代
花樣年華確實好，事到傷心每怕真。那些傷心的往事，也隨著歲月這細細的風聲，飛走了，或者，埋在心裡。無論原諒與否，都已過去。晏殊說：“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他還有一句：“掃地可憐花更落，捲簾無奈燕還來。”
但回到九十年代，還不必如此傷感，九十年代是澤東影業的開拓期，對他們那批電影人而言，是一個難得的浪漫年代。梁朝偉、張國榮、張曼玉、張震、林青霞、王菲、杜可風、陳勳奇、張叔平、劉偉強乃至關本良，他們在最好的年華遇見最適合的人，把自己做好的時光交給彼此。在九十年代的王氏電影裡，他們一手攬下表演、攝影、音樂、美術和剪輯，王氏電影的底色屬於他們。
彼時，王家衛躊躇滿志，他要做的就是儘可能彰顯自己的才華，告訴世界——香港出了個王家衛，他獨一無二。儘管他拍不出大賣的商業片，但《阿飛正傳》等片已獲業界肯定，為他在海內外積累一定口碑。這部電影給了很多人信心，也奠定了他們這批人的基礎。當然，王家衛和自己的搭檔意見並不總是一致，《東邪西毒》就讓林青霞、張國榮直呼不懂，但即便如此，他們還是互相尊重，因為他們在堅持自己覺得對的事情，哪怕在別人眼裡是浪費時間。
那是香港電影業的黃金時代。人人都憋著一股氣，想要做導演、拍大片、一舉成名，投資人面對躊躇滿志的作者，高談闊論，還不像今天這樣小心謹慎，飯局裡時不時蹦出新點子，一見如故的戲碼每天都在上演。那是最野心勃勃的香港，也是處於十字路口的香港，從彌尊道到維多利亞港，每個人都期望自己是下一個造夢人。
王家衛趕上了一個好時候，他能夠大膽潑墨，在紙面作畫。他拍出了一些充滿靈氣的片子，如煙花閃耀在香港的天空。《重慶森林》就是其中的典範，他是王家衛在拍攝《東邪西毒》時抽空“玩出來”的作品。片子只拍了一個月，卻表現出一位作者在自由狀態下的驚人才華，在這裡他有最默契的拍檔、最有靈氣的演員、最不受規訓的創作狀態，哪怕只有一個月，他依然拍出一部充滿靈氣的電影。
《重慶森林》最初並沒有完整的劇本，只是王家衛腦海裡有三個短故事，它想以此串成一部電影，後來因為第二個故事拍得太盡興，他決定將第三個故事挪給下一部電影(即《墮落天使》)，前兩個就是《重慶森林》的成片。
這部電影是一次剪輯的傑作。它原本是喜劇，故事情節和成作截然不同，可依靠剪輯，王家衛愣是拍出一個面貌全新的作品。他刪去了大量素材，2011年，網上流傳出一部分被刪的戲份。視頻中，林青霞搖曳生姿地唱了一首歌，十分動聽。但即便是那麼珍貴的片段，還是被王家衛剪掉了。但事實證明，這樣的取捨是值得的。
王家衛、杜可風、林青霞、梁朝偉、王菲等，他們那時候足夠瘋狂。一個月內，王家衛白天寫劇本，晚上拍鏡頭，在香港的大街小巷，林青霞帶著金色假髮一路狂奔，杜可風則扛著攝像機緊追，他們那時候很快樂，像一群孩子在陽光下跳舞。
《重慶森林》成為歌手王菲的電影代表作。在此之前，王菲的電影生涯乏善可陳。她一生只參演了7部電影，第一次是在1989年出演TVB的同性題材短片《別姬》，但該片浮皮潦草，王菲也未一鳴驚人。1991年，她又在Beyond主演的勵志片《莫欺少年窮》中客串，扮演符合直男性幻想的妙齡女郎。這段時間，王菲的電影履歷非常單薄，沒人相信她會成為影后。
但1994年，一切都不同了。她遇見了王家衛，拍了這部《重慶森林》。
阿菲這一角色簡直是為王菲量身定做。對於這個角色，王家衛要的就是一種無拘無束的感覺，這個角色可以把收音機開很大聲、做事漫不經心、在店裡又唱又跳、到別人家中玩起改造。王菲有種讓人原諒她胡作非為的氣質，王家衛看中的就是這一點。就像林奕華在《假王菲之名》中說：“王家衛讓她在《重慶森林》中演“自己”——她那漫不經心的、遊蕩式的表演方式，與片中戴上假髮努力使人看不出她是誰的林青霞一比較，確實有四兩撥千斤的效果。”
《重慶森林》也是王家衛最親近都市青年人的一部片子。在眩暈的光影中，他試圖還原當代都市男女的生活本質。伴隨著《California》的樂聲，阿飛、何志武們曖昧、失落又渴望的心境被映射出來，主人公們一直在尋找他們握不住的東西。與他們的祖祖輩輩相比，他們生活於更支離破碎的年代，一些東西瓦解了，一些東西還沒癒合，他們就處在這尷尬的裂縫中，漂泊於時間之河。
這不是王家衛第一次探討這個主題，《阿飛正傳》已經有過。旭仔和何志武，本質上是一類人，指向王家衛的內心世界。這樣一個“圓滿”的導演，卻始終在內心留下一塊孤獨的飛地，這個飛地如同現實的香港，精神與地理發生錯位，如同地球上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兒。
《重慶森林》後，王家衛緊接著拍出《墮落天使》，李嘉欣的自慰片段引人熱議，但比起噱頭，學院對電影本身卻反響寥寥。結束完這個拍攝流程後，王家衛決定離開香港，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在阿根廷，一群人陪他受罪。
在這裡，他拍出了電影《春光乍洩》和記錄片《攝氏零度》，後者是前者的衍生物。《攝氏零度》有一句臺詞：“生命感好嚴重。好像有生命，可是有點生病。”張國榮就是在這裡生病的。在這裡，一群香港人在異國他鄉，忍受資金緊張和導演“超時”，拍著拍著，張國榮感染了阿米巴細菌，梁朝偉也一度身體不適，為了阻止劇組人員偷回香港，王家衛甚至把他們的護照扣了下來，讓劇組患上嚴重的思鄉病。成片中，返回香港的演員情緒飽滿，那不是演的，而是真情流露。
《春光乍洩》於1997年上映。1997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年份，香港導演很喜歡用這個年份做文章，如《玻璃之城》《天水圍的日與夜》《去年煙花特別多》《細路祥 細路祥》等，但在不少作品中，電影的政治影射反而喧賓奪主，使其淪為“政治狗哨”。相比起來，《春光乍洩》選了一個相當討巧的角度，它避開政治大詞，呈現遠離香港的異鄉戀人。
《春光乍洩》骨子裡說的是愛情和生活。何寶榮、黎耀輝是同性戀，可他們朝夕相處，和普通戀人沒什麼區別。他們的依賴與被依賴、虐戀或逃離、控制與猜忌等，都是普通戀愛中常有的情緒，王家衛沒有刻意表現“同性與異性”的不同，他說：“我拍的不是一個純粹的同性戀電影，而是一個關於愛的故事。同志並不是主題，兩個人之間的情感才是重點，只不過這兩個人恰巧都是男人而已。”
“我曾以為我和何寶榮不同，其實寂寞的時候，我們都一樣。”通過對主角的刻畫，《春光乍洩》在給同性戀“去魅”。當越來越多人呼籲關心同性戀、平等對待同性戀，異性戀針對同性戀的“特殊視角”仍在發揮強大的力量。同性戀表面被關懷，實際上仍被視作“特殊人”。但《春光乍洩》真正做到了平等看待，在這個光影閃爍的世界裡，同性戀人的感情真實而瑣碎，他們的愛與恨都與異性戀無異，區別不過是性取向罷了。
《春光乍洩》高度濃縮了王氏電影的質感——強烈的生命力和迷惘的個體生活。王家衛一生中只拍了一部電影，這部電影曖昧、孤獨，卻有旺盛的情感體驗，他在這部電影中安排了許許多多遊走於城市角落的青年男女，這些人避而不談宏大命題，既不過問時代，也不心憂社稷，他們關心自我的幸福、自己的歸屬感，他們流連於美好肉體和轉瞬即逝的夜色，又不得不面對迅速的離別。王家衛殘忍地宣告他們努力的失敗，並通過一次次重複與錯過營造出一幅虛無圖景——他們總是會與自己的期望擦肩而過，囿於自己的虛弱小心翼翼地把持這尷尬的分寸，但就是這份虛弱使他們逃不出悵然若失。
何寶榮和黎耀輝都是孤獨的人，因為孤獨，何寶榮依賴黎耀輝，也是因為孤獨，哪怕何寶榮一次次胡鬧，黎耀輝也保持忍受。一切就像是一場循環遊戲，如《曖昧的品味》一書說:“他們關係在一次次“不如重新開始”的憧憬中陷入一輪輪惡性循環。“不如重新開始”不過是一場鏡花水月，就像他們曾一起尋找未果的瀑布，在尋找的過程中就迷失了。”
無論是《春光乍洩》裡的黎耀輝、何寶榮，還是王氏電影的其他主角，他們都是自己選擇孤獨的人，孤獨是他們的底色，怎麼逃也逃不掉。
還記得在《攝氏零度》中，張國榮與梁朝偉翩翩起舞，張國榮在一旁欣然觀看。他們跳起舞來，好像世界只有彼此，他們不亦說乎，向自由的飛鳥。不想飛鳥一去，竟再不歸來。
無腳飛鳥
2003年4月1日18點43分，有一個人從高樓墜下。由這一刻起，千千萬萬人自發懷念他，電視媒體循環他的聲音，但這一切都與他無關了。張國榮，他就像電影中的無腳鳥，一飛起來，就註定無法著陸。這一次，他飛得太遠。
如今人們知道，他是墜樓而亡，在墜樓之前，他在紙條寫下一個英文單詞：Depression（抑鬱症）。張國榮半生與這隻魔鬼搏鬥，最後被它吞噬。而他在熒幕上留下的經典角色，多多少少都有抑鬱的色彩。很難說藝術有沒有加劇他的痛苦，但至少對他而言，演戲的時候很快樂。
張國榮並不是王家衛合作次數最多的藝人，卻絕對是最刻骨銘心的。他倆第一次合作是在《阿飛正傳》。在那裡，張國榮是漂泊無根的旭仔。
旭仔從小與生母分別，靠尋歡作樂來排解孤獨，奈何無濟於事。他要尋找生母，依然無功而返，最終客死他鄉，成為一個“失根”的象徵。電影裡，“無腳鳥”的意象被反覆提及，王家衛借旭仔之口道：“我聽別人說，這世界上有一種鳥是沒有腳的，它只能夠一直的飛呀飛呀，飛累了就在風裡面睡覺，這種鳥一輩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時候。”
王家衛通過這個故事映射自己。他出生於上海，五歲跟隨父母南下香港，漂泊、失根成為他的心結。所以在《阿飛正傳》裡，張國榮是香港人，她的養母卻操著一口上海話，吳儂軟語與粵語的對碰不是一種偶然。
所以，二十年後他要拍《繁花》。《繁花》補白了他對故鄉的想象，他曾說：“我與《繁花》一見如故。”其實，他是對上海的影子一見如故，他的心裡裝著上海。從小到大，王家衛一直在文本里尋找上海，從施蟄存到張愛玲，從張愛玲到金宇澄，明裡是香港，暗裡是上海。從上海到香港，再從香港返回上海。王氏電影如同迴環，週而復始，構築起王家衛的電影世界。這個世界與韓邦慶、張愛玲、施蟄存、金宇澄的文學風景互相呼應，熔鍊出滬港的光影想象。
在這個光影世界中，總有一個浪蕩兒獨自彷徨，這個人正是旭仔。張國榮演出旭仔柔軟的一面。旭仔一出生就被父母遺棄，養母當初收養他只是因為錢。作為一位家庭缺位的浪蕩兒，他缺少安全感，由於童年時期的痛苦，他將自己的真情藏得很深很深，不敢再輕易愛一個人，而只是有意無意的“點到為止”。旭仔不知道自己前路何方，所以當蘇麗珍想和他結婚，他選擇了分手。但旭仔盼望一個精神寄託，所以，他不顧一切尋找生母，他要找的不只是母親，還有失落的故鄉。那裡正是心安處，但他永遠找不到。
從與張曼玉的第一場戲開始，張國榮就深深抓住了觀眾的情緒。一個眼神，一個轉身，只要他在場，一開口就是寵兒。據說眼睛有神的演員能同時說兩種臺詞，他的口會說話，他的眼睛會說話，張國榮就是如此。
其實，在最初的劇本里，旭仔戲份不多，但王家衛覺得張國榮演得太出色，忍不住給他添戲，結果改成了張國榮的獨角戲。他深情鐫刻出旭仔的一生，也讓《阿飛正傳》成為無法磨滅的經典。人們好奇，他到底演的是旭仔，還是他自己？或許可以說：張國榮把自己的矛盾、自己的痛苦、那些隱藏至深的真情，都託付在旭仔身上。當他對著眾人笑，他內心冷暖自知，當他一個人躲在黑暗裡，他把眼淚寄存在角落。他無法釋懷的苦悶，只好暫時在戲劇中宣洩，於別人，演戲是一份工作，於張國榮，這是一種排解。
三年後，王家衛與張國榮的第二次合作。《東邪西毒》，他演西毒歐陽鋒。《東邪西毒》被譽為華語武俠電影的另類高峰，如今成為經典，但在公映首日，它卻遭遇票房慘敗和多數人的差評。
它的英文名是“Ashes of Times”，意為時間的灰燼，在王家衛的江湖中，最厲害的不是武功，而是時間。王家衛看到一句話：“情若連環，恨之流水。”大意是：感情像連環解也解不開，恨卻如流水般東逝。他很有感觸，於是拍出這部電影。憂鬱的張國榮是這部片子的最佳註腳，他飾演的歐陽鋒行走江湖，看似冷傲，實則自卑。
《東邪西毒》成絕響，《春光乍洩》又復來。這一次，張國榮演何寶榮，這個角色“更像是隻蝴蝶，一隻感情激烈的蝴蝶。”何寶榮是一個美麗而憂鬱的影子，他嚮往自由，又對戀人又強烈的依賴，他和黎耀祥始終在撕扯之中，如同一對“漂亮冤家”。
張國榮的身上有一種頹廢的美感，這在《阿飛正傳》中已經可見一斑。阿飛是一個無根的失意者，一生都在尋根，卻死於途中。何寶榮同樣有失意的底色，但他和阿飛又有不同，他並不是一個輕佻多情的男人，相反，他有很強的佔有慾。何寶榮象徵了感情中的激烈一方，而黎耀輝更有一種溫和的力量。前者敢於打破生活的庸常，卻敏感脆弱；後者內斂含蓄，需要信任的一方給自己指引。黎耀輝企盼穩定，卻難捨蝴蝶的美麗，可當他想全情投入於何寶榮的戀情，又感到二人相碰，必有一方要流血。
王家衛說：“在我看來，leslie（張國榮）演的角色就像飛機，而tony（梁朝偉）的角色像是飛機場。飛機需要著陸，但又會飛走。”這世上總會有人喜歡陸地，但張國榮註定屬於天空。當影迷熱愛張國榮，他們熱愛的是自由生活，也是一份敢於選擇和放棄的勇氣。
但也就是因為拍攝《春光乍洩》，王家衛與張國榮有過矛盾。張國榮在阿根廷染上阿米巴病毒，險些命送於此，撿回條命後，整個人瘦得不像樣。因為拍攝進度問題，二人發生意見分歧，自此之後，他們再無合作。而這，成了王家衛一生的心結。
夢裡踏雪
再美的事物，也隨一朝春盡，花落人亡兩不知。一段消失的歲月。如同“隔著一塊積著灰塵的玻璃，看得到，抓不著”。當初拍攝的閣樓已不在，皇后大道東的店鋪換門面，重慶森林裡，來來往往多少人家。燈光之下，當王家衛脫掉墨鏡，回頭向玻璃窗望去，在他眼前的東西，他還能否捉緊？他抵禦得了名利，但時間才是最難防的賊。或許在某個剎那，一個人以為永久的東西，已經一瞬而過。
《東邪西毒》裡有一句臺詞：“每個人都會經歷這個階段，看見一座山，就想知道山後面是什麼。我很想告訴他，可能翻過去山後面，你會發覺沒有什麼特別，回頭看會覺得這邊更好。”對王家衛而言，更痛苦的事情也許是——當他翻到山後面，昔日共同翻山越嶺的人已不在。
張國榮永別人間，《2046》後，杜可風也暫別王家衛。倒不是彼此有多大矛盾，只是杜可風有自己的野望，他想自己當導演，趁還未衰老多拍幾部片子，跟著王家衛，四五年才拍一部片子，他已經受不了了。
王家衛的作品從不是一個人的結晶，那是一群人共同打拼的結果，也是一個時代特有的產物。人是社會的產物，個人的作品與他的時代總有微妙聯繫，當一個人告別最佳的創作環境、告別造就他的時代氛圍，他哪怕再努力都不得不面對某種意義上的平庸。這個平庸相比他輝煌時而言。潮起潮落，人也必然會有高低起伏。
人到中年，愈發有深陷泥淖之感。追捧的人越多，知己卻已遠在天邊。當花樣年華已成過去，王家衛不僅要面對一些人離開的事實，還要與世俗的壓力搏鬥。
他不可能不考慮市場的趣味。他不止一次抱怨過市場對作者的束縛，他曾對好友說：“並沒有多少導演可以自由開拍自己喜歡的電影，主宰電影的創作人，反過來必須為投資者服務。”比如《一代宗師》，這是王家衛投入度很高的電影，但成本也很高，加上王家衛向來拖拖拉拉，搞得電影超支嚴重，不得不拿他的房子抵押。
《一代宗師》如同一座寬敞華美的宮殿，裝飾眼花繚亂的花紋和提線木偶。王家衛用他們表達自己的理念，傳遞他對歷史和武俠的理解。葉問象徵著儒道結合的仁義宗師，宮二象徵著壓抑慾望的中國女俠，和葉問切磋的對手，也各有各的屬性。如燈叔包場子後發生於金樓之上的三場打戲。面對妓女三姐的八卦掌與“撩襠”嘗試，葉問的一句“何必拆祠堂”，化解的是妓女所代表的“色”；面對賬房先生的“半步崩”，葉問用“橋手”應對，化解的是賬房先生代表的“財”；面對電梯管理員勇哥使出的洪拳、螳螂拳、猴拳，葉問又一一化解，這一次他化解的是“名”。妓女三姐、賬房先生、電梯管理員，他們的招式各象徵了色、財、名。
王家衛說：“劍術水平有三乘，下乘曰“見劍不見人”，中乘曰“見人不見劍”，上乘曰“人劍都不見”。一線天是高手，千金難買一聲響，多了就俗了。”於是，《一代宗師》的重點不在武打。一線天的雨夜巷戰、宮二的“葉底藏花”，已經難得激烈，其餘不過杯盞之間，分出勝負。王家衛和徐皓峰寫的臺詞文氣十足，消磨了功夫片普遍存在的暴戾之氣，呈現出“茶”一般的淡樸氣息。
葉問成為儒家道德的載體，他的剋制與守禮壓抑了生命的衝動。梁朝偉過去多參演文戲，在文藝片中保持著儒雅沉靜的個人氣質，這種氣質與甄子丹形成鮮明對比，他們的個人氣質決定了他們所能詮釋的葉問，必然是兩種不同氣質。宮二則象徵了資本世界對傳統東方女性的想象，這位身披黑色貂皮大衣、頭戴小白花、喜歡玉蘭花旗袍的女性，從打扮上就具有典型的東方風情。她是王家衛對東方俠女的一種理想化建構。
俠之一字，一念執著。《一代宗師》與這些理想人物相互交織，使影片自成一體，成為王家衛式的理想江湖。
三十年來，王家衛成就了王氏風格，後者卻又羈絆住他。他的一生都在拍一部電影，一個從尋找到錯過的世俗故事。尋找王家衛，尋找的不只是他，還有失落的花樣年華。
王家衛囿於自己的套路，也曾試圖逃離套路，但以失敗告終。他和張嘉佳聯手拍出一部爛片，這部片子就是《擺渡人》。不能將敗因全歸張嘉佳，據片場人員回憶，《擺渡人》實際上由王家衛主導拍攝，張嘉佳名為導演，卻忙於修改一稿又一稿劇本。所以，這其實是王家衛導演的作品。
世人欣賞王家衛的悲劇，但對他的喜劇卻評價不高。他有寫喜劇的天賦，《天下無雙》就是他和劉鎮偉一起寫的，而《擺渡人》就是《天下無雙》的路數，可是，時代不同，觀眾已經不接受這種趣味。儘管這部電影獲得一些美術獎項，內容卻無甚深度。王氏電影的元素在《擺渡人》中痕跡明顯，可是，當這些元素和油腔滑調的肢體語言相結合，就成為一場觀感的災難。
王家衛對這部電影很在乎，當《擺渡人》票房和口碑都遭受重挫，他說：“其實天下之大，又何止南北。一味求全，等於固步自封。在你眼中這只是一部電影，對我來講是一個世界。所謂大成若缺，有缺憾才能有進步。”他旗幟鮮明地表達出自己對《擺渡人》的喜歡，但這一次，他的老影迷不買賬了。很多人甚至懷疑——王家衛到此為止。
王家衛是否到此為止，現在講為時尚早。但可以肯定，他精心編織的蛛網，最後已將自己黏住。王家衛給自己選定的色調，成為他一生的羈絆。他自己或許也認清了這一點，所以才回過頭來，拍攝更和老影迷胃口的《繁花》。
於他而言，這或許是一個寂寞的時代。激進的人說他衰老了，他其實沒有改變。王家衛還是那個王家衛，一個追求浪漫、品嚐孤獨的王家衛，但時代已經不是他熟悉的時代。
記得張國榮離世多年後，王家衛在一個採訪裡看到《阿飛正傳》的片段，他看到張國榮笑得很燦爛。他起初很平靜，直到談起張國榮，一點一點動情。王家衛很少流眼淚，但看到張國榮獨自起舞時，他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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