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藥神》上映後，熱度一直沒有減退，豆瓣8.9分 ，票房25億+，超級話題11.6億閱讀，屢次登上熱搜榜首，創造了關於社會現實題材類型電影的現象級討論，種種跡象表明，這絕不是一部與你我無關的影片。
“藥神”的威力之猛，由此可見一斑。而今天廠長剛打開手機看新聞，又再次大受震動。
近日，李總理就《我不是藥神》作批示，要求有關部門加快落實抗癌藥降價保供等相關措施。
人們奔走相告，繼韓國、印度之後，我們終於也有真正改變國家的電影了！
影片的監製、主演徐崢，隨後也轉發了這條消息，“時代的進步是真實的”。
而年輕的導演文牧野則表示，
他希望電影英雄的出現，可以影響更多的人。一部電影能推動社會的發展，這是萬千病人的曙光，更是電影人的驕傲！
在這方面，我們的鄰國韓國和印度一直走在前面。
早在2011年，鬼怪叔叔孔侑主演的《熔爐》就被稱為是里程碑式的作品。
校長的偷窺臉至今都是廠長的夢魘。
影片最後，受害人民秀自殺，姜仁浩老師抱著他的遺像以抗議的方式來維護他逝去的尊嚴，在警察驅趕人群的水柱中，竭力喊叫的場面，成為影片的高潮。
而片中的臺詞，至今仍被廣泛引用。
影片中孔侑飾演的教師，在揭發案件的過程中也有過軟弱與正義的抉擇，但是當他選擇為一部分人請命時，實際上卻保護了更多的人。
據說，主演孔侑是在服兵役期間讀到了韓國作家孔枝泳的著作《熔爐》，通過經紀人聯繫公司想要拍成電影，他說，“賠錢也要拍這部片子”。
在他的努力下，這個真實發生在光州一所聾啞學校的性侵害事件終於被搬上銀幕，在時間發生數年後，再次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其中所涉及的案件細節更是讓人觸目驚心。
- 2000年，聾啞學校的校長先後對超過30名聾啞兒童進行性侵，受害者年齡最小的只有7歲；
- 2006年，人權委員會向警方舉報了校長、生活康復教師等6名教職員對學生實施性侵犯和猥褻；
- 2007年，校長金某和教師樸某在一審中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和10個月；
- 2008年，二人在二審中卻被判緩刑獲釋。原因是他們沒有前科，而且與受害者達成了協議。侵害學生們的教師依然在學校任職，受害人數也不斷增加。
這部電影在當時的韓國引起了多大的轟動呢？
電影上映後，KBS、MBC等主流電視臺分別在新聞節目中做了《加速的“熔爐法”》和《“憤怒的熔爐”為何會震動全社會？》的專題報道，以尖銳的視角剖析了大眾在犯罪案件中的無助感，數百萬名韓國網友也聯合簽名要求重查案件，借影片之力向政府發問，我國CCTV也隨之轉發報道。
就在電影上映短短37天后，韓國政界即發佈聲明，宣佈將修改立法。在多方譴責的壓力之下，這個散發著惡魔氣味的學校才被關閉。
最終，韓國國會以207票通過、1票棄權的壓倒性選票，通過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法案規定，“性侵女身障者、不滿13歲幼童者，最重可處無期徒刑，同時廢除公訴期。加害者如任職於社會福利機構或特殊教育單位可加重處罰。”
因為電影《熔爐》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推動作用，該法案也被稱作“熔爐法”。而文藝作品影響國家立法的現象也被稱為“熔爐效應”。
這部載入電影史的韓國影片不僅觸動了無數的韓國人，也在其他國家社會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無獨有偶，韓國影片《熔爐》以直接粗暴的方式揭開社會的傷疤，去年上映的印度電影《廁所英雄》則是以喜劇的方式直擊痛點。
影片改編自印度新娘安妮塔·納利的真實故事。
印度姑娘安妮塔在新婚四天之後就從婆家逃走，並向丈夫提出，要麼在家裡修廁所，要麼離婚。
要知道，在印度，離婚是件挺嚴重的事兒，除非涉及家暴或虐待，否則通常不會予以批准。但法院在綜合考慮了安妮塔的情況之後，竟然批准了安妮塔的請求。
那麼問題來了——
現實中的印度女性，想上個廁所究竟有多難？
根據《華盛頓郵報》2015年報道，在印度，53%以上的一般家庭、70%以上的農村家庭，都沒廁所。
連印度農村發展部部長自己都承認：“印度是全球最大的露天廁所”。
這是因為在印度的宗教文化中，“人類不應該面對太陽或月亮進行方便”，廁所代表著汙濁，在家中建廁所是對神靈的不敬。
然而相比男性，印度女性上廁所要付出高得多的代價——男性可以在自家後院露天如廁，但女性不能。
為了解決生理需要，印度婦女不得不在夜裡或黎明結隊去野外如廁。不僅要放下臉面、提防蟲、蛇，還有防不勝防的強姦犯。
安妮塔多次要求丈夫在家中修建廁所，但丈夫始終以“別的女人都是這麼上廁所的“為由搪塞，安妮塔終於忍無可忍，提出離婚。
一家慈善機構在聽說了這樣的情況後，專門為她建了一個廁所，安妮塔這才回到了丈夫身邊，婚姻得以延續。
在根據這起事件改編的影片《廁所英雄》中，女主角雖然並沒有得到慈善機構的幫助，卻擁有一個更好的丈夫。
片中，女主角對丈夫說，“沒有廁所，就離婚”，於是全片就變成了“愛她就為她建廁所”的故事。
從影片中不難看出，比起建廁所，說服人們改變觀念顯然困難得多。
男主角的奶奶已然認為妥協是印度女性的傳統美德。
男人們更認為建廁所“有違常理”。
甚至電視臺主持人都反對文明如廁，認為在家裡修廁所是國家倒退的體現。
有人宣稱，這是一部改變了印度6億女性命運的電影，比爾·蓋茨稱其為“十大勵志人心電影”。
影片的公映，推進了印度的“廁所革命”，“露天廁所”的比例從60%下降到了30%。如果不是這部“有味道”的電影，這些掙扎在底層的印度女性的生活令人難以想象。
如今，《我不是藥神》的超高討論度，除了徐崢、週一圍、王傳君等一眾演員的走心演繹，劇作的精良和拍攝手法的純熟，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影片根據真實案件“陸勇案”改編，而影片所聚焦的健康與醫藥話題，始終是全民心繫的痛點。
圍繞著慢粒白血病這個話題，由週一圍飾演的警察曹斌，徐崢飾演的藥販子程勇，以及呂受益、舞女、“黃毛”等一堆患者構成了在“生存與選擇”面前的眾生相。
即便不談當下的醫療與製藥制度，就單在高價藥與疾病之間，“藥=命=錢”的等式似乎也是不言而喻。
我們無法用單方面的道德去衡量片中每一個人的行為，利益、貪婪、良知、信仰、善良，堅強……這些來自底層市井的小人物，每一個都是一種“現實符號”。
而本片最大的命題，就是通過一個人、一群人的善意與努力，推翻這個等式。
徐崢對陸勇說，“這部電影小人物的部分屬於我，英雄的部分屬於你。”
有人曾說，任何人的苦難我們都無法完全感同身受。
但廠長認為，共存於同一個世界，我們與他人的苦難，其實近在咫尺，就像片中老奶奶所說的那樣，“你能保證自己不生病嗎？”
現代生活的巨大壓力之下，我們一邊熬夜一邊養生，一邊加班一邊佛系，內心深處的焦慮無法疏解，皆因在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面前，我們無處遁形。
現實主義題材的影片中也許沒有那麼多視覺奇觀，卻通過巧妙的敘事手法與貼近生活的演繹去喚起人們的共鳴，《我不是藥神》也正是如此。
從總理的批示中，更顯示出《我不是藥神》已經在一定範圍內推動了政策的制定和體制的完善，佐證了文藝作品可以對社會產生切實的推動作用，至此，觀眾終於不必對國產電影“恨鐵不成鋼”，韓國電影、印度電影能做到的，我們也能。
倘若一部電影能夠推動社會的發展，這不僅是電影創作者的勝利，更是普羅大眾的福分。
廠長相信，《我不是藥神》已經是一個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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