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知識觀具有明顯的實用主義傾向，主要就是以“人道”觀念為核心，把“人”作為中心來考量個體與意義世界之間的聯繫。
首先，孔子指出，知識的主要功用是為個體成就完美人格提供基礎，這也是德性智慧的一種體現。
例如，樊遲問孔子“知”是什麼？孔子回答他：“知人”，這體現出了孔子知識觀中對於“人”（個體）的關注，而這種關注的出發點則是“不惑”。孔子告訴子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等，可以看出來，孔子認為個人獲取知識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從知識中磨練出個人修養，成為“君子”；
其次，孔子認為知識不應該去追問意義之外的可能世界，而是應該研究人當下的現實生活。
例如，子路問孔子，如何服事鬼神的時候，孔子告誡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明顯是把服事的對象牢牢限定在“人”，也就是可知事物上。當有弟子問死是什麼的時候，孔子又說“未知生，焉知死？”從這些都可以看出來，孔子對於未知世界一直表現出一種距離和警覺，這突出顯示出了其知識觀的非宗教性。這一點在《論語》中還有其他的佐證，如“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不語怪，力，亂，神。”。這些記錄都表明，孔子對現實世界之外的未知世界（可能世界）都保持敬畏或沉默，只對現實世界才發表自己的看法。這種觀念表明孔子一直以來的理性態度，同時也表現出其知識觀的世俗性；
再次，孔子認為知識並不是一種超越的存在，而是為了當下社會生活而存在的，所以，他的知識觀就缺少了本體論意義。
例如，他說：“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等。這些都鮮明的體現出孔子知識觀濃厚的實用主義色彩，這種實用性性又突出地體現在為政治服務這一點上。
在柏拉圖的思想體系中，世界被劃分為理念世界與感性世界，早在感性世界之前，理念世界就存在了，感性世界作為理念世界的“影子”而存在，理念世界才具有真實性。
所以，為求知識的真實性與永恆性，知識的對象只能存在於理念世界，而人們又要通過思想來把握理念世界，而不會依靠感覺，就如同黑格爾所言：“柏拉圖哲學的特點，在於把哲學的方向指向理智的、超感性的世界，並且把意識提高到精神的領域裡；於是，理智的成分便獲得了那屬於思維的超感性的、精神的形式，並且在這樣的形式下，得到了對意識的重要性，進入了自覺的階段，而意識在這個基礎上，也取得了一個堅實的立足點。”這段話清楚地指出了柏拉圖明確地把知識領域限定在現實的、活生生的物質世界相對的理念世界，這也使他的知識觀表現出明顯的超越性。
首先，柏拉圖的“回憶說”具有一個先驗的前提——“靈魂不朽”，這說明他的知識觀基礎就建立在靈魂的先在性，體現出了超越意義。
柏拉圖認為人生來就具有靈魂，在與人的形體結合之前，靈魂就能夠獨立存在。而且靈魂可以輪迴，是永生不滅的。人就是通過永恆的靈魂來進行“回憶”並獲取知識。這些觀念都是無法通過現實世界中的經驗與知識來進行證明或證偽的，所以，體現出先驗的特點。
其次，柏拉圖認為個體獲取“真理”也是通過在理念世界中隊“理念”進行認知來完成的。
這一認知活動中，個體的感性認識雖然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不過，僅僅只是通過具體事物來“回憶”起事物背後的“理念”。這樣一種邏輯關係也體現出柏拉圖在論證過程中所採取的辨證的方法。“在這個過程中，人的理智不使用任何感性事物，而只使用事物的型，從一個型到另一個型，最後歸結為型。”柏拉圖把知識的對象雙重化，否認現實可感世界是在知識內容的範圍之內。這體現出哲學觀的先驗論，也正是這種先驗論使得他的知識觀具有一種超越性。
總的來看，
孔子的知識觀可以概括為：以“成人”（成就理想中的完備的人格）和“為己”（“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目的，以德性自覺和人生價值為原則，對現實世界從“實用理性”出發去體認與之有關的全部意義世界，並且把這種對意義世界的認知貫徹在行動之中，進而達到“知者不惑”、“知行合一”的精神境界的知識價值觀念。這種價值觀念具有比較鮮明的人文性、實用經驗方式以及守成思維的特性。
而柏拉圖的知識觀應該被描述為：知識的目的為“求真”，在對可知世界和可感世界進行劃分的基礎上，為了尋求本質的、普遍的知識，通過“分有說”和“回憶說”等理念構建起自身的“理論論”，在對“理念”進行論述和闡釋過程中，對知識本質的“確定性”進行邏輯證明。所以，柏拉圖的知識觀具有辯證法思維、思辨性邏輯方式以及明顯的超越性。而這種知識觀在古希臘是代表性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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