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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知险数据（ID：griskcn）。
“双普会”是中期选举策略的一部分
特朗普在“双普会”所期望达成的最重要效果是给持续近两年的“通俄门”调查一个形式上的了结。
自特朗普当选以来，关于其涉嫌通俄以及俄罗斯涉嫌操纵2016年总统选举的舆论甚嚣尘上。为此，司法部任命了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担任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这一系列指控。穆勒自调查启动以来，先后逮捕、指控了包括特朗普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在内的数个特朗普团队成员，这使得外界对特朗普“里通外国”的看法进一步坐实。虽然这一指控目前尚未直接涉及特朗普本人、特朗普的铁杆票仓对他的支持到目前为止也并没有很大程度上受到“通俄门”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通俄门”在特朗普执政的前两年造成了巨大的噪音，特朗普所有涉俄的决策都被民主党和媒体放在放大镜下仔细研究。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特朗普在中期选举前实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目的其实非常显而易见，即以双方元首会晤的形式触及“通俄门”议题，携手普京公开否认相关指控，力争在中期选举这一重要节点前实现“翻篇”，从而在中期选举之后轻装上阵。
事实上，特朗普选择这一时间点也是经过了仔细考量——随着美国国内选民逐渐对穆勒团队的调查习以为常，因为“通俄门”导致的特朗普支持率变化已经微乎其微。此前司法部宣布起诉12名涉嫌干涉美国大选的俄罗斯情报部门人员并没有掀起大波澜。在这时候对“通俄门”做一个“了结”，无论是否成功，至少在时间点的选择上是较为合理的。
美俄关系解冻面临结构性压力
特朗普与俄罗斯关系密切，早在1987年就开始在俄罗斯进行商业布局；其本人也曾多次以私人身份访问俄罗斯。除此之外，其商业地产项目也收到了来自俄罗斯的可观的投资。在商业之外，其本人也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粉丝”；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特朗普曾在多个场合公开赞扬普京。2007年，特朗普在CNN的电视节目中称普京在“重塑俄罗斯形象和建立俄罗斯时代上成就非凡”；2011年，特朗普在其出版的Time to Get Tough一书中称赞普京的智慧并表达对俄罗斯人民的赞誉；2015年，特朗普表示他会和普京相处得非常愉快。
在总统竞选过程中，特朗普同样展现了对俄罗斯的友善——其选择发表第一个外交政策演讲的国家利益中心（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是华盛顿特区最为亲俄的智库，其在竞选期间仰赖的多个高级顾问均与俄罗斯政府和亲俄势力关系密切：马纳福特曾担任乌克兰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的顾问，自2007至2012年期间接受了来自亚努科维奇所在政党近1300万美元的付款，目前也正在因为其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和竞选期间的行事接受穆勒特别检察官的调查。
虽然“重启美俄关系”是特朗普外交领域的标志性主张，但事实上，“重启美俄关系”并非其独创，而是自克林顿政府以来每届政府都在不断尝试的外交政策，以至于美国政府在俄罗斯问题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怪圈：新的总统竞选人批评前任的对俄政策，成为总统后致力于在自己任内改善美俄关系，最后以失败告终。克林顿政府时期重启美俄关系的尝试遭到北约扩张和科索沃战争的掣肘而宣告失败；小布什政府时期重启美俄关系的尝试因2008年俄格战争而失败；奥巴马政府时期阻碍美俄关系正常化的因素则变成了乌克兰。
以布什为例，其在执政早期曾一度指出“普京非常直接可信”，但进入执政末期，由于2006年中期选举失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布什政府支持率一再走低，在外交上展现强硬姿态成为了必然选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布什政府开始转变方向，向黑海派遣军舰，并与格鲁吉亚等国展开军事合作。
在2008年总统大选过程中，奥巴马在外交政策上的闪光点之一就是批判布什政府的对俄政策。而上任之初，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甚至还高度象征性地按下了“重启”的按钮宣告美俄关系进入新时代。在奥巴马塑造的叙事体系下，俄罗斯和美国在二十一世纪初交恶是布什四面出击、共和党蛮不讲理的结果——如果民主党政府能够与俄罗斯展开理性的外交对话，则有很大可能修复美俄关系。哪怕是在2012年，奥巴马在竞选连任中的辩论上也指出竞选对手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将俄罗斯看做地缘政治威胁是很荒唐的。然而在任期临近尾声之时，由于叙利亚问题等一系列外部问题的冲击，奥巴马实际上彻底抛弃了所谓的“重启美俄关系”之说，并宣称俄罗斯政府应对此负责。
（圆圈代表该年美俄双边贸易总量）
数据来源：US Census Bureau
观察前三届政府在重启美俄关系这一议题上的尝试可以发现，最终导致这一外交努力失败的原因殊途同归：
1）美俄在诸多地缘政治问题上缺乏妥协空间；
2）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以来的不安全感和与美国不断扩大的实力差距；
3）俄罗斯对“势力范围”的重视和与之对应的北约、欧盟的不断扩张；
4）欧美在俄罗斯周边的战略布局被俄罗斯视为针对它的包围圈。
美国国内政局使得美俄破冰难上加难
自乌克兰危机以来，前总统奥巴马先后签署针对俄罗斯干预乌克兰问题的第13660、13661、13662、13685和13694号总统行政令，并在执政的最后一个月签署第13757号行政令，扩大第13694号行政令中已经存在的针对俄罗斯对美网络攻击的制裁措施。
除上述总统行政令以外，美国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体系还包括2017年6月通过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对者法案》（HR 3364, 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CAATSA），这一庞大的制裁体系不仅限制美国投资人，也对其他国家投资人实行长臂管辖。
CAATSA的一大作用就是将上述总统行政令纳入法案，削弱白宫减少或放宽对俄制裁的权力，并相对应地扩大国会在对俄制裁问题上的话语权。该法案尤其针对俄罗斯的金融机构和能源企业进行了一系列融资制裁，并强化对俄罗斯各领域寡头企业境外资金流向的监管。
当前国会内部有基础雄厚的对俄鹰派势力，这是特朗普所不能左右的。大部分对俄鹰派在2020年前不面临选举压力，因此有足够的资本在对俄问题上与特朗普唱反调：在参议院之中，麦凯恩（McCain）、卢比奥（Rubio）、保罗（Paul）、波特曼（Portman）、约翰逊（Johnson）、格拉斯利（Grassley）、伊萨克森（Isakson）等人都在2016年11月的参议院换届选举中实现连任——这意味着他们在未来六年的时间里都不需要考虑选举的问题，因而不需要担心因为和特朗普及白宫在外交政策上公开唱反调导致自己的地位不保。在即将到来的2018年中期选举中，也只有三名议员面临连任竞选，且都处于深红选区，选情不存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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