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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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后，丹尼尔先生（丹尼尔·李布斯金，Daniel Libeskind）设计了纽约新世界贸易中心，代表了两件事情：一是它作为丹尼尔先生的作品，名字叫「记忆和重生」；二是它的重生有方向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是往「共产主义」改变，而是往「自由」的方向发展。
原世贸中心有 7 栋大厦，总计面积 120 万平方米，其中最高的「双子塔」高 1776 英尺（约 541 米），这是为了纪念美国建国的年份。现在新建的世贸中心建筑群也是 7 栋，共 100 万平方米，最高的一号大楼原本叫自由塔，也是 1776 英尺高。
在丹尼尔先生的设计中，自由塔的外形有点像自由女神像的胳膊和她手里的火炬，其他几幢则像自由女神迎风展开的裙摆，很有旋转、飘荡的感觉。
这种建筑设计在当时得到了最高的国际评价，因为它既展示了美好的艺术形式，同时也展示了它与自由女神之间的关系，象征美国人面对恐怖袭击时，所表现出追求自由、顽强不屈的精神。
▲《云中行走》丨双子塔倒了，自由精神还在
这么好的设计作品，到了最后建成的时候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其实现在的新世贸中心很不好看，因为这个建筑是一个由 SOM 建筑设计事务所（世界顶级建筑设计事务所之一）修改以后的作品。而在过去十多年里，我正好亲历了这个作品被修改的过程。
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有几个原因。
第一，是商业的力量，它使公共空间的艺术变得扭曲，不再美观。虽然 SOM 留下了部分丹尼尔先生的想法，但那里的 7 栋楼都被改了，而且每一栋都被改得很商业化。在原本的设计中，最高楼的楼身有一些旋转和扭曲，可是这种美带来了空间使用上的挑战，成了经济上的浪费。
所以 SOM 把旋转的部分都改成了方方正正的样子；同时又要考虑到街道的安全问题，所以楼身不能有棱角，只好折中一下，把方方正正的 4 个角都削掉，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这样一来，它的标准层就是 3500-4000 平方米，对买家来说比较方便。我们就是在它的空中大堂之上，建了 2 万平方米的中国中心。
▲最终落成的新世贸中心一号楼
第二个原因，是意识形态的力量。起初，我们想去自由塔造中国中心时，有个朋友特地到北京来跟我讲：「你要在那座被本·拉登强拆后新建的最高楼里，建中国中心？
这等于是把五星红旗插在『自由』上，这让美国人从精神上、价值观上就接受不了。」但后来随着中国的日渐强大，中美经贸关系的日益发展，直到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出现，我们才终于在 2009 年把这个项目签了下来。
因为在那个时候，美国人把自由塔改称为「WTC ONE」（一号大楼），这才勉强同意我们在这上面打造中国中心。即便当时还是有一些美国媒体在说「共产党占领了自由塔」，但绝大多数人的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以当意识形态、价值观发生改变，商业的力量会更大规模地入侵，人们开始在原基础上这边添一点，那边加一点。
早期是自由给了丹尼尔先生灵感，让他能够把建筑和想象结合起来，而一旦「自由塔」变成了「一号大楼」，就被无限地庸俗化了。现在这个建筑的周边已经变得和北京的 CBD 差不多，完全看不到美国的历史、文化、生长和美国人的价值观。
▲《监守自盗》丨骄傲如美国人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
左右我们审美的重要原因是：用什么样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去支持这种审美？
当然在这背后还有政府体制的制约——在中国，最现实的是政府管理体制和审批体制。举个例子，我们在天津请了一位荷兰设计师设计了一组非常好的住宅，但是这个设计经过各个机构的审批之后，又会变得跟众多城市的普通房子一模一样。
让一群三流眼光的人去改一个大师的作品，得到的就是一个连三流水平都不如的结果。所以，商业的力量、意识形态和不当的管理体制，都会对我们的公共审美造成伤害，而我希望这个伤害尽快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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