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鈴(1914～1995)是《金瓶梅》作者“李開先說”的最著名倡導者之一。他是我國著名的小說戲曲研究專家，尤以《金瓶梅》研究而享譽學界。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初葉，董慶萱在給魏子云的《金瓶梅審探》所寫序上曾說：“繼‘紅學’之後，‘金學’也逐漸熱鬧起來。魯迅、孫楷第、鄭振鐸、吳晗、姚靈犀以降，目前從事‘金學’研究的：在臺灣，有魏子云教授；在香港，有孫述宇教授；在大陸，有吳曉鈴和朱星；在美國，有韓南博士；在法國，有雷威安教授。”[1]其時，吳曉鈴即已被視作大陸《金瓶梅》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吳曉鈴自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期踏上俗文學研究之路，便開始關注和研究《金瓶梅》這部鉅著，2006年1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纂集出版的《吳曉鈴集》介紹其為“《金瓶梅》研究專家”、“享譽國際學界的大學者。”文集第一卷收錄他有關小說研究的論文共三十二篇，關於《金瓶梅》的文章就有十五篇；其它未能收入集內應尚有不少，比如發表於1982年第11期《文教資料簡報》的《作者新考——試解四百年來的一個謎》、發表於《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9年第2期的《和李開先十六事》、發表於《國際金瓶梅研究集刊》第1集（成都出版社1991年第1版）的《關於戲曲》等。
一
吳曉鈴對《金瓶梅》研究最突出的貢獻，是最早將“《金瓶梅》作者為李開先說”傳播開來，且為其進一步延展奠定下重要的基礎。《金瓶梅》問世於明代中期，原作未署著者，相關的說法與傳聞多樣，差異很大。明代主要有三種說法，一為沈德符提出：“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野獲編》）；二為袁中道雲：“舊時京師，有一西門千戶，延一紹興老儒於家。老儒無事，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之事，以西門慶影其主人，以餘影其諸姬。”（《遊居柿錄》）三為謝肇淛記：“相傳永陵中有金吾戚里，憑怙奢汰，淫縱無度，而其門客病之，採摭日逐行事，匯以成編，而託之西門慶也。”（《金瓶梅跋》）此期所言無論“大名士”，或“紹興老儒”，或“金吾戚里”的“門客”，均未談及具體姓名。入清，對《金瓶梅》作者的猜測與提法更加具體而複雜，不少筆記、序跋明確指定作者的具體姓名，主要的有王世貞、薛應旗、趙南星、盧柟、李贄、李漁等。如宮偉鏐在《春雨草堂別集》卷七《續庭聞州世說》“金瓶梅條”雲：“《金瓶梅》相傳為薛方山（應旂）先生筆，蓋為楚學政時，以此維風俗、正人心。又云趙儕鶴（南星）公所為，陸錦衣炳住京師西華門，豪奢素著，故以西門為姓。”[2]內中所涉《金瓶梅》作者薛應旂、趙南星均為明中葉較為著名的文士。自清至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金瓶梅》作者為王世貞說影響最大，如劉廷璣《在園雜誌》、王曇《金瓶梅考證》、顧公燮《銷夏閒記摘抄》、佚名《寒花盦隨筆》等，都有關於王世貞創作《金瓶梅》的文字記錄。尤其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本刊出，此本卷前鐫有謝頤序和張竹坡《苦孝說》，使《金瓶梅》作者為王世貞的說法進一步夯實。此後至乾隆十二年（1747）間的五十餘年內，又先後湧現出乙亥本、在茲堂本、皋鶴草堂本、影松軒本等近二十種“第一奇書”系列本，使《金瓶梅》作者為王世貞的說法更為根深蒂固而難以動搖。
1934年1月，吳晗於《文學季刊》創刊號發表《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一文，使《金瓶梅》作者為王世貞的說法受到重大顛覆。此文近三萬字,分五個部分，其中《王忬的被殺與》、《非王世貞作》兩部分集中辯駁王世貞為《金瓶梅》作者的說法。作者用大量的史料翔實而系統地證明了王世貞的父親王忬並非因“書畫肇禍”、“一切關於王家和《清明上和圖》的紀載，都是任意捏造，牽強附會”[3]、嚴嵩之敗和嚴世蕃之死與王家無關，進而否定王世貞的創作動機，以最終否定他的創作者身份。
吳曉鈴對《金瓶梅》作者問題的關注，為時甚早。1935年秋季，他從燕京大學醫學預科二年級轉入北京大學中文系三年級學習，即始投身古典文學研究，立志解決有關關漢卿和《金瓶梅》的學術難題。他在《關漢卿里居考辯•附記》一文記：“我從事學習古典文學是在1935年秋季從北京的私立燕京大學的醫學預科系轉學到國立北京大學的中國語言文學系三年級時開始的。那時年少氣盛，總想攀高峰，攻難關，曾經矢志在戲劇方面試圖解決環繞那位‘初為雜劇之始’的關漢卿的一些聚訟莫定的問題，如生卒、里居和作品真偽。在小說方面企圖把號稱“第一奇書”的《金瓶梅》的作者考證出來。”[4]撰於1939年9月的《讀曲日記》又說：“餘嘗發大願二，一為詳考關漢卿之生卒里居，此已寫定專文；一為詳考《金瓶梅》之作者，今亦略具端倪，惟未臻成熟，尚不便發表耳。”[5]文內說“略具端倪”，表明在此前，他已對《金瓶梅》作者問題有了初步的想法。
二
李開先是《金瓶梅》作者的說法為學界所廣知，始自吳曉鈴將其寫入1962年出版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該書由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寫，其中的《金瓶梅》一節由吳曉鈴執筆。書內對小說作者推測說：“《金瓶梅》作者的真實姓名和生平事蹟都無可查考。不過，從《金瓶梅》裡可以看出：作者十分熟練地運用山東方言，有是山東人的極大可能，蘭陵正是山東嶧縣的古稱”；同時，此頁下又有腳註解釋：“《金瓶梅詞話》本欣欣子所載序文說作者是蘭陵笑笑生，實際上欣欣子很可能也是笑笑生的化名。另外，有人曾經推測作者是李開先( 1501-1568)，或王世貞( 1526-1590)，或趙南星（1550-1627），或薛應旗（1550前後），但是都沒有能夠舉出直接證據，李開先的可能性較大”。[6]可以說，這是李開先為《金瓶梅》作者說的真正開始。這種說法形成時的具體情況，也可找到一些文字材料做佐證，如吳曉鈴的女兒吳葳在《父親吳曉鈴與雙棔書屋》一文回憶：“中國‘第一奇書’《金瓶梅》的作者到底是誰，四百年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父親從讀大學時起，經過多年深入鑽研、廣泛查閱、大量取證，提出李開先(1501-1568)是它的作者。”[7]吳曉鈴自己也曾撰文說：“有一次，叔雅（劉文典）先生談起那部直到今天還沒有徹底平反的冤假錯案，未予以恢復名譽的第一部由作家創作的長篇小說《金瓶梅》。他說‘《金瓶梅》是明代中葉的一個北京作家寫的。’他所舉出的證據，我還記得兩條：一個是小說裡提到北京正陽門內的兵部窪。一個是小說裡把北京郊區出產的特殊‘伏地蘋果’叫做‘虎拉賓’。按：兵部窪見《金瓶梅詞話》本第三十三回裡西門慶的女婿陳經濟唱的小曲[銀錢名山坡羊]。虎拉賓亦見同一回陳經濟唱的小曲[果子花兒名山坡羊]。叔雅先生並不知道我一直在暗地裡考定《金瓶梅》的作者到底是誰，當然他更不會想到那一席話會給我多麼大的啟發。我還是主張《金瓶梅》的作者是山東省人，並非北京人，因為那兩個小曲是作者引用當時的‘流行歌曲’，不屬於他的創作範圍；然而能夠證明作者是十分了解北京的，這就不啻提供了一個極為重要的探索作者的線索。”[8]吳曉鈴聽劉文典講此話是在西南聯合大學工作間，即1938年11月至1942年8月，具體時間難考。南京大學的苗懷明先生曾就孫楷第與胡適相來往的書信，考定孫楷第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率先提出《金瓶梅》的作者為李開先，且不少思路與認識可能影響了吳，亦可備為一說。[9]
《金瓶梅》作者李開先說，是清代的“王世貞說”被吳晗撰文重創後而首先出現的，此說在文研所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教材上被提出後，一直受到學術界關注和重視，或質疑駁難，或引申拓展，至今影響仍很大。如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最早在金學領域產生影響的著名學者朱星先生重倡“王世貞說”，對“李開先說”持否定意見。他在1979年第3期《社會科學戰線》發表《的作者究竟是誰》一文，逐一列出當時之前已提出的十二個《金瓶梅》作者，李開先位列其一。就之，朱星先生評論說：“李開先較有條件，他是山東章丘人，著《寶劍記》，與梁辰魚《浣紗記》、王世貞《鳴鳳記》稱明末三大傳奇。但問題是他官兒還不夠大，他是嘉靖己丑進士，除戶部主事，改吏部歷員外郎中，擢太常少卿。又時代較早，他生於一五〇一年，死於一五六八年，嚴嵩死於一五六六年，李開先不可能在死前三四年內寫出一百回長篇鉅製。又李開先與夏言（明嘉靖時宰相，為嚴嵩所讒殺）不睦，但與嚴嵩無怨。因此，李開先毫無必要在死前三四年（也正是嚴嵩死後三四年）中急忙寫此長篇小說來影射諷刺嚴嵩。因此，《金瓶梅》的作者也不會是他。”[10]這是較早，也是較有針對性一次質疑。長期以來，支持與補充“李開先說”者亦不少見，如1980年後，著名學者徐朔方先後刊發《金瓶梅的寫定者是李開先》、《金瓶梅成書補證》、《金瓶梅成書新探》等文，從《金瓶梅詞話》與李開先《寶劍記》的相互關係，力主李開先是《金瓶梅》的寫定者；1988年，金學名家卜健出版專著《作者李開先考》，從李開先之生平行實與宦跡遊蹤、作品的成書時間、蘭陵笑笑生的考辨、創作及美學思想等方面，均使《金瓶梅》作者“李開先說”得到了極大的深入和豐富。
三
吳曉玲的《金瓶梅》作者說，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具有自身的特色，其學術意義和價值深為學界所認可。如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呂薇芬曾撰文說：“關於《金瓶梅》的作者，眾說紛紜，有王世貞說、趙南星說、李開先說等等數十種。先生是較早提出作者為李開先的人。發表有《（金瓶梅）新考——試解四百多年來的一個謎》、《最初版本問題》、《和李開先的家事與交遊》、《與李開先的比較研究》、《引用宋元平話的探索》、《的方言語音初探》等文章。他從版本、從《金瓶梅詞話》用的文學語言、《詞話》中的情節與李開先的家事作對應比較、《詞話》與李開先所作戲劇作品《寶劍記》作比較等幾個方面著手，來證實李開先是《金瓶梅詞話》的作者。在文獻及考古資料不足的情況下，從作品本身尋找內證，探索作者的身份，確實是另闢蹊徑，引人深思。”[11]
雖然同主“李開先說”，徐、吳卻有著根本的不同，前者以為《金瓶梅》是集體創作的產物，李開先僅為最終的“寫定者”；而後者則以為是李開先的獨立創作。在討論的《金瓶梅》作者的過程中，吳曉鈴把關注點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個方面：欣欣子的《金瓶梅詞話序》、李開先個人的經歷、李開先家裡的人和事件、李開先所接觸的人、《金瓶梅詞話》和李開先的《寶劍記傳奇》；即既注重作品本身的考察，也重視作品的素材來源、作品產生的社會環境及文人經歷等，當代其他的《金瓶梅》作者研究基本也是依沿著如此的路徑。吳曉鈴先生同時是一個功底很深的語言學家，他重視語音研究而質疑詞語的類推，其以為：詞語在語言詞彙學上的範圍是很廣泛的，一個詞可能既屬於北方官話區，也流行於上江官話區和西南官話區；根據作品裡的詞語來推斷作家的母語，並從而指證其籍貫是很危險的，往往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有學者注意到，吳曉玲在美國印第安大學講《金瓶梅》專題曾講到鑑別作者的六條標準是：（一）作者是明代嘉靖( 1522～1567)年間人。（二）作者應是山東人。（三）作者熟悉嘉靖年間的北京。（四）作者在北京做過官。（五）作者在京居官與首輔不諧，因而罷官歸裡。（六）作者對非正統文學熟諳、愛好，且有造詣。[12]此六方面固然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對正確認識和研究《金瓶梅》作者仍是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以上本文主要從吳曉鈴《金瓶梅》作者“李開先說”的形成、特色，以及意義和價值幾個方面進行了梳理與簡評。《金瓶梅》是我國古代爭議最大、謎團也最多的一部小說作品，有關此書作者的說法至今已達七十種上下，“李開先說”只是其中之一。李開先雖是山東人，但他曾長期在北京做官，如果他曾撰寫或參與了《金瓶梅》的撰寫，書內有北京及周圍地區的痕跡，也是可能的。當然，對《金瓶梅》作者的探討，短時間內很難得到一個最終的答案；然而，只要我們沿著前人所開闢的正確道路不懈前進，就一定會越來越接近這個目標。
[1] 轉引自吳曉鈴：《大陸外的熱》，《吳曉鈴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211頁。
[2] 轉引自滋陽：《作者問題的探索》，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 9 8 7年第3期，第92頁。
[3] 吳晗、鄭振鐸等著《論金瓶梅》，文化藝術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23頁。
[4]吳曉鈴：《吳曉鈴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37頁
[5] 吳曉鈴：《吳曉鈴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23頁。
[6] 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中國文學史》，1962年第1版，人民文學出版社，第949頁。
[7] 吳葳：《父親吳曉鈴與雙棔書屋》，《北京觀察》，200年第9期，第33頁。
[8] 吳曉鈴：《話說那年》，中國友誼出版社， 1998年第1版，第58頁
[9] 苗懷明：《作者李開先說的首創者當為孫楷第》，《古典文學知識》，2003年第6期，第51～54頁。
[10]朱星：《的作者究竟是誰》，《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3期，第271頁。
[11]呂薇芬：《川水雖逝卻留痕——紀念吳曉鈴先生》，《文學遺產》，2003年第2期，第5頁。
[12] 種衍璋：《蘭陵笑笑生•李開先和》，《內蒙古電大學刊》1991年第1期，第25頁。
閱讀更多 京畿有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