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到生活細枝末節，大到國家方針政策，大荔縣安仁鎮顧賢村68歲的農民黨春長堅持寫日記50年，將自己生活中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 從1968年起，黨春長就開始寫日記。從做工粗糙的小冊子到裝訂考究的日記本，黨春長寫了大小10本，字裡行間記錄了他的生活變化、居住村莊的變化，也折射出半個世紀以來陝西農村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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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木工活還清70元“鉅款”
“改革開放之前，我們一家人的日子過得比較艱難。”7月13日，黨春長一邊翻看日記一邊對記者說，1976年，他的小兒子出生不久，原來兩間茅草屋實在沒法住了，他咬牙加蓋了兩間土木結構的瓦房。“建房花了200多元，用工分抵扣完後還欠集體70元。”黨春長在他的日記中寫道。這筆沉重的債務讓他焦頭爛額，他多次在日記中發出感嘆：“這筆‘鉅款’什麼時候才能還完呀！”
黨春長做得一手好木工活兒，那個時候他只能給村集體幹，然後由村集體記工分。1978年，政策開始慢慢放寬，他可以外出接活兒，一天掙2元工錢，給集體交上一部分，剩下就是自己的，到年底他不僅還清了70元債務，手頭還有了節餘，這讓他做木工活兒的積極性更高了。 “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黨春長在日記中寫了這樣一句話。1981年，顧賢村實行聯產到勞責任制，這一轉變激發了村民的生產積極性。“出工不用喊，幹活兒不用管，人人拼命幹，個個想增產，吃飽不再難。”黨春長在日記裡這樣形容當時的場景。
改革開放初期，農業生產還是“以糧為綱”，像棉花這樣的經濟作物不允許私人種植。1983年，大荔縣普遍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這一狀況得到改觀。“承包8畝地，種植小麥4畝、油菜2畝、棉花2畝。”黨春長在日記裡詳細記錄了實行包產到戶那年的生產計劃。他回憶說，當時吃飽飯是大事兒，要多種糧油作物。
20世紀80年代末，黨春長決定減少糧食種植面積。“我已經存了3000斤小麥，1000斤油。那個時候大荔農民都開始種棉花、西瓜等經濟作物，大家放開手從土裡刨‘金疙瘩’，人人都爭當‘萬元戶’。”黨春長告訴記者。
靠著做木工活兒和種植棉花、西瓜，10多年時間裡黨春長的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家裡相繼添置了洗衣機、冰箱、黑白電視機等家電，黨春長還花3000元購買了一臺手扶拖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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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當上“萬元戶”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讓黨春長有了更多“自由時間”，可以四處給人做木工活兒。黨春長的日記裡顯示，那個時候他一年有7個月時間外出做木工活兒。 改革開放之初，廣大農村地區百廢待興，在顧賢村，一大半家庭的房子是茅草房，吃飽穿暖成為村民最大的願望。改革開放後短短几年時間，村民生活有了很大變化，新建房屋的人越來越多，大家都來找黨春長做木工活兒。“一天2元錢，一個月下來掙的錢比縣長掙得還多。”黨春長說，為提高工作效率，他還專門買回一臺先進的刨床，帶了4個徒弟。
“改革開放春風勁，國家政策得民心。放下包袱大膽幹，爭取收入再翻番。”翻開黨春長1992年的日記，扉頁上的一首打油詩格外醒目。千里之外的那聲春雷，已經震撼到這名遠在西北的農民。 進入20世紀90年代，黨春長開始覺得靠做木工活兒掙錢越來越難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加之村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大家都建起了磚混結構的房子，購買了做工精美、價格低廉的傢俱，找我做木工活兒的人越來越少。”市場經濟大潮已經衝擊到了黨春長的生活。“我什麼時候能當上‘萬元戶’？”黨春長在日記裡這樣問自己。
位於關中平原東部的大荔縣，土地肥沃、水源充足。20世紀90年代，大荔縣已經從重要的糧棉產地變成果蔬產地，政府鼓勵村民種植經濟作物提高收入。誰帶回什麼果苗、學到什麼技術、搭建幾畝大棚、掙了多少錢，在黨春長的日記裡經常被提及。
1993年，黨春長種了4畝“秦冠”蘋果，3年後蘋果有了收益，掛果當年就賣了1萬多元。“我終於成‘萬元戶’了！”黨春長開心地在日記裡寫道。此後幾年，蘋果成為他家的“搖錢樹”，收入連年增長，每年都能達到萬元以上。
翻看黨春長1992年以後的日記，明顯感覺到社會發展的速度加快了。從黨春長種的蘋果來看，高產的“秦冠”品種被相繼換成口感更好的“紅富士”“嘎啦”等品種，不光是露天種植，還出現了大棚種植。黨春長對自家的家電進行了升級換代，還花了6000多元買了輛三輪摩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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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地不繳稅國家還給補貼
黨春長在村裡當會計多年，在改革開放前他的工作內容主要是記工分，改革開放後則是收農業稅。“繳納農業稅487元、特產稅382元。”黨春長的日記中有這樣一筆記錄，但是從2006年起，這樣的記錄消失了。
“在我國沿襲兩千多年的‘皇糧國稅’從此成為歷史，這是一個值得農民慶賀的日子。”2006年1月1日，黨春長在日記中鄭重地寫道。
不僅不用繳稅，種地還有補貼。“2005年11月23日，領取補貼款28元。”這是黨春長的日記裡第一次出現領取農業補貼的記錄，到2017年，這個數字已經變成480元。
隨著經濟的發展，各種惠農政策越來越多。國家在“三農”上的投入讓村裡的一切都在慢慢發生改變，這些都被黨春長寫進了日記裡。政府投資修建了水塔，家家戶戶用上了自來水；水泥路鋪到每戶門口，“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成為歷史；村裡建起了廣場，休閒鍛鍊有了好去處；在國家政策支持下，村裡腦子活泛的人流轉土地建起合作社，用上先進的農業技術，種植冬棗、核桃等，打出自己的品牌，收入節節升高。 “兒子買房給5萬元；買電動老年代步車4萬元……”黨春長在日記中記錄的消費金額越來越大。“小兒子通過清華大學培訓，順利拿到結業證；報名參加老年科協活動……”日記中出現的新鮮事兒也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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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精神上的富足
“80年代種地是為生存，90年代種地是為生活更好，現在種地是為生活有趣。”黨春長在日記中這樣寫道。黨的十八大以後，黨春長覺得日子越過越富裕、越過越精彩，他開始注重精神上的富足。
村民服務中心翻修一新，黨員活動有了場地，能定期開展組織生活；村裡修建起活動廣場，每天在廣場上唱歌跳舞的人多了，打牌的人少了；黨春長學會了拉二胡和譜曲，他寫的一些簡單的歌曲和快板書在村民間傳唱；農民有了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孩子上下學有校車按時接送；扶貧工作隊進駐村裡，大家離共同富裕的目標越來越近……黨春長在日記中記錄著身邊的變化。 村裡搞文化建設，修建起書屋和村史館，黨春長動員在外工作的哥哥和弟弟捐贈圖書和書法作品，他自己則拿出日記本和保存了幾十年的賬單票據放在村史館供人觀看，讓它們成為“活”的村史，讓村民不忘初心、記住鄉愁。
“日子過得越來越好。”這是黨春長和鄉親們的普遍感受。陝西省統計局數據顯示，改革開放以來，我省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農村居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2017年，陝西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0265元，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9306元，消費結構不斷升級，住、用、行和文化娛樂等享受和發展方面的消費支出明顯增加。農村居民消費日漸多元化，逐步從物質滿足向精神滿足轉變。 黨春長堅持半個世紀寫的日記，不僅是一個普通農村家庭的生活變遷史，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不斷進步、人民群眾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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