鍵盤俠、道德婊們,不要用自己的「三觀」去品評他們的生活

鍵盤俠、道德婊們,不要用自己的“三觀”去品評他們的生活

來源 | 壹權謀

一則很扎心的報道,格鬥孤兒“被解救”回家,被強迫摁手印的孩子們哭成淚人,現場工作人員很無奈地問接孩子們的人:“你們徵求娃娃們的意願了嗎?”

這幫以拳明志的孩子,本有機會成為中國的播求,但只能回去天天吃土豆,回到那個窗戶就是一層薄紙、風稍大點就會吹破、一年吃不上三頓肉的家,甚至過上與毒品打交道抑或流浪的生活。

而這事件的源頭,在於他們表演時被人拍了段視頻發到網上,又有媒體指鼻子挑眼,說俱樂部沒有收養資質、沒有讓他們接受義務教育等。

有人說,他們老家肯定會有個交待的。是啊,可是網友們的記憶和金魚一樣,只有七天的記憶,當他們淡出視野後,又有誰會記得這批為生存掙扎的孩子們呢?

歷史上,有晉惠帝“百姓無粟米充飢、何不食肉糜”的故事。面對那些為生存而掙扎的群體,用“想當然”的方式指責評論,何嘗沒有晉惠帝之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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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有一個熱議話題:“為什麼很多人辛勞一生,仍然生活在社會底層”。

答案很多,比如說讀書,寒門再難出貴子,知識也不一定能改變命運。窮人的孩子光靠吃苦,很難拼過優質資源的孩子,起跑線上已經低了幾個級別。

每年上清華北大的,家庭一個比一個好,而“窮二代”們屈指可數。

坐落在安徽大別山深處偏遠鄉鎮上的毛坦廠中學,被稱為“亞洲最大的高考工廠”,每年輸送上萬畢業生,高考本科達線率達到90%以上,孩子們每天晚上點燈熬夜,何嘗不是點燃希望。

可是,又有人跳出來說,這不符合我們素質教育的本質要求,不能把我們的教育搞成“生產機器”。

這些人想到否,在高考的激烈競爭中,所謂“全面發展”對農村孩子和普通家庭學生來說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奢侈。

在城鄉教育差異懸殊的情形下,我們有什麼理由指責那些貧寒子弟通過“高考工廠”實現命運。

再比如,打工,更是難求富貴。隨著資本的地位和作用不斷提高,收入分配中“重資輕勞”現象凸顯,資本壓榨勞動現象十分嚴重,導致靠勞動獲取收入的收入增長緩慢。

很多人懷揣著勤勞致富的夢想,忍受生理的極限,從事著建築、製造、搬運、運輸、環衛等繁重的體力勞動,所得報酬十分微薄,甚至經常發生農民工為討要工錢招致捱打的事件。

勤勞致富在嚴酷的現實面前變成了傳說中的童話故事。

路遙《平凡的世界》裡,孫少平拼死拼活地扛一天石頭,不要命也就掙五毛錢,在礦井下忍受陰冷也就掙幾百塊錢,每天忙完後渾身散了架,但孫少平依然堅持每天讀書。

為了方便,他沒有在工棚住,而是一人在只有四堵牆,沒門沒窗,沒水沒電的房間裡藉著豆大的燭光看書。

而現在,這樣的“孫少平”很多,可很難混出來的。

一個搬磚的24歲小夥說,用純粹力氣養活自己,根本不是在“努力”改變未來,只能算是“承受”自己的過去。

每天兢兢業業,不敢遲到、不敢早退,甚至連辭工回家都得求爺爺告奶奶,沒有五險一金,沒有任何放縱的資格。

對於這些正低頭“承受”著的人,哪怕他們的未來一眼能夠看穿,也請別揮舞著“不努力”的大棒去敲打他們。

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邁向成功的機會和能力,出於種種原因,註定有一批人要與權力和財富失之交臂,最終淪陷為社會的最底層。

翻開陳年舊事,有一篇《華商報》國企工人潘鴻強自殺的事,現在看來依然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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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有著31年工齡的國有企業工人。2010年6月10日清晨,他在車間用一把機床刀揮向自己的脖子。他的遺物是一張工資存摺,死前存摺裡只剩下0.46元。

在生存還是死亡之間,潘鴻強選擇了後者,走上一條令世人嘆息的不歸路。

潘鴻強每月到手工資600元,加上補助共850元,一生圍著機器轉的他,買房差錢、孩子上大學用錢,生活窟窿不斷,工作是天天孤零零上夜班看門,住的地方是最深巷子裡“看不見陽光的角落”。

別人曾調侃他,“就你那點工資,連雙鞋都給娃買不起”。

窮困潦倒、孤獨無依、前途無望、疾病纏身、負債累家、一直在生存底線上掙扎,面對眾多困擾,很難說有多少人可以永遠堅強下去。

雖然不清楚壓垮潘鴻強的最後一根稻草,到底是什麼?但是,對生活了無希望,肯定是他內心的寫照。而生活中數不清的窩囊事、煩心和倒黴事,肯定是不可承受的。

正是“潘鴻強們”撐起城市的繁華,但他們永遠站在城市的背影裡。

也許你會被凌晨四點清理垃圾的清潔工吵醒,也許你會為快遞員送件遲緩而久等,也許你會因為服務員上錯菜而掃興,也許你會因為施工汙染而過敏,但你的一個投訴就會讓他們白乾。

一方是生活、另一方卻是生存,也許他們的家人正等著工錢救急呢!

鍵盤俠、道德婊們,不要用自己的“三觀”去品評他們的生活

廣袤藍天下,總有一些角落,深藏著鮮為人知的哀愁與無助。

在網絡聚焦明星們天價片酬、電視裡腹黑宮鬥時,還有一群人,在傷痛、蒼白、無奈、孤獨的生活中苦苦掙扎,只為了哪怕1%的翻身機會。

很老的一個故事《許三觀賣血記》,他賣血就可能面對死亡,為什麼他還一次次地堅持呢?他不怕死嗎?因為就這麼個卑微的小人物,賣血就是他能掙脫命運捆綁的唯一方式。

賈樟柯的電影《天註定》裡的小輝是個打工仔,網名“我是一隻小小鳥”,過著“想要飛卻怎麼樣也飛不高”的生活,出身貧窮,父母貪婪,感情坎坷,獨身在外漂泊的心酸與寂寞,都是網羅在小輝頭上揮之不去的沉重枷鎖。

一天,他上班時去同事常嶺處串崗,兩人攀談時常嶺不慎切到了手,釀成了一處工傷。

公司車間負責人給出的處理方式是由公司承擔醫藥費,小輝承擔誤工費,要求在常嶺住院期間,小輝的工資全部歸他。這樣的懲罰對小輝來說顯然是無力承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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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那位清純可人、從事特殊服務、已有一個三歲女兒的戀人蓮蓉,其心理成熟度遠勝其外表。看更多加微信:dayanssh 夜總會里,一面是唱著蘇聯進行曲、身著蘇聯軍裝的、任由客人挑選的三陪女,一面是在那老式的綠皮火車廂里老式幹部打扮、一口官腔的老嫖客。小輝心中女神任人採摘,愛情美夢隨之破滅。

這種冷漠世界的衝擊,讓小輝這樣一位孤身在外、或許還對未來抱著美好幻想的年輕人無法面對,最終跳下了宿舍樓。

這幾年有不少報道:有為母治病而劫持人質的兩兄弟;有爬上高樓討薪的農民工;有富士康自殺連跳事件中的年輕人……

這些觸目驚心的警告,不要忽視社會底層的困境。

在任何一個社會,決定其發展前途命運的,都是其最短板——社會底層的生存狀況。

跟拍社會底層30年的攝影師馬宏傑,他記錄了有的姑娘父母和媒人買賣貨品般討價還價的情景;有達成交易時,幾隻佈滿皺紋的手伸向厚厚一沓錢;也有送走女兒後在大風中扶牆痛哭的瞎眼的母親。

在馬宏傑看來,掙扎在貧困邊緣的人會抓住每個希望,有時是不能用倫理道德去衡“你說他們不道德?在沒有生存保障的情況下,何淡道德”。

他的態度是隻記錄觀察,不譴責也不頌揚。

我想,如果最早爆料“格鬥孤兒”的人,也有這樣的考慮,而不是求新鮮、求點擊率的話,這些孩子也許不至於經歷短暫希望後,又回到失望的原點。你讓這些孤兒拿什麼抗爭命運?

這些底層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不會發聲、不會辯解,他們在沉默中堅忍、支撐。那麼,請那些鍵盤俠、道德婊們,不要用自己的“三觀”去品評甚至干涉他們的生活。

且問一句,“你徵求他們的意願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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