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
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河畔。萧红是后来发表小说《生死场》时取的笔名。
萧红的祖上是乾隆年间从山东迁过来的流民，几代置业终成为远近闻名的地主。不过到了萧红父亲的这一代，家道已经开始衰落，只能算略有祖产。
萧红的父亲张廷举曾任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在外，他是一个谦和的君子，政治上相当圆通，对内，却是一个暴君。
萧红是这样记叙她的印象：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女儿，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母亲姜玉兰在她九岁的时候病故，父亲续娶梁亚兰，但萧红和继母的关系并不好。
只有祖父一人对她是好的，萧红作品中描述的后花园就是她与祖父的乐土。
萧红小学毕业后，父亲就不准她再上中学，为此萧红大病一场，她于绝望中向父亲反抗，告诉父亲，如果不同意她上学，她将出家做尼姑，这对在教育系统工作的父亲是一个无法还手的打击，父亲妥协了。
在父亲妥协的背后，藏着另一个交易，那就是父亲将她许给呼兰游击帮统王廷兰次子，小学教员王恩甲。
1920年，萧红入读哈尔滨女子第一中学，她全身心的投入学习，萧红尤为喜欢文学和绘画，并开始写诗和散文，用“悄吟”的笔名，刊发在学校的黑板报和校刊上。
1929年，祖父去世，萧红十分悲痛，祖父是她最亲的人。祖父去世后，她对那个冷漠缺少爱的家庭已没有感情和留恋。在祖父丧事办完后，萧红随即返回学校。
临近毕业，王家的婚事被提上日程，据说萧红曾和家里抗议过，试图解除婚约，抗议的结果是王家一怒找到学校，取消了萧红的初中学籍，她被父亲带回家软禁了。这一专横的举动彻底激怒了萧红，她出逃了。
出逃后的萧红和在北平读高中的同学取得了联系，她计划去北平，而这个大胆计划的支持者就是她的表兄，陆振舜。
当时陆振舜已婚，可萧红就是爱他。陆振舜为了坚定萧红反抗包办婚姻的决心，从法政大学退学，前往北平，就读于中国大学。
萧红逃出家门后与陆振舜婚外同居。他们一起出走的事情没多久就遭到了双方家庭的经济制裁。
北京的冬天非常寒冷，没有了家里的经济来源，生活难以为继，不得不靠卖旧书维持家用。
陆振舜首先投降，留下萧红独自返回东北。
萧红追求爱情自由的体验只有寒冷、饥饿和穷困。不久，萧红被迫回到呼兰。
那个年代，一个闭塞的县城，萧红的出走引起了轩然大波，王家认为她败坏了名声，单方面解除婚约；由于管教不严而出的丑闻，父亲被调到巴彦县教育局工作。
萧红又一次被监护起来了，吃饭睡觉，只能在院子里活动，继母的指桑骂槐，父亲的指责谩骂，她每天想的就是如何再次出逃。
八个月后，她终于成功出逃到哈尔滨。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带的钱很快就花光了，寒冷、饥饿、穷困又一次包围了她。
在难熬的日子里，她主动去找了王恩甲。王恩甲是一个纨绔子弟，萧红对他是百般厌恶的，后人很难理解她为何会去找王恩甲。
在我看来，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说，最低层次的需求都无法满足，何谈爱与尊严。出逃的日子里，萧红连最基本的食物、睡眠都没有保证，被房东扒下衣服赶到街上，天寒地冻的只能穿着一双有洞的单鞋。
两次出逃的她已不可能再求助于家里，对她大献殷勤的王恩甲无疑是一个可依赖的选择。萧红和渣男王恩甲同居了，他们租住在一家旅馆里，据说旅馆的老板和王廷兰关系密切，两人同居七个月的房租都是欠的。
后来王恩甲借口回家拿钱还账，把萧红作为人质留在旅馆，从此杳无音信。
此时的萧红怀孕已七个月，旅馆的老板多次催要房租，最后甚至威胁她再不还钱就把她卖到妓院。
经过了苦等、幻想、失望以后，她知道没有人能救自己了，她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信中讲述了自己身为孕妇因债务缠身，遭未婚夫抛弃被旅馆老板软禁的遭遇，接到求助信后，裴馨园去旅馆采访了萧红，并号召同仁募捐帮助萧红度过困境。
就是这次的求救，萧红认识了日后和她相爱相杀的萧军。
萧军出身军旅，性格粗狂耿直，但却爱好文学，因为投稿的关系认识了裴馨园，从此结为朋友，萧军借住在裴馨园家，帮助裴馨园编报写作。
萧红与萧军
萧军对萧红的感情是始于同情陷于才华终于相爱。
八月，松花江崩堤，在萧军的帮助下，萧红坐船逃离了旅馆。他们一起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不久，萧红生下一个女婴，由于无力抚养，生下来就送人了。穷困的爱情，萧红深知她连做母亲的权利都没有。
萧红出院后，回到了裴家，这家人开始对“闯入者”感到厌烦，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萧红和萧军离开了裴家。
他们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后来萧红的散文《饿》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第二次也打开门，这次我决心了！偷就偷，虽然是几个“列巴圈”，我也偷，为着我饿，为着他饿。”这是怎样的一种饥肠辘辘啊。
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们从来不悲观，他们常用玩笑的，自我讽刺的态度来对待困境。正因为这样，他们是快乐、潇洒而诗意的。
对于萧红来说，萧军不单单是爱人、知己、人生旅途的伴侣，也是她苦难的分担者。是带给她阳光和爱的人。
九一八事变，不到半年时间，日本迅速占领了东三省，
裴馨园由于发表了反满抗日的文章被革职，萧军被邀请回到《国际协报》做编辑工作。
1932年底，报纸要出版一期“新年征文”的特刊，萧红在萧军的鼓励下拿起笔，写了第一个短片小说《王阿嫂的死》。小说的发表给了萧红很大鼓舞，她又陆续发表了《弃儿》、《看风筝》、《腿上的绷带》等作品。
后来，《国际协报》创办了一个副刊《文艺》，萧红作为主要撰稿人又先后发表了《夏夜》、《患难中》、《出嫁》等，还有长篇《麦场》即后来的《生死场》的头两章。
萧红与萧军还共同出版小说和散文合集《跋涉》。
萧红创作之初受左翼文学的影响，有着些许左翼文学激进的色彩，对底层的民众，尤其是底层的被阶级和男性双层压迫的女性给予了深刻的同情，这在当时的满洲国，是非常敏感的，被严令禁止。
为了躲避政治追捕，萧军和萧红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帮助下逃到了青岛。在青岛期间，萧军在一家报社从事编辑工作，萧红仍旧继续她《生死场》的创作。
日军很快占领了青岛，萧军和萧红又逃到了上海。在上海，他们认识了鲁迅，鲁迅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
不久，萧红力透纸背的的长篇小说《生死场》在上海出版，赢得了像茅盾、郑振铎、巴金这样的重量级人物的称赞。当时在文学界引起很大的轰动。鲁迅亲自为《生死场》作序，可见他当时对青年文学创作者的提携。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上海沦陷，萧红、萧军撤往武汉。在武汉结识了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hóng）良，也是萧红后来的丈夫。
端木蕻良
武汉期间，萧红、萧军与从东北各地流亡到武汉的舒群、白朗、罗烽等青年作家积极投身于抗战文艺活动，并在武汉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东北作家群。
萧红创作了多篇以抗日为主题的作品，《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等散文的发表，对宣传推动人民抗战起到积极作用。
不幸的是，随着文学创作的初步成功，萧红与萧军反而走到决裂边缘。
萧军是粗狂而文艺的，就是当下的流浪文艺青年，爱时水深火热，奋不顾身，却不喜欢牵绊和约束，极度大男子主义而且用情不专，和萧红在一起的日子里，就同时有几段纠缠不清的感情。
萧红是一个感情细腻、懦弱、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她依赖肖军，无法接受她的三心二意。
他们的矛盾随着那些女人毫不遮掩的登堂入室而愈演愈烈。彼时，萧红已经怀孕，却还是选择和萧军分手。
端木身材瘦高，穿着洋气，说话和声细语，性格内向，孤傲、文质彬彬，与萧军的粗犷、好强、豪放、野气形成鲜明对比。端木从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只是采取迂回战术。这些都使萧红产生好感。尤其让萧红感到欣慰的是端木“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这是其他朋友没有做过的，过去只有鲁迅与胡风赏识萧红的才华，
萧红与萧军分手后，与端木有了更多的接触，常常主动找端木谈创作，谈她的身世，两人感情迅速发展。
1938年5月年萧红与端木在武汉举行婚礼。
命运多戕的萧红对这段婚姻的期望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搭伙过日子，她在婚礼上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萧红想要的不过是一个爱自己、体贴自己的丈夫，可她又一次错了。婚后不久，日军轰炸武汉，端木留下大腹便便的萧红，一人逃往重庆。萧红历经磨难到达重庆，1938年年底，在白朗家生下一子，孩子不久即夭亡。
大难临头抛下怀孕的妻子，这个丈夫几乎可以和渣男王恩甲媲美了。
1940年，萧红随端木离开重庆飞抵香港。
香港沦陷，端木再次抛下萧红，独自逃亡，萧红感到自己被彻底冷落遗弃了。
唯有笔下创作可以舔舐她那颗受伤的心。
在贫病交迫中，她坚持创作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1942年12月，病情加重的她被送进医院，因庸医误诊离世。
萧红是个悲剧人物，终其一生她都在追求被爱的感觉，男人在他生命中几乎是无缝对接的出现，
她渴望有个人能像祖父一样爱她，至少不要让她再饥饿、流浪，所以遇到男人她就奋不顾身，萧军在小说《烛心》中就写到他和萧红的事情，萧军初见萧红的第二天晚上就强行与她发生了关系……,
从小失去母爱教导，生理知识匮乏的她也许根本不知道性代表的是什么，她觉得对爱人奉献性就和奉献食物水一样；她从来没有为即将降生的孩子设想未来，幼年丧母，她从不懂母爱是何物，更何谈去爱孩子，所以孩子来了走了也没有大喜大悲。
萧红的一生的悲剧，很大原因是她自己造成的，所以对她的不洁和过错我们只能作同情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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