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守帅和他的农牧公司重审被判无罪。（图片来源：上海澎湃新闻）
继最近江西20年前“毒糖杀人案”平反者李锦莲递交了4100万元（人民币，下同）的国家赔偿申请之后，近日，蒙冤入狱11年的甘肃农民企业家赵守帅拟申请逾21亿元（其中人身自由赔偿金358.6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万元、单位停产、停业损失21.6亿元）国家赔偿。对此，网民莫衷一是。
“动不动就申请数千万元的国家赔偿，如今还有人申请逾21亿元，地主家也没有那么多余粮啊。申请国家赔偿可以，但也不能狮子大张口。”网民“哆哆”说。
网民“春水向东流”亦表示，不能任何事都由国家来“背锅”，应该严厉问责当年办案、判案的涉事人员。不然的话，以后还会出现更多“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国家赔偿得过来吗？
网民“小城天长”则表示，无论是公安机关或法院、检察院，都属于公权力机构，他们犯下的错，当然应该由国家买单，只要合理合规，蒙冤者要求赔100亿元也是应该的。至于国家怎么处置当年那些犯错的公职人员是另一码事。
“要是这些错案发生在美国，估计政府要赔得破产。只有加大公权力机构犯错、违法的成本，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网民“大笨熊爱吹泡”说。
中国青年网刊文指出，网民“狮子大开口”的嘲讽很容易使批评者占据道德高地，似乎申请人一心要钱，拿经历卖惨，拿高赔偿博眼球。然而，若对这类事件只停留在“道德批判”层面，就会忽略深层次的立法问题。平心而论，中国国家赔偿制度的标准、程序等已有了长足进步，但赔偿标准仍然过低，也是不争的事实。长期以来，多名参与国家赔偿法立法或论证的学者，如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副校长马怀德等，都在不同场合呼吁过提高国家赔偿标准。这些学术焦点，正是近来冤错案件申请人屡受部分网民议论的地方。
以人身自由赔偿金为例，李锦莲被错误羁押7175天，律师认为其中4780天羁押应以法定标准的3倍计算赔偿，剩余2395天则应10倍于法定标准，以表警示，理由是后一阶段已通过第一次再审查明了该案证据不足，出庭检察员也认为证据存在问题，可法院仍错误维持了有罪判决。如此一来，申请数额由法定标准的200万元骤升为1000万元。
算法是否合理，有待法院认定，但在学术界，“数倍赔偿”确实是个“真问题”。
一方面，中国人身自由赔偿金的标准是上一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许多人认为这难以赔偿失去自由的代价，且有海外学者质疑其中存在道德问题，即“坐牢也是公民的工作”。中国国内参与立法论证的学者多次建议，应将现标准提高2至4倍。另一方面，国家赔偿究竟是只实行抚慰性原则，补齐当事人的损失即可，还是要并行惩罚性赔偿，当国家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进行重罚，以此震慑公权力，这在学术界也探讨已久。
因此，公民提出高于法定标准的申请数额，应该允许讨论。因为法律具有稳定性，它常滞后于一定的社会现实，而实践总是会走在理论的前面。不少国家赔偿申请人，他们申请的数额大多高于法定标准，一些人也明白不易被支持，可如果不提此申请，又觉得放弃了对权利的争取、对制度完善的期待。
实际上，若无人提出“法律之外”的权利诉求，一些话题可能就难被关注和解决，典型案件永远是司法进步的助推器。法律不能唯民意是从，但同时，任何法律技术都不应超越人的良知。归根结底，一些人对申请数额的质疑，反映了国家赔偿的观念仍需普及：这个制度不是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讨价还价，而是孱弱的公民只身面对强大的公权力机关，希望能在权利遭到侵害之后，获得一些“难以弥补”的弥补。
况且，4100万元仅是李锦莲依法递交的申请而已，即使数额的确高于现行标准，但其申请之举并未违反禁止性规定，若法院认为不合理，不予支持即可，几乎不会浪费司法资源。
就统一的尺度而言，究竟多少算“大开口”，是几百万元还是几千万元，不同生活经验的人对此回答迥异，而在冤错案当事人的心里，再多的钱也换不回精神创伤。想要定纷止争，只有不断完善国家赔偿制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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