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諷就是痞子的靈魂，或者就是痞子話語的核心秘密。我們習慣上說一個人很“痞”，這意味著在指陳這個對象具有強烈的反諷特徵。這種特徵融解在他的全部言說和行為裡，彷彿是一種令人不快的胎記。但痞子的反諷與知識份子截然不同，它是建立在對正諭話語體系的踐踏上的。它像一個大院父輩那樣言說著正諭話語，卻又像不肖子弟那樣對這種官方用語大肆嘲弄。痞子的事業就是揮霍並顛覆著他的話語祖業，並且要在這種顛覆中獲得復仇的快感。
1情感反諷
“過把癮就死”是王朔“大院紀事”的樣板，也展示了王朔式的精神分裂。男主人公石岜和女主人公杜梅的婚戀喜劇，一方面嬉笑怒罵、玩世不恭，一方面又滿含著被反諷話語精心掩飾起來的感傷和愛慾。男女雙方的遊戲性貧嘴，戲劇性地反諷了各自的心靈苦痛，也就是令這種苦痛獲得了一個貌似快樂的話語面具――
那之後不久，我去外地為政府辦點事。在長江邊一個旅館的小房間裡，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了她。那夢境不堪人目，她躺在我上司的懷裡，似乎比那天躺在我懷裡還心甘情願，看見我出現在床邊上也無動於衷。在夢裡我就很心酸，醒來仍在流淚。
我們看到，在王朔的小說裡，更大的苦痛總是埋伏在話語狂歡的終點，伺機給主人公以致命的一擊。儘管面臨“犬儒主義”的指責，王朔並未逃脫痛苦的追擊。恰恰相反，就其本質而言，他最終只能是一個響應時代召喚的精神分裂者，擺動於犬儒和偽犬儒之間，時而在痛苦裡輾轉反側，並且竭力要從眼角皺紋的縫隙裡擠出歡笑。然而，這種環繞著哭泣和眼淚的孤獨、渴望和激情，卻要被掩藏在冷漠、瀟灑、漫不經心的彼此調侃之中，彷彿是一些街頭和臥室裡的日常演劇――
她（杜梅）揹著沉甸甸的書包在車水馬龍的馬路上走走停停，東張西望，像是一隻鶴小心翼翼地涉水過河。
她一看見我就笑了。當時天涼了，我穿著一身釦子指到脖頸的深色中山裝，挾著個皮包，活像一個道貌岸然的國民黨市黨都委員。
“本來就是小職員麼。”我笑說，“辦公室我還戴套神呢！”
她仍是笑：“真沒想到你還有這麼一副嘴臉。”
——《過把癮就死》
街頭劇的主角看起來完全不像是一對墜入情網的戀人，倒像是兩個邂逅的路人，在一臉壞笑中開始了愛情的話語嬉戲。這種把嘲弄、揶揄、反諷之類的話語推進到生活的深處，甚至推進到情感的最深處，成為構築婚姻生涯的基本作料。在一個人本主義匱乏、生命營養不良的時代，這種自虐和他虐的病態愛情成了常態。正如小說所昭示的那樣，它最終只能導致婚姻的破裂。知識份子對王朔的誤讀完全來自他的這種情感反諷，也即來自他對於情語的技術掩蔽。
基於現代犬儒主義的大規模入侵，在王朔的流利的貧嘴背後，正是他的情感失語。王朔日益陷入當代社會的話語敘事的病態。他和所有當代人一樣，為自己身上的那些在“信仰危機”之後殘剩下來的愛情、信念和道德操守而感到羞恥，彷彿那是些在光滑的頭頂上蠢動的蝨子。這種“敘事自閉症”日益吞噬著他的書寫，阻斷了情感的正常表意。反諷的功能就是對情感敘事進行修辭轉換，以便那些“情語”能夠在這種似是而非的敘事存留下來。
2道德反諷
情感反諷並不能解決“話語的半身不遂”危機，並且註定要進一步擴張到道德領域，在那裡引發更大的顛覆事件。王朔的成就在於他把北京街痞的言說轉換成了書寫文本，並且在小說敘事中完成了對這種街痞話語的全面整合。但他同時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正諭話語。他的人物大多使用這種話語，卻由於語境的滑稽性而變成了似是而非的反諷。
王朔是利用“身份記憶”和正諭體系展開反諷的高手。但他的初期反諷作品，其表層結構過於堅硬和完整，缺乏必要的語義裂縫，這也是其作品引發廣泛誤讀的主要原因。他策劃和編劇的電視劇《渴望》就是一個範例，那些浮動在表層的正諭話語，由於過於完備而導致了觀眾的大規模誤讀，以為該劇在放聲謳歌女主人公劉慧芳，弘揚一種逆來順受、忍辱負重的受虐型道德，而事實上它不過是一場隱晦的反諷遊戲，劉慧芳只是他盡情揶揄和施虐的對象而已。他同時也在據此揶揄了沉浸於誤讀的道德快感中的電視觀眾。王朔就此玩弄著全體中國人民。他在這個意義上成了正諭話語體系最陰險的敵人，但在另一方面，也正是這種“誤讀”把王朔變成了國家主義的密友。《渴望》像一把雙刃劍，閃爍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語義。
以國家主義為內核的大院話語，無疑就是王朔話語的語法根源，但王朔卻反叛了他成長時代的語境。他的顛覆策略不是直接摒棄這種話語，而是利用“身份記憶”在反諷的層面上放肆地使用它，最大限度地榨取它的剩餘價值，令其產生滑稽的語效。國家主義話語就這樣悄然崩潰了，成了一堆荒謬的日常話語垃圾，在小說的閉抑空間裡無力地掙動和喘息。
八十年代中後期的中國文學是道德懺悔者的天下。他們是一群中年或即將步入中年以及尚未抵達老年的知識分子作家，曾經遭受毛時代的政治風暴的電擊，並由此獲得了大量苦難經驗。我已經說過，張賢亮的小說是受虐型道德的一個樣本。作為王朔小說的支柱，道德反諷成了顛覆知識份子的道德書寫的犀利武器。在某種意義上，劉慧芳就是張賢亮人格的一個底層民間翻版。王朔的嘲笑聲越過了那個柔弱的女人，迴盪在中年知識份子的頭頂上，令他們感到了正在逼近的尖銳的道德危機。
3敘事性反諷
王朔的流氓主義樣板是《頑主》。這部最具爭議的電視肥皂劇腳本式的小說，蘊含著大量流氓話語，並且成為九十年代前期文學反諷的最大的集中營。故事緣起於一群“正派的生意人”開了家叫做“‘三Ｔ’的公司”（三Ｔ’是替人解難替人解悶替人受過的簡稱），目的是在社會服務方面拾遺補缺，例如派個替身去替人談情說愛，替老公當老婆的出氣筒、跟人聊天、 替人組織作家頒獎大會以滿足其當作家的虛榮，如此等等。但這個超現實主義故事卻具有驚人的現世感。藉助那些破碎的電視剪輯段落中，他要放肆地展覽北京街痞的精神氣質和話語魅力――
馬青和楊重坐在花房般鑲著通體玻璃窗的咖啡廳的臨窗座位上，看著來來往往的行人，聽著一位老兄胡砍：
“想想吧，萬人大餐廳，多麼壯觀！多麼令人激動！就要在中華大地矗立起來！不要總說外國的月亮圓嘛，我們也有一些世界之最。我豁出來了，工作也辭了，不惜一切要把這件事促成，咱不就為了把事辦成嗎？不惜糜費！長城當時不也是勞民傷財麼，現在怎麼樣？全指著它抖份了。幹就幹史詩性的東西！”
“可能騙來那麼多老外麼？”
“能，官能！你以為老外們一天到晚在幹嗎？不就憋著到咱們中國來大快朵頤嘛。”
——《頑主》
這是利用正諭話語進行多重反諷的範例，同時也是敘事的精神分裂的樣本。其中第一重反諷指涉了北京侃爺的劣習，而第二重反諷則指涉了國家主義的謊言。這是發生在敘事層面上的精神分裂。王朔和北京街痞的關係是曖昧的，他一方面藉助反諷與之保持距離，一方面又要利用這種流行的痞子敘事遊戲來完成文學書寫；他在流氓話語和對流氓話語的反省中出出進進，他們在偵探遊戲的現場貧嘴，縱論國家大事，與警察們愛恨交織地周旋，不停地打牌和搓麻將，展開天橋式的話語雜耍，模仿並激賞著流氓的駭世警句，同時又企圖保持一種超然的“間離”語效。這其實就是對上述痞子式反諷的第二度反諷。王朔在敘事上的不動聲色導致了二度反諷的透明化。它是一種幾乎無法察覺的存在。這種第二度反諷的透明性引發一個災難性後果，那就是它招致來自知識界的激烈批評，認為王朔就是痞子的化身，也就是流氓的代言人。在知識份子的視域裡，流氓的影像和王朔的身影發生了戲劇性的疊合。
王朔的敘事本身是“潔淨的”，他的所有街痞話語僅僅出現在他的人物對話之中。這是一種機智的敘事策略。街痞話語被限定在一個對話框裡，擁有一條清晰可辨的界線。它從那裡大聲嘲諷（自嘲與互嘲）著威權主義的世界。
王朔的精神分裂還在於，他時而也加入到知識分子作家的書寫遊戲中去。小說《玩的就是心跳》，就是一個“警察抓強盜”兒童遊戲的話語再現。在謀殺、死亡、和逃亡的詭異氣氛，出現了一個類似於馬原、北村和餘華式的結構迷宮：反覆、重疊、迴旋，精神恍惚，顛三倒四，像一場沒有出路的夢魘。但越過兇殺的危機四伏的表面，它逐漸露出了虛構的遊戲本性。
這部“玩的小說”是王朔試圖“自我超越”的一種嘗試，儘管他的人物對話繼續保持痞子特徵，但其結構卻不可思議地散發出他所憎恨的知識份子氣味。他的反知識份子寫作出現了戲劇性的動搖。儘管如此，王朔的語言姿態還是激怒了正諭體系的支持者（政府官員和經院知識分子），使他在受民間歡迎的同時也成為最富爭議的人物。
王朔利用北京市井口語來顛覆毛語的權威。由於王朔的緣故，民間的流氓話語大規模湧入文學，成為推進俚語敘事和修築衚衕美學的基石。王朔的“頑主”主要不是道德的叛徒，而是話語的叛徒，利用反諷瓦解了道貌岸然的毛語，並且宣判了國家主義威權的死亡。從此，在中國的街頭巷尾，到處走動著王朔式的反諷性人物，言說著王朔式的反諷性話語。“痞子”成為最流行的公共形象。這是流氓美學對國家美學的一次重大勝利。痞子精神經過作家的界定和弘揚，最終成了普適的流氓話語。這是流氓主義彈冠相慶的時刻。
知識界對王朔主義保持了長期的沉默，直到王朔涉入文壇十年後的1995年，人文精神大討論的發起者們才開始撰文彈劾流氓。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代表的朱學勤發表文章，尖銳批評王朔主義，指責其本質是“大院父輩消滅的市民社會，大院子弟再來冒充平民。”朱學勤的抨擊顯然指涉了王朔主義的某種要害：“不能因為虛假說教與虛偽崇高曾經結伴而行，就有理由從此躲避一切崇高，粉碎一切信念。”朱學勤為此提供了“第三齣路”：“在虛假於真實粗鄙之外，還有第三種精神狀態值得追求，那就是：既不虛偽，也不痞子，維護人的起碼尊嚴；既不受橫暴侵犯，也不受偽君子的欺騙，同時也不與真小人同流合汙。”朱學勤的批評代表了知識分子對王朔的基本判斷，它同時也意味著知識界和王朔主義的道德決裂。
但我們已經看到，知識界對王朔文本的讀解存在著嚴重誤讀，它誇大了王朔主義的對文化、信仰、道德理念等古典價值系統的顛覆作用，並且無視其在反諷話語方面所獲得的創造性成果。朱學勤所倡導的“第三齣路”，就是企圖表明除了國家主義和流氓主義，還有啟蒙主義、人文精神等由五四－新文化運動締造的各種知識信仰的存在，而這是比前兩種都遠為正確的出路。在中年知識分子的傳統信仰和新生流氓主義的價值反叛之間，爆發了經久不息的話語冷戰。
本文圖片皆為方力鈞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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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上古神系》為朱大可先生耗費20多年的研究成果。全書以跨文化的全球視野，運用多種學科工具，獨闢蹊徑地探研中國上古文化和神話的起源，發現並證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話均起源於非洲，這是繼美國學者發現全球智人源於非洲、新西蘭學者發現全球語言源於非洲之後，第三個具有原創性的學術貢獻，有助於修正人類文化起源的傳統觀點，向西方主流人文闡述體系注入“中國元素”。這些觀點顛覆晚清以來的學界定見，為認識華夏文化的開放性特徵、傳承本土歷史傳統、推動中國文化的未來複興，提供了富有卓見的啟示，可視為1949年以來中國學術的重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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