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襄樊（襄陽）市委書記的阮成發，現任雲南省省長。（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7月26日《南方週末》）
一個地級市，書記離任後屢獲重用、升遷，引起了時政觀察者的關注。
襄陽幹部對此感情複雜。一方面因襄陽出高官而感到光彩，另一方面也擔心書記任職時間太短，對城市發展可能有不利影響。
擔任浙江省委組織部長1年3個月後，54歲的任振鶴於2018年5月再度履新，轉任浙江省紀委書記。這次轉崗，在距杭州1000公里外的鄂西北城市襄陽引起了不少議論。
任振鶴是襄陽的老領導，2016年12月，他由湖北省副省長轉任省委常委、襄陽市委書記，此前這一職位已空缺近11個月。但令襄陽幹部感到意外的是，任振鶴到任2個月後即被調離，迎來他從政生涯中第一次跨省交流。
2017年2月，任振鶴調任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長。就個人而言，從中部省份被交流到沿海發達地區，是仕途中的重要一役。“但對襄陽幹部來說，還是覺得市委書記的調整有點頻繁。”襄陽市委一正處級實職幹部評價道。
包括任振鶴在內，本世紀以來，襄陽（2010年之前，城市名叫襄樊）已換了8任市委書記，第一次調整是在2002年12月，阮成發被任命為襄樊市委書記，最近一次調整是2017年2月，李樂成接班任振鶴，前後相距15年。
8任書記中，已離任的7人日後頻頻受到提拔、重用，多人跨省出任要職，除了任振鶴，現任成都市委書記範銳平、長春市委書記王君正都當過襄陽市委書記，7人中，還走出了兩名正部級官員，分別是雲南省長阮成發和重慶市長唐良智。
曾經的小城“父母官”，一步步走上更高位，甚至成為政治明星，他們在襄陽任期內的故事，在當地幹部口中被反覆咀嚼。
（梁淑怡/圖）
六任書記齊上十九大
2002年12月，原襄樊市被揪出了前所未有的腐敗窩案，市委書記孫楚寅落馬，牽扯出該市74名領導幹部，涉廳級幹部11人，相關單位、縣市“一把手”三十餘人。
孫楚寅自1996年開始擔任襄樊市委書記，至案發時已當了8年“班長”。他落馬後，時任湖北省政府秘書長阮成發被派往襄陽“救火”，成為襄樊本世紀第一位到任的市委書記。
針對孫楚寅時代襄樊買官賣官的盛行，阮成發首先改革了縣處級正職幹部選用辦法，實行公推公選。
主政襄樊期間，阮成發拋出過的一個大手筆是，從郊區農田上劃出了一條新路，取名鄧城大道，路寬120米，雙向八車道。彼時襄樊的經濟體量還很小，此舉在官場引發了不小爭議，反對者認為，該路段地處偏遠，用不著建那麼寬的大道，建了反而浪費了耕地。
但鄧城大道最終還是在反對聲中建成，如今已成襄陽的主幹道之一，交通高峰期，昔日顯得空曠的大道也常常會堵車。於是不少人開始反過來肯定阮成發的做法，一位當年反對的幹部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不得不說阮成發有遠見。”
帶著“遠見”，阮成發在襄樊當了1年9個月的“一把手”，2004年9月，他升任湖北省副省長，作別襄樊。
之後，襄樊（襄陽）經歷了田承忠、唐良智、李新華、範銳平、王君正、任振鶴、李樂成7位市委書記。其中田承忠任職時間最長，為3年4個月，任振鶴任期最短，僅兩個多月。
日後的從政軌跡顯示，襄陽成了“老書記”們仕途的重要中轉站，阮成發、田承忠、唐良智都從襄陽書記任上升任副部級。田承忠已於2017年退休，阮成發、唐良智則繼續高升，現在分任雲南省長和重慶市長。十幾年內，一個地級市有兩任書記升任正部級，並不多見。
唐良智的繼任者李新華，現任湖北省委常務副秘書長，仍是正廳級。
2011年，李新華調離後，範銳平以省委常委的身份兼任襄陽市委書記。正是從範銳平開始，襄陽作為湖北的“省域副中心城市”，書記開始都由省委常委兼任。也是自範銳平起，連續3任襄陽市委書記卸任後，都沒在湖北省內任職，而是被調往省外擔任要職。
範銳平於2013年奉調入川，任四川省委組織部長，後轉任成都市委書記。範銳平的繼任者王君正，在2016年1月調任吉林省委常委、長春市委書記，從王君正手中接棒的便是任振鶴。他們交流出省後，雖然級別沒有提升，但崗位顯然更加“重要”。
任振鶴離開後，時任湖北省發改委主任李樂成被“空降”到襄陽擔任市委書記，4個月後升任省委常委，兼任襄陽市委書記至今。
每一任市委書記發生職務變動，都能成為襄陽幹部們津津樂道的話題。十九大的召開，則讓“老書記”的話題在襄陽官場熱到頂點。“前後六任襄陽市委書記共同出席黨的十九大，在全國都屬罕見。”一位今年初剛調離襄陽的處級幹部很自豪地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相聚十九大的六任市委書記中，任振鶴和現任襄陽市委書記李樂成是十九大代表，唐良智、王君正、範銳平後來當選中央候補委員，阮成發則當上了中央委員。
曾任襄陽市委書記的唐良智現任重慶市市長。（視覺中國/圖）
主政者易出成績
過去7任襄陽市委書記中，已升正部級的阮成發和唐良智，還在武漢搭過3年多的“班子”。
卸任襄陽市委書記後，阮成發當了幾年湖北省副省長，2008年轉任武漢市長，3年後升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漢市委書記，2016年，阮成發在59歲的當口，從武漢市委書記任上直升雲南省省長。
阮成發當上武漢市委書記後，武漢市長一職由襄陽市委書記唐良智接任。兩人共事3年後，唐良智被跨省交流到四川，先後當過成都市市長、市委書記。
唐良智仕途中的關鍵一躍，是從成都市委書記提拔為重慶市委副書記，那是2017年3月，當時他在四川還沒進省委常委班子。10個月後，唐良智當選重慶市長，襄陽的“老書記”中又多了一個正部級幹部。
在襄陽期間，唐良智辦了一件“大事”就是主導城市更名。
襄陽已有2800年的歷史，古城人常常這樣介紹自己的城市——《三國演義》共有一百二十回，其中有三十回發生在襄陽。其境內，長江最大支流漢江穿城而過。在古代，漢江南北兩岸各建一城，名曰襄陽、樊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兩城合併，取名襄樊。
進入21世紀，當地人希望城市改名的呼聲越來越高，理由是，雖然襄樊也叫了五十多年，但知名度還是遠不及襄陽。2010年12月，國務院同意襄樊更名為襄陽市。
改一字，襄陽花去上億元。
更名時，襄陽官方更強調知名度提高給招商引資工作帶來的效益。多位襄陽官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唐良智在襄陽狠抓招商引資，市縣兩級“四大家”班子成員、各部門一把手都被要求走出辦公室到招商引資的第一線。同時，唐良智還主導了襄陽深圳工業園的建設，承接東南沿海的產業轉移，推動了襄陽的產業發展。
談及阮成發、唐良智等多位原市委書記獲得提拔重用，襄陽市委黨校一領導認為，“可以說是中央和省裡對襄陽這些年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認可。”
他說，襄陽幹部們也普遍認可一個觀點——多任市委書記能夠得到外調重用，說明他們在襄陽是出了一番成績的。位於湖北省西北部的襄陽，2017年地區生產總值突破4000億元，全國城市中排名第五十三，居湖北省第二位，僅次於省會武漢。
襄陽市委黨校那位領導分析，除了這些官員所擁有的個人能力，襄陽自身的特點和地位，也讓主政者易出成績。
地處中國內陸腹地中心地帶的襄陽，自古即為交通要塞，有“南船北馬、七省通衢”之說。漢丹、焦柳、襄渝三條鐵路在此交會，按照規劃，漢十、鄭萬、呼南三條高鐵未來也將在襄陽交會。1989年建成的襄陽劉集機場，是第一個由地方政府集資修建的民用機場，2017年已與國內23個城市通航。 有著六百多萬人口的襄陽，轄區面積近2萬平方公里，是鄂西北三省毗鄰區域最大的城市。“周邊沒有其他大城市的輻射，發展空間和腹地很大。”襄陽市委宣傳系統一處級官員稱，“近幾任書記都把襄陽的發展放在區域的維度上去思考。”
“一龍頭六支柱”的產業格局在襄陽早已確定，“六支柱”包括現代裝備製造、新能源汽車、新能源新材料、電子信息、醫藥化工和農產品深加工，“一龍頭”則指汽車及零部件產業，這是襄陽最主要的經濟支撐。
20世紀80年代，總部位於十堰的“二汽”將襄陽作為生產基地之一，這座城市的汽車零配件產業也隨之起步、發展。2014年，襄陽工廠投入生產東風英菲尼迪車，成英菲尼迪全球第三大生產基地，國產的英菲尼迪車型全部產自襄陽。近年來國內汽車市場的逐步崛起，進一步助推了襄陽的經濟發展。
“比較固定的發展模式，穩定的經濟結構和長期的產業積累，致使襄陽有很強的發展慣性。”襄陽市委宣傳系統那名幹部說，“歷任市委書記只要抓住幾個主導產業不放，基本上都能幹出成績。”
既是鄂西北經濟重鎮，也是歷史文化名城。襄陽大地留下了不少中央領導人的足跡，原中央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原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任期內都考察過襄陽（襄樊）。2010年1月，襄樊更名為襄陽前夕，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也去考察過，當時的市委書記是唐良智。
“省官治市”後，書記換得更頻繁
唐良智離開襄陽後，時任襄陽市長李新華順位接班，但他在襄陽只當了6個月市委書記，便被調離，改由時任省委常委範銳平兼任。
從範銳平開始，每任書記的平均任職時間更短，前面幾任田承忠、唐良智的任職時間都超過了3年，但範銳平之後，沒有一任市委書記的任職時間超過3年，範銳平本人兼任襄陽市委書記的時間也不到2年。
“‘省官治市’後，書記換得更頻繁了。”陳斌是襄陽本地一所高校的政治學教授，他也觀察到範銳平那一任是個“分水嶺”。所謂“省官治市”，是指從範銳平任上開始的，由省委常委兼任襄陽市委書記，這與湖北推進“一主兩副”戰略有關。
湖北省域經濟發展不平衡，長期以來，武漢一城獨大，其經濟總量佔全省的比重超過三分之一，而襄陽、宜昌兩個“重鎮”的經濟總量均不及武漢的三分之一。為改變這一格局，2003年，湖北省提出打造襄陽、宜昌兩個“省域副中心城市”。
2010年，時任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要求深入推進“一主兩副”戰略，2011年開始，兩市市委書記開始由省委常委兼任，這一變化被當地媒體形容為“開啟了‘省官治市’的新徵程”。將部分經濟較為發達的地級市市委書記高配為省委常委，這種做法在其他省份也較為常見，如廣西北海、安徽蕪湖、河南洛陽、貴州遵義等。
實際上，宜昌這些年一直是襄陽的主要競爭對手。過去，襄陽的經濟總量曾長期位於湖北第二，第一是省會武漢。進入21世紀後，隨著葛洲壩、三峽等大型水利工程先後建成，宜昌的經濟總量幾年間趕超了襄陽。
但兩市的經濟總量相差並不大，“一主兩副”戰略實施後數年間，中國城市GDP排行榜上，二者的排位總是相鄰，襄陽略次於宜昌，差距最大的一年相差14億元，最小時只有3億元。
人口數量和土地面積都多於宜昌的襄陽，於是在對外宣傳時改變策略，自稱“湖北第二大城市”，而宜昌則有底氣地稱自己是“湖北綜合實力僅次於武漢”。
直到2017年，襄陽GDP達4046億元，才終於超過宜昌的3867億元，奪回了“湖北第二”的位置。
“一主兩副”的背景下，“兩個城市暗自較勁，方方面面都會作對比。”襄陽市屬部門一正處級領導向南方週末記者分析，“襄陽的競爭對手實際只有一個，對於市委書記來說，只要幹得比宜昌好就是成績。”
相比宜昌，襄陽的老領導們走得更遠，調動也更加頻繁。“襄陽幹部對此感情複雜。”襄陽市政協一剛退任的副主席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一方面因襄陽出高官而感到光彩，另一方面也擔心書記任職時間太短，對城市發展可能有不利影響。
僅從經濟數據的面上來看，頻繁換領導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不過據政治學教授陳斌觀察，“在文化、教育、環保等需要長期投入的領域，襄陽還落後宜昌很遠。”
雖然“老書記”們的故事在襄陽幹部們之間被反覆提及，但面對媒體，他們又極其謹慎。襄陽一位廳級幹部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他們現在都官居高位，我們來評價不太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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