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齊書·本紀第一·神武帝上》記載了北齊實際的奠基人神武帝高歡的家世：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蓚人也。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眾歸魏，為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三子謐，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謐生皇考樹，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鄰人以為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產姊婿鎮獄隊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

因為《北齊書》散佚的情況非常嚴重，到了北宋時就只剩下1卷本紀、16卷列傳是李百藥撰寫的原文，其餘33卷都是後人根據李延壽《北史》和高峻《小史》等書陸續訂補而成的，因此，上述高歡本紀中的記載，和《北史·齊本紀上》中關於高歡家世的記載是基本相同的：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勃海蓚人也。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眾歸魏，為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三子謐，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謐生皇考樹生，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鄰人以為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產姊婿鎮獄隊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

高歡父親的名字，正史記載有高樹、高樹生兩說，洛陽新出土的北魏高樹生夫妻墓誌證實高歡父為高樹生。

簡單總結一下關於高歡家世的信息無非是以下3點：

第一，高歡是漢人；

第二，高歡父系出自渤海高氏，門第高貴；

高歡（496年—547年），東魏權臣，北齊王朝奠基人

高歡崛起時的北魏及周邊形勢地圖

1949年，四川大學《史學論叢》第1期刊載了繆鉞（字彥威）教授《東魏北齊政治上的漢人與鮮卑之衝突》一文（後收入1963年三聯版繆鉞著《諸史存稿》)，繆教授在這篇論文中的結論是：

蓋高湖、高謐乃渤海高氏，入仕魏朝，高謐本無子嗣，高歡乃塞上鮮卑或漢人之居塞上而鮮卑化者，既貴之後，偽造世系，冒認高謐為祖，謂其父樹生為謐之長子，以附於渤海高氏之名族。

繆鉞教授的論文影響較大，但其實早在其論文刊載的19年前，馮承鈞先生就在《東方雜誌》1930年第27卷第17期刊登過一篇名為《唐代華化蕃胡考》的論文（後收入2015年上海古籍版《馮承鈞學術論文集》），在這篇論文的結尾部分，有一個名為“高齊出於鮮卑”的附錄，同樣指出：

茲檢史書，

北齊高歡之來歷，亦甚不明。……但據史文考之，其人實非漢族而鮮卑化者。……據前引諸文，北齊高歡不得謂為漢種。

但是馮承鈞先生所舉出的例證，大都都是高歡以鮮卑人自居的態度和高齊政權的鮮卑化政策，以及高歡的子孫自認為或者被別人認為是鮮卑人的一些言行，並不能證明其觀點——因為漢族而鮮卑化完全可能出現所有同樣的情況。

這些方面的例證週一良教授也部分提到過，併為繆鉞教授引入自己的論文，但在繆鉞教授這裡這只是論據的一部分，繆鉞教授質疑的主要依據是：

第一、《魏書·高湖傳》沒有提及高歡祖父謐“坐法徒居懷朔鎮”，與《北史·神武帝紀》異，且《魏書·高湖傳》明確記載高謐在“延興二年（472）九月卒”，其長子高樹生也就是高歡的父親“孝昌二年（526）卒，時年五十五。”那麼高樹生出生之年正好是其父高謐卒年，又怎麼會有弟弟高翻。

第二、高歡之父高樹生根據《魏書·高潮傳》的記載當過北魏的軍官，而且“位至大都督”，而《北史·齊本紀上·神武文襄》中

第三、高歡與同屬渤海高氏的高乾兄弟之間反映不出有宗室戚屬關係；高歡次子高洋厚於鮮卑、薄於族弟；都不近情理。

高歡的五世祖到三世祖都任職於慕容氏

高歡家世和高齊政權屬性有關，關涉重要的歷史價值，也比較有趣，歷來關注和議論者很多。

先說談古論金的觀點：那就是高歡是漢人，不是鮮卑人。

陳寅恪教授在《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萬繩楠整理，1987年黃山書社版）是這麼看待這一問題的：

高歡的祖父高謐為北魏的治書侍御史，深得獻文帝的信任。後因事坐法徙懷朔鎮。曾祖父高湖。或雲此為冒認，然遠祖可冒認，三代以內要冒認是不可能的。毫無疑問，高歡為高湖之後，籍貫為渤海蓚縣，民族為漢人。說他是漢人，為就血統而言。

陳寅恪教授的觀點是一個堅實的證據，“三代以內要冒認是不可能的”，斬釘截鐵，足以說明高歡是漢人——後面談古論金還會詳細展開論證。

當然，不能選擇性失明只找對自己有利的證據，陳寅恪教授同時認為：

高歡在血統上雖是漢人，在“化”上因為累世北邊，已經是鮮卑化的人了。“化”比血統重要，鮮卑化人也就是鮮卑人。“化”指文化習俗而言。

這一點談古論金有不同的觀點，“鮮卑化人也就是鮮卑人”是不能直接成立的。

《陳寅恪集》書影

陳寅恪教授在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曾經提出這麼一個觀點：

全部北朝史中凡關於胡漢之問題，實一胡化漢化之問題。當時之所謂胡人漢人，大抵以胡化漢化而不以胡種漢種為區別，即文化之關係較重而種族之關係較輕。

這和他認為鮮卑化人高歡就是鮮卑人是一致的。

文化習俗當然是中古時期族群劃分的重要因素，但是過於強調這一因素，實際上忽視了更為複雜多元的實際情況，在實際中，地域、政治、血緣等等因素都在族群劃分中起到不可或缺也不容忽視的作用，而且在很多情況比陳寅恪教授堅持的文化因素更為重要。

高歡及其同時代人口中的“鮮卑”實際上是六鎮人士的統稱，從這個意義上，他和後來的北齊皇室當然是“鮮卑”；但是，在其死敵北周的實際奠基人宇文泰那裡，高歡仍然被稱為“漢兒”，這說明其血緣依舊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雖則這有敵人攻擊貶低的元素在內。

北齊時期佛像

從這個角度其實我們可以有另外一個釐清高歡家世的思路。

那就是，雖然史書所志之系譜、地望不可盡信，關於帝王的前代家世也多有避諱貧賤、攀附高門的習慣性做法，但惟其如此，

高歡在可以編造自己家世祖系的時候，完全可以不選擇當時受到貶抑的“漢兒”身份，他這麼選擇，大概率證明他確是高姓漢人。

舉一個例子，十六國時不乏慕容氏改姓高氏者，如果要建構自己在六鎮集團中的身份地位，這種舊王孫的身份或許就不失為一個較好選擇。

而高歡在渤海高氏中上溯幾代的譜系非常清楚，當時有大量與他同祖同宗的渤海高氏成員存在，要造假也不是這樣一個造法。

高歡當權後大肆追崇自己的祖先，也惠及自己的同族，其中主要的對象是自己的祖父高謐、親父高樹生和叔父高翻，最多追溯及曾祖父高湖的後裔，因而清代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內認為高歡不追崇高允非常可疑其實並不正確（這也是繆鉞教授的論據之一），造假而如此大費周章還需要無數族人背書，本身也是不合理的。

北海高氏就是渤海高氏

宇文泰為首的西魏和高歡為首的東魏對峙形勢地圖

《周書·本紀第一·文帝上》裡記載了宇文泰討伐高歡時候的檄文，裡面說高歡：

賊臣高歡，器識庸下，出自輿皂，罕聞禮義，直以一介鷹犬，效力戎行，靦冒恩私，遂階榮寵。

馮承鈞先生認為：

雖其語出政敵，然歡之出身可知。賴宇文泰亦非漢種，否則必斥歡為胡虜夷狄矣。

其實，上一句只說明高歡出身不高，這是因為祖父因罪貶謫到懷朔鎮而家道中落，只能證明《魏書》中關於其祖父高謐和父親高樹生的各種官職經歷有粉飾誇大的地方（性通率不事家業就是貧窮的代名詞），不能由此推斷其家世是偽造的。

而下一句馮承鈞先生似乎完全理解錯了當時時代背景和民族環境下宇文泰的文宣立場，胡虜夷狄是六鎮集團自認為的鮮卑貴種，宇文泰不以此攻擊對手絕不是因為自己也是，在他的立場，高歡的所謂“漢兒”身份反而是攻擊敵人得心應手的武器，在這個意義上，唐代歷史學家劉知幾因此認為宇文泰的華夏文化程度不如高歡，也是錯誤的。

總之，綜合各種判斷條件，高歡理所當然是漢人而不是鮮卑人，但是作為鮮卑化漢人，高歡卻正是藉助這種跨界的雙重角色在擔任領民酋長的同時受封渤海王，贏得胡漢兩方的接受與擁護，較為完美地實現了“雜用夷、夏，有撫御之術”（胡三省《通鑑》注）。

《北齊校書圖》反映了文宣帝高洋時期北齊對古代文獻整理的史實

甚至後來北齊王朝的整體調性也受到高歡雙重身份的影響，那就是鮮卑化的影響很大，但主要是在軍事系統上，在整個社會的經濟文化上並沒有嚴重的消極破壞，反而文化昌明，令顏之推等人嚮往和追憶，這一問題以後談古論金和大家詳細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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