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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知險數據（ID：griskcn）。
“雙普會”是中期選舉策略的一部分
特朗普在“雙普會”所期望達成的最重要效果是給持續近兩年的“通俄門”調查一個形式上的了結。
自特朗普當選以來，關於其涉嫌通俄以及俄羅斯涉嫌操縱2016年總統選舉的輿論甚囂塵上。為此，司法部任命了前聯邦調查局局長羅伯特穆勒擔任特別檢察官，負責調查這一系列指控。穆勒自調查啟動以來，先後逮捕、指控了包括特朗普競選經理保羅·馬納福特（Paul Manafort）在內的數個特朗普團隊成員，這使得外界對特朗普“裡通外國”的看法進一步坐實。雖然這一指控目前尚未直接涉及特朗普本人、特朗普的鐵桿票倉對他的支持到目前為止也並沒有很大程度上受到“通俄門”的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通俄門”在特朗普執政的前兩年造成了巨大的噪音，特朗普所有涉俄的決策都被民主黨和媒體放在放大鏡下仔細研究。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特朗普在中期選舉前實現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會晤，目的其實非常顯而易見，即以雙方元首會晤的形式觸及“通俄門”議題，攜手普京公開否認相關指控，力爭在中期選舉這一重要節點前實現“翻篇”，從而在中期選舉之後輕裝上陣。
事實上，特朗普選擇這一時間點也是經過了仔細考量——隨著美國國內選民逐漸對穆勒團隊的調查習以為常，因為“通俄門”導致的特朗普支持率變化已經微乎其微。此前司法部宣佈起訴12名涉嫌干涉美國大選的俄羅斯情報部門人員並沒有掀起大波瀾。在這時候對“通俄門”做一個“了結”，無論是否成功，至少在時間點的選擇上是較為合理的。
美俄關係解凍面臨結構性壓力
特朗普與俄羅斯關係密切，早在1987年就開始在俄羅斯進行商業佈局；其本人也曾多次以私人身份訪問俄羅斯。除此之外，其商業地產項目也收到了來自俄羅斯的可觀的投資。在商業之外，其本人也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粉絲”；過去十多年的時間裡，特朗普曾在多個場合公開讚揚普京。2007年，特朗普在CNN的電視節目中稱普京在“重塑俄羅斯形象和建立俄羅斯時代上成就非凡”；2011年，特朗普在其出版的Time to Get Tough一書中稱讚普京的智慧並表達對俄羅斯人民的讚譽；2015年，特朗普表示他會和普京相處得非常愉快。
在總統競選過程中，特朗普同樣展現了對俄羅斯的友善——其選擇發表第一個外交政策演講的國家利益中心（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是華盛頓特區最為親俄的智庫，其在競選期間仰賴的多個高級顧問均與俄羅斯政府和親俄勢力關係密切：馬納福特曾擔任烏克蘭親俄總統亞努科維奇的顧問，自2007至2012年期間接受了來自亞努科維奇所在政黨近1300萬美元的付款，目前也正在因為其與俄羅斯的密切關係和競選期間的行事接受穆勒特別檢察官的調查。
雖然“重啟美俄關係”是特朗普外交領域的標誌性主張，但事實上，“重啟美俄關係”並非其獨創，而是自克林頓政府以來每屆政府都在不斷嘗試的外交政策，以至於美國政府在俄羅斯問題是已經形成了一個怪圈：新的總統競選人批評前任的對俄政策，成為總統後致力於在自己任內改善美俄關係，最後以失敗告終。克林頓政府時期重啟美俄關係的嘗試遭到北約擴張和科索沃戰爭的掣肘而宣告失敗；小布什政府時期重啟美俄關係的嘗試因2008年俄格戰爭而失敗；奧巴馬政府時期阻礙美俄關係正常化的因素則變成了烏克蘭。
以布什為例，其在執政早期曾一度指出“普京非常直接可信”，但進入執政末期，由於2006年中期選舉失利、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導致布什政府支持率一再走低，在外交上展現強硬姿態成為了必然選擇。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布什政府開始轉變方向，向黑海派遣軍艦，並與格魯吉亞等國展開軍事合作。
在2008年總統大選過程中，奧巴馬在外交政策上的閃光點之一就是批判布什政府的對俄政策。而上任之初，時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甚至還高度象徵性地按下了“重啟”的按鈕宣告美俄關係進入新時代。在奧巴馬塑造的敘事體系下，俄羅斯和美國在二十一世紀初交惡是布什四面出擊、共和黨蠻不講理的結果——如果民主黨政府能夠與俄羅斯展開理性的外交對話，則有很大可能修復美俄關係。哪怕是在2012年，奧巴馬在競選連任中的辯論上也指出競選對手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將俄羅斯看做地緣政治威脅是很荒唐的。然而在任期臨近尾聲之時，由於敘利亞問題等一系列外部問題的衝擊，奧巴馬實際上徹底拋棄了所謂的“重啟美俄關係”之說，並宣稱俄羅斯政府應對此負責。
（圓圈代表該年美俄雙邊貿易總量）
數據來源：US Census Bureau
觀察前三屆政府在重啟美俄關係這一議題上的嘗試可以發現，最終導致這一外交努力失敗的原因殊途同歸：
1）美俄在諸多地緣政治問題上缺乏妥協空間；
2）俄羅斯自蘇聯解體以來的不安全感和與美國不斷擴大的實力差距；
3）俄羅斯對“勢力範圍”的重視和與之對應的北約、歐盟的不斷擴張；
4）歐美在俄羅斯周邊的戰略佈局被俄羅斯視為針對它的包圍圈。
美國國內政局使得美俄破冰難上加難
自烏克蘭危機以來，前總統奧巴馬先後簽署針對俄羅斯干預烏克蘭問題的第13660、13661、13662、13685和13694號總統行政令，並在執政的最後一個月簽署第13757號行政令，擴大第13694號行政令中已經存在的針對俄羅斯對美網絡攻擊的制裁措施。
除上述總統行政令以外，美國針對俄羅斯的制裁體系還包括2017年6月通過的《以制裁反擊美國敵對者法案》（HR 3364, 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CAATSA），這一龐大的制裁體系不僅限制美國投資人，也對其他國家投資人實行長臂管轄。
CAATSA的一大作用就是將上述總統行政令納入法案，削弱白宮減少或放寬對俄製裁的權力，並相對應地擴大國會在對俄製裁問題上的話語權。該法案尤其針對俄羅斯的金融機構和能源企業進行了一系列融資制裁，並強化對俄羅斯各領域寡頭企業境外資金流向的監管。
當前國會內部有基礎雄厚的對俄鷹派勢力，這是特朗普所不能左右的。大部分對俄鷹派在2020年前不面臨選舉壓力，因此有足夠的資本在對俄問題上與特朗普唱反調：在參議院之中，麥凱恩（McCain）、盧比奧（Rubio）、保羅（Paul）、波特曼（Portman）、約翰遜（Johnson）、格拉斯利（Grassley）、伊薩克森（Isakson）等人都在2016年11月的參議院換屆選舉中實現連任——這意味著他們在未來六年的時間裡都不需要考慮選舉的問題，因而不需要擔心因為和特朗普及白宮在外交政策上公開唱反調導致自己的地位不保。在即將到來的2018年中期選舉中，也只有三名議員面臨連任競選，且都處於深紅選區，選情不存在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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