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8月10日，美国缅因州东部边境小镇卢贝克，一位正当四十岁黄金年龄的英俊男人驾驶着豪华游艇，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来到美国和加拿大边界的旅游胜地坎波贝洛岛度假。这个男人集资本家、政治新星和律师于一身，事业如日中天，其时得闲暇，携妻子，冲浪爬礁，挥杆击球，可谓春风得意。当他看见一个小岛上森林起火，他便毅然上岸参加扑火；火势控制后，他便一头扎进冰凉的海水里痛快一游。历史发生在这一游之后。这一次游泳完后，他丝毫没有精神焕发的感觉。回到住处，他便感觉发冷，浑身疼痛。到了夜间，他的下肢开始不听使唤；他是个好强的人，不愿意惊动别人，便爬着如厕。第二天，乡村医生诊断是重感冒。可是这感冒也太重了，持续两周没有缓解的迹象。他的家人坐不住了，有钱就是任性，他们把波士顿名医请到坎波贝洛来，诊断为“小儿麻痹症”。是的，四十岁的大男人，得了小儿麻痹症，学名“脊髓灰质炎”。他从此变成残疾人，三十而立，四十而不立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总统之一。“脊髓灰质炎”并没有击倒罗斯福，7年后，他坐轮椅，拄拐杖，竞选纽约州长成功；再4年，竞选美国总统成功，并连任四届，一直到死。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有罗斯福一样的意志力和运气，多数人被脊髓灰质炎一击就倒，三十岁之前早早就不能立了，身残连着志残，在痛苦、屈辱和恐惧中度过一生。
1910年，美国全国有14590名脊灰病例（这一年，中国东北爆发肺鼠疫，死亡率近100%，死亡人数达4万人）。罗斯福患上脊灰的1921年后，该病发病率显著上升，如1952年，中国都解放三年了，美国脊灰大流行，发病率36.2/10万人口，全国有58000例。这种疾病主要攻击1～6岁的儿童。首先会表现为发热、全身不适、肌肉疼痛；随之出现轻重不等的不对称的四肢无力，即瘫痪；然后，四肢肌肉连同皮下脂肪，肌腱及骨骼均发生萎缩，四肢变细，后遗终身的四肢和脊柱畸形。这是一种主要侵袭小儿的传染病，所以又叫“小儿麻痹症”。它并不首先剥夺生命，它首先剥夺的是自由。对于视自由为天赋权利又没有经历过鼠疫的美国人而言，这是最可怕的疾病，可怕程度仅次于原子弹，是“美国人除了原子弹之外最害怕的东西”。
这种可怕的东西是怎样发生的？中西医分别与它作了怎样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如何？
对任何疾病，医学一开始只是观察，观察它的临床表现和演变。我们有理由相信脊髓灰质炎是一种古老的疾病，但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独立的疾病进行首次清晰描述的是德国医生Heine，这一年是1840年（道光二十年，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的元年）。这个病似乎特别富有历史感，它最先只在欧美国家流行，二次世界大战后才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发病率最高的是在今年世界杯上大出风头的冰岛，这个小国1955年只有约20万人，发病率高达555/10万人口，端的厉害。
中医对小儿麻痹症的观察较为粗疏，大致属于“痿症”的范畴。痿症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痿论》，分为皮、脉、筋、骨、肉五痿。“痿者，四肢无力委弱，举动不能，若委弃不用之状”。古人观察到皮肤干燥菲薄、骨骼运动障碍、肌肉萎缩、肌腱挛缩、脊柱变形等症状。但是，对症状演变、顺序、易患人群、预后等观察非常简略，没有清晰的界线。“五痿”并不准确对应于小儿麻痹，而是包含了各种神经肌肉疾病，如多发性神经炎、周期性麻痹、运动神经元疾病、脊髓变性和压迫症、重症肌无力等等。中国对此病有明确辨识大约要到清末以后，而有准确流行病学数据则远在解放后。相比较而言，西医化较早而彻底的近邻日本对此病的统计可以追溯到1890年，当时每年约有10例，至1950年代达到高峰，每年有2414-2870例。
对临床表现的解释才真正体现医学科学的特征。是有凭有据的解释，还是拍脑袋想象的解释，差别大矣！
西医自维萨里的解剖学，尤其是莫干尼的病理解剖学以后，坚信疾病都有基于“病灶”解剖异常的基础。肌肉的麻痹是表象，它并不是因为肌肉本身的结构出了问题。Heine1840年首次描述本病时就猜测，它是脊髓损伤而导致的，他在《脊髓性小儿麻痹》一书中记录了150个病例。仅仅猜测那不是科学的做法，还必须证实。26年后的1866年，法国病理学家Prevost证实了Heine的猜测，他观察到了脊髓灰质炎特征性的病理解剖改变：脊髓前角细胞损伤。之后，更多杰出病理学家和更高级观察工具电子显微镜的加入，脊灰的病理本质被彻底揭示。小儿麻痹的典型症状可以用神经解剖学来进行严谨完美的解释。比如，其特征症状为肢体非对称性迟缓性麻痹，什么意思？双下肢一起瘫痪，那叫对称性，否则非对称。麻痹是无力的意思，就是瘫痪。瘫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枢性瘫痪，又叫上运动神经元瘫痪。可以理解为，上面的“大老虎”出问题了。“大老虎”相当于大脑皮层运动中枢，这个中枢里的椎体细胞以严密的下行纤维束（即著名的锥体束）控制着下运动神经元。锥体束发生病变，下运动神经元得不到指令，肌肉因之无法运动，瘫痪；同时，被长期压制的本能活动释放，各种反射弧反而亢进。所以表现为肌肉收缩减弱或消失，肌张力反而增高，腱反射亢进，出现病理反射，无肌肉萎缩。所以，这种瘫痪又叫“痉挛性瘫痪”，是一种“硬瘫”。迟缓性瘫痪则相反，它是下运动神经元的瘫痪，彻底歇菜，肌肉无力，肌张力也减弱、腱反射减弱或消失、肌肉萎缩，又叫“软瘫”。脊髓灰质炎属于这种“软瘫”。反过来推理，出现迟缓性瘫痪，我们可以推断病变部位在锥体束的下级，下运动神经元。神经元就是神经细胞，胞体集中在灰质，胞体上伸出的长长的枝蔓叫树突和轴突（中学知识复习），它们集成束形成白质。脊髓里的灰质与大脑里的相反，位于中间，横断面上呈现漂亮的蝴蝶型。蝴蝶的两个前角就是运动神经元集中的地方。若一个前角病变，出现非对称的肢体瘫痪；两个前角一齐病变，就会出现对称性的瘫痪，即截瘫（海迪姐姐就是高位截瘫）。不同水平面的前角病变产生不同节段的瘫痪。如颈髓5前角细胞病变引起三角肌瘫痪和萎缩；颈髓8～胸髓1病变引起手部小肌肉瘫痪和萎缩；腰髓3病变股四头肌萎缩无力等等。以上的推理建立在坚实的病理解剖基础之上，又可以动物实验严格证明，铁案如山，令人不得不信服。
反观中医的病理病机，则全然是脑洞大开信口开河，百人百说，毫无实证可言。比如内经把五痿主要归于“肺热叶焦”，肺热把肺叶烧焦了，因为肺主皮毛嘛，所以，皮痿了，这是活生生给烤痿的；脾主肌肉，脾热则胃干渴，于是乎肌肉不仁，肉痿了，这是活活给渴痿的。这些说法完全是想当然，没有任何实证的依据。
然而，现代医学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病灶的解剖变化仍然是现象，不是原因。病因的发现比病理生理和病理解剖要更晚。十九世纪是细菌学说的癫狂时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传染病的病因都被发现确定为某一种细菌；尚未发现的，科学家们认为迟早要发现，不过是时间问题。到十九世纪末，科学家们开始注意到，有一种比细菌更小的微生物，它们可以透过细菌无法滤过的Chamberland氏烛形滤器，并且具有传染性，但是不能在培养基中存活。二十世纪初，英国细菌学家Frederick Twort发现了可以感染细菌的病毒，噬菌体，由此揭开现代病毒学的序幕。之后，1931年，电子显微镜发明，人类看到了真真切切的病毒。病毒的分子结构一步步被解密。二十世纪是病毒学的黄金时代，正如十九世纪的细菌学说一样，短短数十年间，病毒导致的传染病纷纷破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09年，S.Flexner和P.A.Lewis两位科学家发现了脊髓灰质炎病毒。然后，无数病毒学家扑上来，以博大精深的研究彻底搞清楚了这个病毒的大小、形态、化学组成、物理性质、型别、繁殖、生物学特性、提纯和培养技术等等（此处省去十万字）。这是一种微小核糖核酸（RNA）病毒科的肠道病毒，直径20-30nm，呈立体对称12面体。有三个血清型，总的核苷酸数目为7500个左右。研究到这一地步，接下来的一切都顺理成章，传播途径主要是粪-口方式。人类是唯一自然宿主。病毒自口腔入人体，迅速播散到淋巴组织生长繁殖，再侵入血液，形成第一次病毒血症播散全身；接着第二次病毒血症，透过血脑屏障侵入中枢神经系统，瘫痪。整个过程清晰如画。
中医却又怎么说？ 《内经》说五痿都是热，而总归于“肺热叶焦”。朱丹溪说“痿证断不可作风治。有湿热、湿痰、气虚、血虚、瘀血。”薛立斋说“痿证多因足三阴虚损”。陈无择说“痿由五内不足之所致，但不任用，亦无痛楚，此血气之虚也。”诸如此类，百花齐放，莫衷一是，不知道该信谁的。
病因、传播途径、病理都清楚了，治疗却无法突破。病毒性疾病至今没有根本的治疗方法。好在“上医治未病”，西医祭起“治未病”的利器，一举攻克脊髓灰质炎。
回到罗斯福总统身上，在他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里，做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医学大功德。1938年，罗斯福成立了一个资助脊髓灰质炎研究的国家基金会。在这个基金会的资助下，产生了两个人类的救星，最终消灭了脊髓灰质炎。一位是匹兹堡大学的微生物学家乔纳斯.沙克（Jonas Salk）。当时主流观点认为，活的病毒进入人体后才能激发免疫抵抗力。沙克想把风险降到最低，杀死病毒，但保留其免疫反应的能力。他的观点被认为是一种“愚蠢的话。”1952年，沙克找到一个绝妙的方法：用甲醛灭活在猴神经细胞中培养得到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将之注入人体，成功引发宿主免疫反应。动物实验证明了这一方法的有效性，但是，如果没有人体试验，还是不行。沙克急切想进行大规模临床试验以证明自己的疫苗，却遭到强烈反对，媒体攻击铺天盖地，他几乎成为草菅人命的科学狂人形象。为了证明自己，沙克使出了绝招，他叫来妻子和三个孩子，慷慨陈词，“若何为生我家？”于是五个人自己试。太绝了，神农尝百草，也没拉上老婆孩子啊！美国人不知是被仅次于原子弹的恐惧压到崩溃，还是被这种神农精神所感动，1954年，史上规模最大的疫苗双盲试验在全美隆重登场。1829996名，四舍五入吧，200万名儿童参试，100万注射沙克疫苗，另100万注射安慰疫苗（除了无抗原外，其他成分相同）。所有试验者和医生都不知道注射的是疫苗还是安慰剂。1955年4月12日，持续一年的伟大试验在16台摄像机、150位记者、500位各界观众面前揭开盖子：第一部分，灭活疫苗能减少麻痹型患者82%；第二部分，疫苗保护率为76%。而安慰剂无效。全美教堂的钟声一齐敲响，美国沸腾了，所有人“就像一场战争结束了一样喜悦。”仿佛投下两颗原子弹后的感觉。不言而喻，这种成功可以带来难以估量的财富，但沙克似乎觉得财富和专利对他就是浮云，他反问记者：“难道你可以为太阳申请专利吗？”沙克把他的疫苗比作照亮天下的太阳，怎么可以金钱衡量呢？自比为太阳的本是政治家的专利，但艾森豪威尔总统似乎也认可沙克才是太阳，称他为“全人类的恩人”，授予他“总统特殊勋章”。
然而，沙克疫苗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广泛接种沙克疫苗之前，美国每年有21000例脊灰；之后，迅速降到5000多例就不再下降了。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灭活疫苗的、型的免疫原性（刺激引起免疫应答的性能）较弱，而流行的主要是型；一年内注射三、四次的方法不利于大规模接种。如何克服沙克疫苗的弱点？用口服代替注射，用活疫苗代替灭活疫苗，这是在一开始就存在的学术分歧。而活疫苗最大的担忧是安全问题，即活疫苗的毒力本身也可能制造和传播疾病。与沙克同时，有一批免疫学家致力于减毒活疫苗的研究。他们用动物进行病毒传代，以不断减轻其毒力，而保留免疫原性。其中，代表人物是沙宾（Albert Bruce Sabin），他制定了判断减毒活疫苗安全性的五条标准：1、大量病毒注射到低级猴和猩猩的脑内不引起麻痹，注射到脊髓前角内仅个别低级猴引起麻痹；2、口服后在肠道内旺盛繁殖；3、口服后不引起病毒血症；4、产生程度不等的中和抗体；5、减毒株肠道繁殖后不恢复原有嗜神经性。因为这第一条，沙宾在1953-1956年间，用了9000只猴子（爪哇猴、恒河猴）、150只猩猩和133名志愿者来做实验。爪哇、恒河的猴子碰到沙宾，就像长白山的熊和老虎碰到萧峰，只好认倒霉了。幸而那时的动物保护主义者不像今天的狗粉们一样“强悍”，沙宾终于成功研制出完全不同的脊灰疫苗；这个疫苗更便宜，更方便，不需要注射，可做成糖丸吃。它唯一的缺陷是有240万分之一的概率可以导致人造的麻痹型脊髓灰质炎；这个概率如此之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1957年，沙宾将其制备的疫苗分送世界给各国进行小规模人体试验，无一例外获得成功。
1959年，我国著名病毒学家顾方舟（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成功研制出沙宾疫苗，并在北京2000名6个月-7岁的小儿中成功进行人体试验。这使人想到2012年湖南衡南县某小学的黄金大米试验，那不过纳入25名儿童，就引起舆论的山呼海啸；顾方舟的2000名儿童的沙宾疫苗实验又该如何评论呢？评论该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发达国家如前面提到的冰岛、日本和美国分别于1971年、1977年、1980年消灭了脊灰。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开展消灭脊髓灰质炎行动（全覆盖接种沙克疫苗和沙宾疫苗）时，全球每年有35万多人因脊灰瘫痪，在这些瘫痪者中，有5%至10%的人因呼吸肌麻痹而死亡。至2015年，病例减少了99%以上，只剩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有74例报告。1988年以来，至少使1500多万人免于瘫痪。三株野生脊灰病毒中，2型和3型2012年后再无报告病例。世卫组织雄心勃勃在2018年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这将成为继天花之后第二个被消灭的传染病。沙克和沙宾不愧为人类的救星，尽管他们一个用了200万儿童，一个用了9000只猴子进行过试验（儿童试验是预判为安全的）。
在我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每年脊髓灰质炎新发还高达1万多例。1965年开始使用口服减毒疫苗，1988年加入世卫组织的全球行动，2000年宣布消灭脊髓灰质炎，持续至今。追根溯源，顾方舟居功至伟，可谓中国的沙宾。
脊髓灰质炎患者罗斯福总统曾经提出著名的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一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包括脊髓灰质炎在内的无数瘟疫，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最大的恐惧，免于瘟疫的恐惧，唯一依靠的是科学！罗斯福懂得这个道理，他死后十年，他成立的基金会结出了硕果，人类从此免于脊髓灰质炎的恐惧。很遗憾，在与脊髓灰质炎的伟大战争中，也没有中医什么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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