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瑋 崑崙健康保險首席宏觀研究員
摘要：
美國“高消費、低儲蓄”的經濟結構和世界經貿格局變遷是造成其多年來貿易逆差居於高位的主要因素，難以通過“短期共識”得以改善。同時考慮中期選舉因素，預計此次中美貿易摩擦的“陰霾”或貫穿2018全年。
關鍵字：貿易戰儲蓄率 產業格局
正文：
自從3月1日美國宣佈對鋼鐵、鋁製品分別徵收25%和10%的進口關稅以後，貿易摩擦就不斷升級：3月22日，特朗普簽署總統備忘錄，擬對總價值約6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增收關稅；4月5日又再次發表聲明，指使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依據“301調查”對從中國進口的額外10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至此，美國針對中國擬增稅的稅基已經擴大到1500億美元。
“貿易戰”有百害而無一利，發起方也往往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市場普遍認為此輪貿易摩擦最終演變成“貿易戰”的幾率甚微，短期可能達成階段性共識。但在筆者看來，如果從美國貿易逆差的“內、外生”因素分析，此輪貿易摩擦的“陰霾”唯恐貫穿2018全年。
一、美國外貿逆差的內生因素——“高消費、低儲蓄”
的經濟結構與金本位不同，在信用本位下，信用貨幣必然對應著貨幣發行國某個經濟部門的債務，當中心國的信用貨幣作為世界貨幣而被其他國家持有時，就意味著其他國家向中心國提供了信用，實務方面的表現形式就是其他國家對中心國的貿易順差和中心國自身經常項目的貿易逆差。事實也正是如此：在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論體系崩潰前，美國一直保持著貿易順差；從70年代開始轉為逆差，而且逆差的規模隨著美元的“輸出”而不斷擴大。
既然美國經常賬戶逆差是美元作為世界貨幣向外“輸出”的結果，大量輸出美元導致的“高消費、低儲蓄”經濟結構自然就成為貿易赤字的主要內生原因。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家庭部門儲蓄率的下降與經常賬戶貿易逆差的擴大呈現明顯的正相關性：2007年次貸危機之前，家庭部門儲蓄率與經常賬戶貿易差額走勢相同；危機爆發後，美國外需減少，貿易逆差收窄，同時家庭淨儲蓄率也在槓桿的修復下有所抬升；隨著經濟復甦的好轉，家庭淨儲蓄率再次下降，貿易逆差也開始再度擴大。
圖：美國家庭部門儲蓄率與經常賬戶貿易逆差
我們知道，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後，美國家庭部門的資產負債表實際上是不斷修復的。表面上看，資產負債表的修復有助於家庭淨儲蓄率的提升，為什麼實際情況卻大相徑庭呢？原因在於，以美股為代表的金融資產在QE的帶動下走出了八、九年的慢牛行情，而國民收入統計賬戶中，資產增值並未被統計到“收入”欄目下。所以，居民持有的金融資產（股票）價格的膨脹直接造成了統計上家庭淨儲蓄率的趨勢性下降[1]。
為了進一步說明，可以分析一下居民的儲蓄構成。從來源看，儲蓄就是沒有消費掉的可支配收入。對於每個經濟個體來講，收入包括工資收入和財產收入，財產收入又可以進一步表現為資產增值和資本利得（利息、紅利）兩個部分。因此，對經濟個體來講，儲蓄應該是：
儲蓄=工資+（資產增值+資本利得）-稅收-消費
顯然，在儲蓄一定的情況下，資產增值與消費的增加存在一一對應的關係。但是，從宏觀上看，資產增值是不算入可支配收入的，因為它能算作用於支撐新的投資活動的可貸資金。所以，在國民收入核算賬戶裡，居民部門的儲蓄並沒有算上“資產增值”項：
儲蓄（國民收入核算賬戶）=工資+資本利得-稅收-消費
由於居民據以決策的儲蓄方程與統計上的儲蓄存在差異，當資產持續增值並引發居民消費持續上升的時候，反而會出現宏觀統計上的儲蓄率持續下降。
在美股不斷“慢牛”的行情下，美國家庭淨儲蓄率在2010年以後呈現趨勢性向下，當前已經不足上世紀最後三十年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缺乏儲蓄的時候，想要消費和經濟增長，美國就必須從國外進口“剩餘儲蓄”。正是因為這一根本性原因，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赤字是廣泛存在的。
二、美國外貿逆差的外生因素
——世界經貿格局變遷傳統的美國企業在全球貿易格局中掌握先進技術，並視其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從自身利益出發，不可能輕易轉讓技術，頂多以高價製造出口高附加值產品，賺取高額利潤。但是，多年來隨著我國在技術研發上的不斷投入，美國傳統的比較優勢正在逐漸淡化。
美國高新技術產品對外貿易出現逆差是在2002年前後。2001年以前始終保持順差狀態，但2002年以後逆差不斷擴大。截止到2017年，貿易逆差達到1200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
於此對應的，是我國在世界貿易格局中角色的轉變：我國一改從前的中低端加工貿易，努力擴大高新技術出口和進口替代，積極投入經費用於產品研發和企業扶持。2003年以前，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成逆差態勢，2003當年逆差89.8億美元。2004年以後開始轉為順差，截止到2017年，我國高新技術產品淨出口834.1億美元，特別是對美淨出口，達到1354億美元的歷史高位。
2015年3月5日，李克強在全國兩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首次提出“中國製造2025”的宏大計劃，作為中國政府實施製造強國戰略第一個十年的行動綱領。2017年末，十九大報告也明確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要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製造業集群。目前看來，隨著研發力度的增強，我國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高新技術產業有效發明專利數已經從1995年的410件躍升到2016年的25.72萬件。
三、“內、外生”因素決定了此輪貿易摩擦的持久性
正是由於美國貿易逆差的“內、外生”共同因素，決定了此次貿易摩擦的持續性。
一方面，美國高消費、低儲蓄的經濟結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另一方面，對於全球經貿格局重構，美國不能單方面加以扭轉，但也不會輕易罷休。
針對中國不斷成長的知識密集型產業，特朗普政府如坐針氈。今年2月，美國發布了《2018貿易政策綱要暨2017年度報告》，指出“確保美國在研究和技術方面的領先地位，保護美國經濟免受不公平獲取知識產權競爭對手的影響。重新啟動打著“知識產權保護”幌子的301調查，企圖延緩中國進入如芯片、通訊、機器人等高新科技製造領域的速度。但再多的圍堵也難以撲滅革新的火焰，美國對中國高新技術經貿的阻礙是完全徒勞的，但不會輕易“死心”，預計會經歷相對較長的“博弈期”。
此外，從政治因素考慮，今年是中期選舉的關鍵時期，用新一輪的貿易戰來換取足夠的選票，對特朗普來說無疑是非常重要的。11月6日國會中期選舉將改選眾議院所有435個席位以及參議院的34個席位。正式選舉前，各州將進行初選，主要集中在5至8月以及11月前夕。若以贏得中期選舉為目標，特朗普的政策推行或將兼顧市場風險偏好，全年幾次相對集中的州選舉中都可能繼續糾結於貿易問題，
四、總結
儘管歷史上中美貿易摩擦屢見不鮮，但此次時點恰逢“中國製造2025”的關鍵環節，針對性較強。美國301調查的主要目的，就是限制對華技術轉移，組織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對美國衝擊，減緩世界產業格局變遷環境下中國崛起的步伐。所有操作的源頭都是上世紀90年代發達國家簽署的“瓦森納公約”，強調限制高新技術向社會主義國家出口。
當前，美國精英階層很可能已經形成一致共識，即使犧牲掉一些短期利益，也要遏制中國的上升勢頭，因為後者將會有損美國的總體利益。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政府切不可被特朗普人為製造的搖擺政策所矇蔽。我國應該對未來一段時間之內中美博弈的複雜性、長期性與嚴重性做好準備。
[1]殷劍峰，《美國居民低儲蓄率之謎和美元的信用危機》，《金融評論》，2009年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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