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高考改变亿万中国人命运。（东方IC/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7月19日《南方周末》）
编者按：2018年高考录取正在进行之中。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既要保障学生有更大的自由选择空间，发展兴趣，有创造性，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教育公平，还要适当向弱势群体倾斜，在地区与地区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诸多政策目标，改起来殊为不易。恢复高考40年，也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40年。高考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平衡改革与稳定的样本。继2018年6月7日《我看高考改革趋势》一文后，本期，我们继续请兼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的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分析高考制度。欢迎读者来信发表您对教育话题的分析和建议，来信务求简短和见识。邮箱：[email protected]。
高考是适应中国国情的一种考试
南方周末：都知道高考是指挥棒，“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中小学似乎仍然是围绕着提高考分来组织教学，教育部门想“减负”，但落地起来似乎很难。
刘海峰：的确，现在中国因为有高考存在，它指挥棒的功能非常强大，影响了整个中小学教育。中考与之类似，导向功能也非常明显。所以，应试的压力在中小学是普遍存在的，甚至有些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课业负担也蛮重，在这种情况下，想改变中国学业水平很重的这种情况，很难。
但中国又离不开高考，我向来认为高考是适应中国国情的一种考试，没有高考不行，有高考就会对中小学有应试的导向。从中小学就开始的学业压力，除了跟高考制度有关外，很重要的还是中国人的教育价值观，这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自古就崇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高度甚至过度重视教育。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或教育部门，不管怎么发文件要减轻中小学学习负担，始终减不下来，一些基础课程，学校把它减下来了，家长又把它放在课外的假期里补回去，每到周末以及寒暑假，各种补习班、培训班，非常火爆。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年轻妈妈很多都是“教育狂热分子”。
崇尚儒家文化的东亚文化圈，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与中国类似，非常重视教育，华人尤其重视。那些移居海外，到美国去的华人、留学生，他们的后代，也要考高分、进名牌大学，像美国“虎妈”蔡美儿，就是华人中的典型。她已经是从菲律宾移民美国的第三代华人了，血液里还流淌着中华的文化基因。这跟我们文化相关，虽然美国没有像我们这样的高考氛围，但华人的孩子学习任务一样很重。
南方周末：《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讲要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探索发现和培养创新人才的途径，鼓励普通高中办出特色。为适应新高考改革目标，真正撬动素质教育，中小学教育阶段未来可以做怎样的尝试？
刘海峰：很难，如果能做，也只能是渐进地做一些试验，主要是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原因。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大家办事都讲求人情关系。再者，诚信体系不够完善，如果要多元评价、综合录取，希望能够不完全看课业成绩、考试分数，那就要看推荐信、平时表现、成长记录等，这些往往会作假，没法判断真假。比如说平时拾金不昧，好不好？当然很好，但德的标准，如果不能量化，在大规模考试录取选拔的时候就没可比性。自主招生当然可以，但招生规模变大，有几十万人时，综合评价就需要量化，而德的量化可能会异化或走样。现在中国高校很难来做像西方高校录取体制那样的改革，不得不以考试分数作为录取的主要依据。未来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诚信体系的完善，情况会变好。现在像高考这么刚性的考试，都还有一些人挖空心思作弊，比较容易作假的东西，没有相当严格的把关，是无法采信的。
“高考改变命运”VS“读书无用论”
南方周末：2016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2.7%，对中国高等教育早已从精英化到了大众化，且正在普及化这一情况，一些考生和家长并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许多人仍然将考上大学与改变命运直接画上等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刘海峰：虽然知识就是力量，但“高考改变命运”的口号确实不如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了，我是1977年考上大学的，对“高考改变命运”深有体会。那时别说考上大学，就是考上中专，一考出来都是国家准干部身份，都可以跳龙门。后来经过扩招，尤其高等教育大众化后，上大学不一定能保障有好工作，现在高考改变命运、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有相当大的下降。不过，我向来认为，高考仍然可以改变命运，只是如果上很一般的学校，改变命运的幅度就比较小，比较难，但如果考到比较好的学校，尤其是到顶尖大学，大部分人还是能比较明显地改变命运，对一些农村孩子，尤其如此。比如考上了重点大学或者原来的“985”工程大学、现在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读出来以后，再不济，找个不错的工作还是没问题。再者，校友圈也是他/她的社会资本。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还是很多农村家庭和考生强烈的期盼。
其实，主要是现在社会为青少年成才提供的路子不是很多。比如安徽六安市的毛坦厂中学，以前一些媒体老是对它进行抨击、讽刺，称作“亚洲最大高考工厂”、应试教育的典型。我认为对这些毛坦厂中学的学生、家长，不要一味地讽刺、挖苦，也要有一定的同情之理解。这些家长和学生，基本上都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在那里待上一年、半年陪读的母亲，基本上都是非白领，没工作的，房租又贵、条件又差，还不是期盼孩子复读时能多考几十分、上百分，能上个更好的大学。为什么要这样？主要是没有其他路子，如果不通过高考，他们可能祖祖辈辈地，从以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到现在是在流水线上打工。高考毕竟是一个能通过自己努力，实现命运改变的机会和途径。当然，读书无用论也广泛存在。
结构问题：缺创新能力和高级技工
南方周末：毛坦厂中学主要针对成绩本来就比较差的学生。据报道，衡水中学则存在比较严重的跨地域掐尖招生的现象，能进去的也不一定是条件差的家庭的学生。不论什么家庭，考个好一点的大学，的确是捷径之一，近几年毕业季待就业大学生数量仍年年刷新纪录，大学生就业难的讨论从扩招之后就一直存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快速增长，社会其他发展环境与之协调吗？
刘海峰：扩招后，就业的困难程度是远远高于以前了。从1999年扩招开始就出现这个问题，现在招生规模那么大，毕业生每年七百多万，确实有一部分人没法就业，这也是相当大的压力。不过，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虽说很高，但跟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比，还不算高，主要区别是没法做到宽进严出。像土耳其，经济水平不见得很高，毛入学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了，但毕业率并不高。欧美一些国家，有的大学招一百人，毕业的只有百分之四五十，我们就百分之九十好几，甚至接近百分之百的毕业率。这样一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虽然在总人口中比例不算很高，但在结构上跟社会需求还不是很匹配。一是真正高端的人才欠缺，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人并不多，另一方面，高级技工也缺乏，这种结构性问题还需很大努力才能调整、改进。
分省定额：历史与合理性
南方周末：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说，近5年实行了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专项招生计划，以及中西部招生协作计划后，多招收了37万名大学生。农村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有相关效果追踪调查吗？
刘海峰：全面、精确的没有，但据我一般地了解，还是对保护和鼓励农村学生上好大学，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现在农村学生上比较高层次的大学，机会比城市学生少很多，像北大、清华，农村考生数量这三十年确实下降比较多，关键是受教育条件不同，资源差距很大。对这种弱势群体要实行一定的倾斜政策，这对保障一些家境比较清贫、学习相当优秀的学生还是必要的。类似政策，世界多数国家都有在做，中国台湾地区也有，他们叫繁星计划，把重点大学的招生指标投放到那些薄弱的中学和偏乡地区去。这几年农村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招进来的学生，大部分还是很不错的，少部分在理工科院系学，成绩差距比较多的话，可能需要补齐一些知识。对文科和一般院校来讲，差一二十分甚至更多一些，应该不要紧。
南方周末：近年来使用高考全国卷的省份越来越多，在统一试卷的趋势下，录取分数线的可比性会越来越明显，分省定额录取制度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方向？
刘海峰：我觉得，主要还是以省为范围的变动，不论是科目改革，或者说其他方面的改革，无论怎么改，基本上不会影响分省定额这种录取制度，也就是按省级范围录取这种格局。因为分省定额的形成是一个相当固定或者说刚性的一个格局，这个说来话长。
南方周末：为什么分省定额的格局具有相当的刚性？
刘海峰：中国原来人才选拔是没有分省定额的。最早追溯到科举时代，像唐代考上进士科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北方人，南方人很少。但经过唐后期，随着南方的发展，进士增多了。唐末五代，北方经常战乱，经济文化受到很大破坏，许多士人南迁。到北宋中叶，考上进士科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南方人，完全倒了过来。当时北方出身的一些谋士，就跟宰相司马光出主意。司马光于是上奏，提出应该“逐路取人”，各地应按一定比例来录取。当时皇帝宋英宗也觉得有一定道理，叫朝中大臣讨论。南方出身的大臣欧阳修，是江西吉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科举考试既然是国家考试，应该以成绩录取，不能以地区按比例来录取，水平低的，还要给它一定的指标会造成不公平。于是这个争论不了了之，科场竞争还是完全按成绩录取。北方人弱势，南方人绝对强势，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明代初年。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南北榜事件”最为典型。当时首都还在南京，那年会试一发榜，52名中进士的没有一个北方人，发榜之后，北方举子就闹事，说考官都是南方的，偏袒他们。后来就找另一拨人复查试卷，当时科举考试确实很客观、公正，复查结果认为并未舞弊违法，维持原榜不变。北方举子不服，又闹，于是朱元璋龙颜大怒，把当时的考官和第一榜放出来的状元都杀掉了，还有一些人流放了。后来重新再考，请另一拨人评卷，再放榜出来61人，就全是北方人，没有一个南方人了。这被后人称为南北榜事件，是科举时代发生的最严重的南北地域之争。其实第一榜也不是考官有作弊，主要当时南北文化水平差异很大。
明代后来到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就出现了科举中的“南北卷”制度，其中还有“中卷”，江南、江西、福建、广东这些都属于南卷，占55%的录取名额，北卷占35%，中卷占10%。但到清康熙年间，有几科南方人中大部分是江浙人考得好，有几科甚至福建、广东没人考上进士，人们又提出这个南北卷制度还不够合理。于是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就出现了会试分省定额取士，按省来给定指标，这就跟我们现在高考分省定额录取制度很像。
科举1905年废除之后，高校也没有分省定额录取。但在1920年代，北京大学按成绩自由录取时，就出现有八九个省没有一个人考上北京大学的情况。当然，当时北大还不像现在那么重要。不过，当时的教育部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后来开始制定办法，照顾边疆和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给一定的指标。类似情况，演变到现在的分省定额。
南方周末：分省定额能产生怎样的效果？如何看待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间的矛盾？
刘海峰：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是一个两难问题，是一个千古难题。从北宋中叶就出现了，当时的文化巨人，从司马光到欧阳修等人曾经争论，也没法解决。现在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分省定额录取，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文化和教育水平差距很大的国家，是一个特有的现象，倾斜的高考分数线的问题，很难完全解决。
分省定额录取体制，以省为范围划定分数线，无论一个省的高考怎么改革，不会影响其他省。2017年浙江、上海的改革，以及今年北京、海南的改革，都是这样。
社会化考试：政府很难退出高考
南方周末：招生考试制度确实复杂。《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探索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这里的社会化考试具体怎么做？
刘海峰：社会化考试，即组织考试者不是政府或政府部门，而是由社会专业考试机构来考。在美国普林斯顿市，有负责SAT这样的学术能力评估考试的机构，它是私立非盈利性机构组织，是社会化考试的机构，而且是实行一年多考。现在各省的考试院，也不是完全的政府机构，大部分属于事业单位。
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在中国的国情底下，我觉得还是不宜交给其他民间机构来考。在中国，考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定意义上，中国是一个考试社会，高考尤其重要，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教育制度，基本考试制度。教育部长陈宝生2017年5月说过一句话：“高考是教育领域具有政治意义和全局意义的重要工作。”确实如此。高考基本没有小事。
中国人不仅把高考看作一个考试，一种教育，还经常把它变成一种经济、一种文化、一种万众瞩目的社会活动。“文革”前夕废高考，“文革”后恢复高考，就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中国，高考不是那么简单的，不像一些人所说，政府应该退出高考，就可以解决问题。
中国现在的高考由政府二十个部门齐抓共管。为什么兴师动众？就是因为民众太关切了，大家都把高考当成一个非常神圣的，在中国难得公平竞争的一种机制。恢复高考以来一直是这样，现在高考面临着防止作弊，尤其是高科技作弊的压力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才会让教育、公安、消防、交通、武警、国安、电信等部门来齐抓共管。就这样还不能杜绝作弊，还有一些人挖空心思钻空子。民间或其他第三方机构来主考，根本就做不到这些措施。前几年，有些地方高考时下大雨，路被淹了，当地发动部队的冲锋舟，把考生渡过河，这种情形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所以在中国，虽然提出社会化考试，但现在很难做到。比较合适的还是由现在各省都成立的教育考试机构来管理，特别是经过分省命题锻炼的教育考试院，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这样比较规范，有专业性，也能维护高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方法论：高考改革要从试点开始
南方周末：新高考改革从试点到推广节奏很紧凑，未来的高考改革，怎么处理改革与政策稳定性之间的关系？高考改革如何把握“度”？
刘海峰：我研究考试很长时间了，从研究科举算起有三十几年，研究高考也有二十几年，系统地研究了考试。从我的研究来看，高考改革这样影响重大、复杂的改革，最好是在全面研究和长远规划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进，才能取得最好的成效。
这次新高考改革，牵涉得特别广，变动幅度也比较大。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说要“文理不分科，减少统考科目，部分科目一年多考，社会化考试”等时，我就提出，像这样复杂的改革，是影响非常重大的，一定要在一定范围里实验，证明确实具有可行性后，才宜全面铺开。现在这个改革，先在上海和浙江试了，大家看了以后都知道其中的利弊，应该怎么来把握和调整，才渐进地铺开，是比较恰当的。还有，各省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因地制宜做出一些改进的办法。
比如说像海南省，基础教育不算很好，是2017年开始第二批试行新高考的。在制定新高考方案时，我参加过教育部对它新高考准备的督查，当时海南就没有像浙江那样选考一年两次，而是改进了，只有一次机会，且安排在高考之后紧接着进行。这样它组织起来就会省掉很多事情，对防止考试作弊很有帮助。海南这样的做法，比浙江简化很多，这种删繁就简的办法我个人认为是可取的。
新高考试点，要真正证明可行了，才推开。在推开过程中，也应不断地加以调整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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