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今年是知青运动50周年。这些年，我写过一些关于知青的文字（部分见诸于本公众号“观复小院”），也因此结识了一些知青朋友。当然，他们都是比较年长的人了。
去年，我曾和山西晚报一起，帮忙寻找一个失散多年的北京知青，后来终于找见了。当然，这不是我们的功劳，是她北京的老同学们最后找到的。
前几天，一位大姐加我微信。她正是我们寻找过的、刚从他域归来的当年知青傅明贤女士。
她聊起几十年前在我们村插队时回京探亲的往事。聊得很细也很动情。为了回忆精准，她还和当时的同行者汤淑洁、陈百玲一起订对细节。
如今这三位知青大姐年龄加起来有200多岁，都是怀旧的年龄了。她们那次探亲的经历不吐不快，几乎成为一桩心事。
她们委托我记下来。她们说，1969年春天山西平陆县有个好人有恩于她们。这个人要是还健在，也该100多岁啦。
1968年冬天，北京市第98中学1967届的21名毕业生，来到山西运城西张耿村落户插队。
转眼间到了1969年4月间，几位女知青想家了，特别想回北京。她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姑娘，第一次出远门，又是从首都来到条件落后的农村，在那个通讯十分不畅的封闭年代，这种想家的念头会发酵，会越来越强烈。
要回家探亲，得向村干部和驻村工作组请假。可能是刚来才几个月的缘故吧，请假没有同意。可是，经不住傅明贤、汤淑洁和陈百玲几位女生的一番蘑菇，领导动了恻隐之心竟然同意了。于是匆匆收拾好东西，几位男生蹬着自行车送她们到运城火车站。
兴冲冲来到售票口，却被告知因为武斗，临汾的汾河大桥被炸，同蒲线不能通行。只好悻悻而归。没过几天，再来火车站打听，临汾的大桥还是没有修好。
那会儿，自然没有现在的微信和互联网，连打电话都极不方便，获取信息多是亲自出去，有时候是借老乡自行车，有时候是坐队里的马车。
回来后几位闷闷不乐，心里像长了草似的，烦躁，寝食不安。事情传到了给知青做饭的杨俊青师傅耳朵里。杨师傅从朝鲜战场回来，经见过不少事情，算是村里见过世面的人了。
他说，其实可以绕道河南回北京。绕道河南回北京？这对当地人来说，就是“去解州过尧庙”，南辕北辙，很绕的，没有人这样走过。
但女同学归心似箭，马上决定：就这么走！
驻村工作组负责人表示，可以帮她们联系，从运城坐上邮局送包裹的卡车到山西南端的平陆县，然后摆渡到黄河对岸的河南三门峡，从那儿坐火车回京。
第二天一切如愿。拉邮件包裹的卡车司机给她们在敞篷车厢里扒拉出一个窝，三位就这样挤着坐下。
大卡车翻山越岭，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穿行。“平陆不平沟三千”，卡车颠簸着，女学生颠起来又落下，可她们丝毫不介意。
谷雨前后的中条山，满山明绿，星星点点的野花，熏风送来好闻的山场气息，好不惬意。那是一个贫穷的年代，却也是一个没有工业污染的年代。树枝上没有迎风乱舞的塑料袋，路边没有抛弃的方便面袋子，连汽油味儿也那么好闻，一切都是原始的朴素的美。
折腾几次，这次终于可以回家了。三位姑娘无心欣赏眼前的风景，她们眼睛一碰，会心地笑着。她们的心，早已飞回北京的家，飞回到父母的身边了。
到了平陆，已是傍晚。她们拖着提包，找遍小城的饭店，却都不被接受。原来，这里的饭店只收山西粮票，她们没有出门经验，带的是全国粮票。
一天没有吃饭，又很费劲地提着老式的大提包，饥肠辘辘，浑身无力。最初的兴奋已经荡然无存。怎么办？难道再返回去吗？
开弓没有回头箭。到底是北京的学生，傅明贤提议说，咱这是共产党的天下，平陆又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发生的地方，还能吃不上饭？走，找县委书记去！
其实，那时候晋南地区经过文革夺权后，就没有什么书记县长了，都叫“县革委会主任”。
经人指点，她们走过一条灰渣小路，来到一排小院前。在简陋的县城，这里算是像点样子的干部家属院了。傅明贤还有印象，第一家门口围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其中有“打倒刘英豪”几个大字。
刘英豪，他是这个小院的主人吗？
走进去，小院朴素平凡。看见一位五十多岁的干部，头发花白，瘦削显高，形象俊朗。傅明贤她们觉得“人如其名”，认定这位便是刘英豪了。
门口贴满大字报，眼前的这位领导干部大概正处在非常艰难的境地。只见他吸着烟，似乎在思考问题，不是喜悦的表情，只是神情还算淡定。他耐心地听了三位女生的讲述，完了二话不说安排爱人做饭。
晋南地区家家都备有馒头，笼屉里一馏。炒的黄亮黄亮的胡萝卜丝，熬的浮着米皮的小米粥。
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又在车上颠了一天，大家也不客气，吃了很多。
这真是好香好香的一顿饭啊。是一辈子难忘的香饭啊。
馍吃了，米汤喝了，饱了，心神安定了，拿出粮票和钱来，可人家坚决不要。——那可是粮食紧缺供应的年代啊。
天已擦黑。几位女同学如果再走出去，怕是走投无路。“刘英豪”见状，喊来一个小伙子，用傅明贤的话来说就是“喊来通讯员”，说明情况，安排招待所住下。
第二天早饭后，在“刘英豪”的指引下，几位提着包包，来到黄河边上，上小木船摆渡。船上有老乡的猪，其声如吼。几位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离脏猪又这么近，以为猪会咬人，都很恐惧。
捱到对岸的三门峡火车站，终于坐上火车。有二十多个小时吧，到达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已是半夜，没有公交，当然也没有出租车和私家车。几位斗胆拦住一位板儿爷，跳上车，各回各家。
再回来时，临汾大桥已抢修好了。她们个个大包小包的，有给知青同学捎的香肠红糖什么的，有给老乡们捎的条绒布、尼龙袜，还有白底塑料鞋。
“那时候，老乡们穿的都是手纳的千层底布鞋。见我们穿的白底条绒鞋稀罕，让捎回来娶媳妇儿时穿。”傅明贤说，当时物资紧缺，地区间差异也大，她们回去探亲，可以说也是回去采购，回到北京呀就是买买买。
如今50年过去，傅明贤、汤淑洁和陈百玲，都是七十上下的人了。度过人生最繁忙的季节，到了相对平静平和的时候。而在平陆县好人“刘英豪”家吃饭的事情，这几年经常在她们心头泛起。
她们说，那时年龄小，不懂事，没有问清楚人家的情况。后来忙上学，忙工作，忙回北京，安顿完毕，转眼步入老年。忙碌半生也没有对人家道一声感谢。虽然她们对“刘英豪”谈不上了解，但凭直觉认定他是一个心地善良，与人为善的人。那时候虽然文革已开展两年多，但在偏僻的县城里，人们还是十分朴素和良善的，包括领导干部的作风，也是比较过硬的。如果是现在的领导干部碰上这样的求助，不知道又会怎么样。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50年的良心债有点儿重。傅明贤告诉我，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惦记着亲历的这件事，心里永远感谢他。虽然一直没有物质形式上的感谢，但想把这件事情公布于众，也让“刘英豪”的后人知道一下父辈当年的事情，让大家知道那时干部们的可贵素养，知道她们北京知青不是知恩不报的人。
少年弟子江湖老，红粉佳人白了头。2018年5月8日，知青同学北京重逢。
“刘英豪”在世的话也该一百多岁了。这几天，我托平陆县的朋友打听，1969年平陆县革委会主任叫“吉学武”，不叫“刘英豪”，那段时间的县领导中也没有这个人。
那么北京知青傅明贤她们记忆中的“恩人刘英豪”究竟是谁呢？或者是知青们的记忆有偏差，恩人是另外一个名字？而那排小院也早已不在了吧？又有谁知道这些情况呢？
我作为她们插队村里的一员，也正在帮她们寻找。希望有线索的朋友联系我。叩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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