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8月10日，美國緬因州東部邊境小鎮盧貝克，一位正當四十歲黃金年齡的英俊男人駕駛著豪華遊艇，帶著他的妻子和孩子們來到美國和加拿大邊界的旅遊勝地坎波貝洛島度假。這個男人集資本家、政治新星和律師於一身，事業如日中天，其時得閒暇，攜妻子，衝浪爬礁，揮杆擊球，可謂春風得意。當他看見一個小島上森林起火，他便毅然上岸參加撲火；火勢控制後，他便一頭扎進冰涼的海水裡痛快一遊。歷史發生在這一遊之後。這一次游泳完後，他絲毫沒有精神煥發的感覺。回到住處，他便感覺發冷，渾身疼痛。到了夜間，他的下肢開始不聽使喚；他是個好強的人，不願意驚動別人，便爬著如廁。第二天，鄉村醫生診斷是重感冒。可是這感冒也太重了，持續兩週沒有緩解的跡象。他的家人坐不住了，有錢就是任性，他們把波士頓名醫請到坎波貝洛來，診斷為“小兒麻痺症”。是的，四十歲的大男人，得了小兒麻痺症，學名“脊髓灰質炎”。他從此變成殘疾人，三十而立，四十而不立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三位總統之一。“脊髓灰質炎”並沒有擊倒羅斯福，7年後，他坐輪椅，拄柺杖，競選紐約州長成功；再4年，競選美國總統成功，並連任四屆，一直到死。並不是所有的病人都有羅斯福一樣的意志力和運氣，多數人被脊髓灰質炎一擊就倒，三十歲之前早早就不能立了，身殘連著志殘，在痛苦、屈辱和恐懼中度過一生。
1910年，美國全國有14590名脊灰病例（這一年，中國東北爆發肺鼠疫，死亡率近100%，死亡人數達4萬人）。羅斯福患上脊灰的1921年後，該病發病率顯著上升，如1952年，中國都解放三年了，美國脊灰大流行，發病率36.2/10萬人口，全國有58000例。這種疾病主要攻擊1～6歲的兒童。首先會表現為發熱、全身不適、肌肉疼痛；隨之出現輕重不等的不對稱的四肢無力，即癱瘓；然後，四肢肌肉連同皮下脂肪，肌腱及骨骼均發生萎縮，四肢變細，後遺終身的四肢和脊柱畸形。這是一種主要侵襲小兒的傳染病，所以又叫“小兒麻痺症”。它並不首先剝奪生命，它首先剝奪的是自由。對於視自由為天賦權利又沒有經歷過鼠疫的美國人而言，這是最可怕的疾病，可怕程度僅次於原子彈，是“美國人除了原子彈之外最害怕的東西”。
這種可怕的東西是怎樣發生的？中西醫分別與它作了怎樣的鬥爭？鬥爭的結果如何？
對任何疾病，醫學一開始只是觀察，觀察它的臨床表現和演變。我們有理由相信脊髓灰質炎是一種古老的疾病，但把它作為一種特殊的獨立的疾病進行首次清晰描述的是德國醫生Heine，這一年是1840年（道光二十年，中國近代百年屈辱史的元年）。這個病似乎特別富有歷史感，它最先只在歐美國家流行，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傳遍世界每一個角落。發病率最高的是在今年世界盃上大出風頭的冰島，這個小國1955年只有約20萬人，發病率高達555/10萬人口，端的厲害。
中醫對小兒麻痺症的觀察較為粗疏，大致屬於“痿症”的範疇。痿症最早見於《黃帝內經.素問.痿論》，分為皮、脈、筋、骨、肉五痿。“痿者，四肢無力委弱，舉動不能，若委棄不用之狀”。古人觀察到皮膚乾燥菲薄、骨骼運動障礙、肌肉萎縮、肌腱攣縮、脊柱變形等症狀。但是，對症狀演變、順序、易患人群、預後等觀察非常簡略，沒有清晰的界線。“五痿”並不準確對應於小兒麻痺，而是包含了各種神經肌肉疾病，如多發性神經炎、週期性麻痺、運動神經元疾病、脊髓變性和壓迫症、重症肌無力等等。中國對此病有明確辨識大約要到清末以後，而有準確流行病學數據則遠在解放後。相比較而言，西醫化較早而徹底的近鄰日本對此病的統計可以追溯到1890年，當時每年約有10例，至1950年代達到高峰，每年有2414-2870例。
對臨床表現的解釋才真正體現醫學科學的特徵。是有憑有據的解釋，還是拍腦袋想象的解釋，差別大矣！
西醫自維薩里的解剖學，尤其是莫幹尼的病理解剖學以後，堅信疾病都有基於“病灶”解剖異常的基礎。肌肉的麻痺是表象，它並不是因為肌肉本身的結構出了問題。Heine1840年首次描述本病時就猜測，它是脊髓損傷而導致的，他在《脊髓性小兒麻痺》一書中記錄了150個病例。僅僅猜測那不是科學的做法，還必須證實。26年後的1866年，法國病理學家Prevost證實了Heine的猜測，他觀察到了脊髓灰質炎特徵性的病理解剖改變：脊髓前角細胞損傷。之後，更多傑出病理學家和更高級觀察工具電子顯微鏡的加入，脊灰的病理本質被徹底揭示。小兒麻痺的典型症狀可以用神經解剖學來進行嚴謹完美的解釋。比如，其特徵症狀為肢體非對稱性遲緩性麻痺，什麼意思？雙下肢一起癱瘓，那叫對稱性，否則非對稱。麻痺是無力的意思，就是癱瘓。癱瘓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中樞性癱瘓，又叫上運動神經元癱瘓。可以理解為，上面的“大老虎”出問題了。“大老虎”相當於大腦皮層運動中樞，這個中樞裡的椎體細胞以嚴密的下行纖維束（即著名的錐體束）控制著下運動神經元。錐體束髮生病變，下運動神經元得不到指令，肌肉因之無法運動，癱瘓；同時，被長期壓制的本能活動釋放，各種反射弧反而亢進。所以表現為肌肉收縮減弱或消失，肌張力反而增高，腱反射亢進，出現病理反射，無肌肉萎縮。所以，這種癱瘓又叫“痙攣性癱瘓”，是一種“硬癱”。遲緩性癱瘓則相反，它是下運動神經元的癱瘓，徹底歇菜，肌肉無力，肌張力也減弱、腱反射減弱或消失、肌肉萎縮，又叫“軟癱”。脊髓灰質炎屬於這種“軟癱”。反過來推理，出現遲緩性癱瘓，我們可以推斷病變部位在錐體束的下級，下運動神經元。神經元就是神經細胞，胞體集中在灰質，胞體上伸出的長長的枝蔓叫樹突和軸突（中學知識複習），它們集成束形成白質。脊髓裡的灰質與大腦裡的相反，位於中間，橫斷面上呈現漂亮的蝴蝶型。蝴蝶的兩個前角就是運動神經元集中的地方。若一個前角病變，出現非對稱的肢體癱瘓；兩個前角一齊病變，就會出現對稱性的癱瘓，即截癱（海迪姐姐就是高位截癱）。不同水平面的前角病變產生不同節段的癱瘓。如頸髓5前角細胞病變引起三角肌癱瘓和萎縮；頸髓8～胸髓1病變引起手部小肌肉癱瘓和萎縮；腰髓3病變股四頭肌萎縮無力等等。以上的推理建立在堅實的病理解剖基礎之上，又可以動物實驗嚴格證明，鐵案如山，令人不得不信服。
反觀中醫的病理病機，則全然是腦洞大開信口開河，百人百說，毫無實證可言。比如內經把五痿主要歸於“肺熱葉焦”，肺熱把肺葉燒焦了，因為肺主皮毛嘛，所以，皮痿了，這是活生生給烤痿的；脾主肌肉，脾熱則胃乾渴，於是乎肌肉不仁，肉痿了，這是活活給渴痿的。這些說法完全是想當然，沒有任何實證的依據。
然而，現代醫學並沒有到此為止。因為病灶的解剖變化仍然是現象，不是原因。病因的發現比病理生理和病理解剖要更晚。十九世紀是細菌學說的癲狂時代，歷史上幾乎所有的傳染病的病因都被發現確定為某一種細菌；尚未發現的，科學家們認為遲早要發現，不過是時間問題。到十九世紀末，科學家們開始注意到，有一種比細菌更小的微生物，它們可以透過細菌無法濾過的Chamberland氏燭形濾器，並且具有傳染性，但是不能在培養基中存活。二十世紀初，英國細菌學家Frederick Twort發現了可以感染細菌的病毒，噬菌體，由此揭開現代病毒學的序幕。之後，1931年，電子顯微鏡發明，人類看到了真真切切的病毒。病毒的分子結構一步步被解密。二十世紀是病毒學的黃金時代，正如十九世紀的細菌學說一樣，短短數十年間，病毒導致的傳染病紛紛破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1909年，S.Flexner和P.A.Lewis兩位科學家發現了脊髓灰質炎病毒。然後，無數病毒學家撲上來，以博大精深的研究徹底搞清楚了這個病毒的大小、形態、化學組成、物理性質、型別、繁殖、生物學特性、提純和培養技術等等（此處省去十萬字）。這是一種微小核糖核酸（RNA）病毒科的腸道病毒，直徑20-30nm，呈立體對稱12面體。有三個血清型，總的核苷酸數目為7500個左右。研究到這一地步，接下來的一切都順理成章，傳播途徑主要是糞-口方式。人類是唯一自然宿主。病毒自口腔入人體，迅速播散到淋巴組織生長繁殖，再侵入血液，形成第一次病毒血症播散全身；接著第二次病毒血症，透過血腦屏障侵入中樞神經系統，癱瘓。整個過程清晰如畫。
中醫卻又怎麼說？ 《內經》說五痿都是熱，而總歸於“肺熱葉焦”。朱丹溪說“痿證斷不可作風治。有溼熱、溼痰、氣虛、血虛、瘀血。”薛立齋說“痿證多因足三陰虛損”。陳無擇說“痿由五內不足之所致，但不任用，亦無痛楚，此血氣之虛也。”諸如此類，百花齊放，莫衷一是，不知道該信誰的。
病因、傳播途徑、病理都清楚了，治療卻無法突破。病毒性疾病至今沒有根本的治療方法。好在“上醫治未病”，西醫祭起“治未病”的利器，一舉攻克脊髓灰質炎。
回到羅斯福總統身上，在他叱吒風雲的政治生涯裡，做了一件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醫學大功德。1938年，羅斯福成立了一個資助脊髓灰質炎研究的國家基金會。在這個基金會的資助下，產生了兩個人類的救星，最終消滅了脊髓灰質炎。一位是匹茲堡大學的微生物學家喬納斯.沙克（Jonas Salk）。當時主流觀點認為，活的病毒進入人體後才能激發免疫抵抗力。沙克想把風險降到最低，殺死病毒，但保留其免疫反應的能力。他的觀點被認為是一種“愚蠢的話。”1952年，沙克找到一個絕妙的方法：用甲醛滅活在猴神經細胞中培養得到的脊髓灰質炎病毒，將之注入人體，成功引發宿主免疫反應。動物實驗證明了這一方法的有效性，但是，如果沒有人體試驗，還是不行。沙克急切想進行大規模臨床試驗以證明自己的疫苗，卻遭到強烈反對，媒體攻擊鋪天蓋地，他幾乎成為草菅人命的科學狂人形象。為了證明自己，沙克使出了絕招，他叫來妻子和三個孩子，慷慨陳詞，“若何為生我家？”於是五個人自己試。太絕了，神農嘗百草，也沒拉上老婆孩子啊！美國人不知是被僅次於原子彈的恐懼壓到崩潰，還是被這種神農精神所感動，1954年，史上規模最大的疫苗雙盲試驗在全美隆重登場。1829996名，四捨五入吧，200萬名兒童參試，100萬注射沙克疫苗，另100萬注射安慰疫苗（除了無抗原外，其他成分相同）。所有試驗者和醫生都不知道注射的是疫苗還是安慰劑。1955年4月12日，持續一年的偉大試驗在16臺攝像機、150位記者、500位各界觀眾面前揭開蓋子：第一部分，滅活疫苗能減少麻痺型患者82%；第二部分，疫苗保護率為76%。而安慰劑無效。全美教堂的鐘聲一齊敲響，美國沸騰了，所有人“就像一場戰爭結束了一樣喜悅。”彷彿投下兩顆原子彈後的感覺。不言而喻，這種成功可以帶來難以估量的財富，但沙克似乎覺得財富和專利對他就是浮雲，他反問記者：“難道你可以為太陽申請專利嗎？”沙克把他的疫苗比作照亮天下的太陽，怎麼可以金錢衡量呢？自比為太陽的本是政治家的專利，但艾森豪威爾總統似乎也認可沙克才是太陽，稱他為“全人類的恩人”，授予他“總統特殊勳章”。
然而，沙克疫苗並沒有徹底解決問題。廣泛接種沙克疫苗之前，美國每年有21000例脊灰；之後，迅速降到5000多例就不再下降了。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滅活疫苗的、型的免疫原性（刺激引起免疫應答的性能）較弱，而流行的主要是型；一年內注射三、四次的方法不利於大規模接種。如何克服沙克疫苗的弱點？用口服代替注射，用活疫苗代替滅活疫苗，這是在一開始就存在的學術分歧。而活疫苗最大的擔憂是安全問題，即活疫苗的毒力本身也可能製造和傳播疾病。與沙克同時，有一批免疫學家致力於減毒活疫苗的研究。他們用動物進行病毒傳代，以不斷減輕其毒力，而保留免疫原性。其中，代表人物是沙賓（Albert Bruce Sabin），他制定了判斷減毒活疫苗安全性的五條標準：1、大量病毒注射到低級猴和猩猩的腦內不引起麻痺，注射到脊髓前角內僅個別低級猴引起麻痺；2、口服後在腸道內旺盛繁殖；3、口服後不引起病毒血症；4、產生程度不等的中和抗體；5、減毒株腸道繁殖後不恢復原有嗜神經性。因為這第一條，沙賓在1953-1956年間，用了9000只猴子（爪哇猴、恆河猴）、150只猩猩和133名志願者來做實驗。爪哇、恆河的猴子碰到沙賓，就像長白山的熊和老虎碰到蕭峰，只好認倒黴了。幸而那時的動物保護主義者不像今天的狗粉們一樣“強悍”，沙賓終於成功研製出完全不同的脊灰疫苗；這個疫苗更便宜，更方便，不需要注射，可做成糖丸吃。它唯一的缺陷是有240萬分之一的概率可以導致人造的麻痺型脊髓灰質炎；這個概率如此之低，完全可以忽略不計。1957年，沙賓將其製備的疫苗分送世界給各國進行小規模人體試驗，無一例外獲得成功。
1959年，我國著名病毒學家顧方舟（曾任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中國協和醫科大學校長）成功研製出沙賓疫苗，並在北京2000名6個月-7歲的小兒中成功進行人體試驗。這使人想到2012年湖南衡南縣某小學的黃金大米試驗，那不過納入25名兒童，就引起輿論的山呼海嘯；顧方舟的2000名兒童的沙賓疫苗實驗又該如何評論呢？評論該以事實和數據為依據。發達國家如前面提到的冰島、日本和美國分別於1971年、1977年、1980年消滅了脊灰。1988年，世界衛生組織在全球開展消滅脊髓灰質炎行動（全覆蓋接種沙克疫苗和沙賓疫苗）時，全球每年有35萬多人因脊灰癱瘓，在這些癱瘓者中，有5%至10%的人因呼吸肌麻痺而死亡。至2015年，病例減少了99%以上，只剩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有74例報告。1988年以來，至少使1500多萬人免於癱瘓。三株野生脊灰病毒中，2型和3型2012年後再無報告病例。世衛組織雄心勃勃在2018年徹底消滅脊髓灰質炎，這將成為繼天花之後第二個被消滅的傳染病。沙克和沙賓不愧為人類的救星，儘管他們一個用了200萬兒童，一個用了9000只猴子進行過試驗（兒童試驗是預判為安全的）。
在我國，上世紀七十年代，每年脊髓灰質炎新發還高達1萬多例。1965年開始使用口服減毒疫苗，1988年加入世衛組織的全球行動，2000年宣佈消滅脊髓灰質炎，持續至今。追根溯源，顧方舟居功至偉，可謂中國的沙賓。
脊髓灰質炎患者羅斯福總統曾經提出著名的四項“人類基本自由”，之一是“免於恐懼的自由”。包括脊髓灰質炎在內的無數瘟疫，自古以來就是人類最大的恐懼，免於瘟疫的恐懼，唯一依靠的是科學！羅斯福懂得這個道理，他死後十年，他成立的基金會結出了碩果，人類從此免於脊髓灰質炎的恐懼。很遺憾，在與脊髓灰質炎的偉大戰爭中，也沒有中醫什麼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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