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2017年暑期，應《教育名家》雜誌社邀請，七月中旬在武漢光谷實驗中學舉行的“首屆教師寫作與研究能力研修班”上作命題演講。題目由方臘全社長擬定。
演講當時，與會人員神情專注，會場掌聲熱烈。演講後，受到該校馬國新校長的邀請接見，在此表示感謝。
承蒙厚愛，文稿登載於《教育名家》雜誌7/8期合刊上。發表時有少量刪節。現將原文奉上，敬請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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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命題作文。
這個題目有點意思。
教育寫作，對一個鄉村教師的有哪些改變？
其他的人有什麼改變，我無法知道，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但我先不說改變，先說一下沒變的。
第一，我的性別沒變。我依舊是個男人，不會因為寫作而變成一個美女；你是美女，也不會因為寫作而變成一個帥哥。但讀書、寫作也許會讓你顏值更高一些。
第二，我的身份沒變。我依舊是個鄉村教師，沒有因為我寫作、發表、出書，而變為一個城區教師，也沒有成為一個公務員。
第三，我的職務沒變。十年前，我被任命為副校長（那時可能與寫作有點關係）；但十年後，我還是副校長。這十年來，儘管我一直筆耕不輟。
第四，我的應試功能沒變。我是初中語文教師，一直帶著一個班的語文教學。並沒有因為是副校長而改帶思品或歷史，也沒有因為寫作而不需要應試。我每天還得考慮，學生願不願意幫我把語文多考兩分；期中、期末考試，我還得考慮儘量有個好名次。我目前所在的這所學校，老師們太敬業了，太會應試了。
第五，我的經濟條件也沒啥改變。發表一篇文章，可能獲得幾十或者頂多一兩百塊錢的稿費，學校裡也許能領一些獎金；出版一本書，也許能掙個幾千甚至一兩萬塊版稅。但這錢掙得太不容易，遠遠不如補課、辦培訓班。尤其是最近兩年，我幾乎沒什麼興趣投稿了。所以，還房貸還得靠工資。
沒有改變的，自然還有許多，比如，我照樣還得吃飯，喝水，呼吸空氣，享受陽光。
既然這樣，我為什麼還要堅持教育寫作呢？
是呀，我為什麼還會十幾年來如一日，一直伏案筆耕、馬不停蹄呢？
這便是因為有一些東西改變了。
想想，大概包括以下這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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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寫作，讓我愛上了閱讀。
我是個沒讀過幾年書的人，初中畢業後便開始了面朝黃土背朝天。兩年之後，終於獲得了一份工作——民辦教師。但那時還不知道要讀書，只是偶爾讀一讀梁羽生，讀一讀瓊瑤。之後考取了師範，轉正了，也還不知道讀書，只是裝模作樣地讀一讀金庸，讀一讀《紅樓夢》。
直到調到了初中，而且是教語文，忽然有一天，我問自己，我靠什麼來忽悠學生呀？我靠什麼來和老師們比拼呀？我靠什麼來寫成文字呀？
於是，便開始讀毛澤東，讀魏書生，讀李鎮西，讀《古文觀止》，讀卡耐基，讀雷夫，讀蘇霍姆林斯基，讀公民教育，讀哲學。比如，2016年，我幾乎整個一年時間都泡在胡適、馮友蘭、柏拉圖、尼采、杜威等古今中外哲學大師的著作上，並寫下了三萬字的讀書筆記。
到底是因為閱讀而寫作，還是因為寫作而閱讀，我似乎說不清，道不明。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願意為買書而花錢，每逢暑假或“雙十一”，碰到圖書打折時，我便一次性網購十多本。就這樣，每年大概要讀三四十本書吧。
在我看來，古人所說的“書非借不能讀也”，現在應該改為“書非購不能讀也”，因為自己買來的書，我可以隨性地在書上圈點勾畫，可以隨意地讀個十天半月，還可以給家裡增添一些書香。
我真羨慕那些既不需要讀書，也不需要寫作，而還能在課堂上有滋有味、大喊大叫的語文老師。
但我也很疑惑：你的“一桶水”還能保鮮嗎？你的“一桶水”還沒倒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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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寫作，讓我有了越來越多的自信。
我是一個沒有多少信心的人。我的自卑遠遠多於自信。這大概與家庭環境有關，也與個人的成長經歷有關。
記得早年（其實也不早，也就35歲以前），我一直認為，發表文章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情，是那些專家學者的專利。
就包括在日常的教育教學中，也大多依賴於教參，似乎教參上所說的一切都是至高無上的真理；許多時候，也都以為那些名人大碗的觀點和話語，都是金科玉律，神聖不可侵犯。
當自己的文字，在《湖北教育》，在《中國教育報》，在《語文教學通訊》，在《中學語文教學參考》等報刊發表後，當一些人寫作或講話引用我的觀點和語言後，我發現，這個世界也有許多人在聆聽我的聲音。
我便竊喜著，慶幸著，進而習以為常著。
我原本最怕在大眾場合講話，尤其是面對臺下黑壓壓的一片時，我幾乎是心驚膽戰。但隨著積累的增厚，講話逐漸地由對稿，到脫稿，再到即興演講，老師和學生們聽得越來越認真了，他們越來越喜歡聽我的忽悠了，我信心滿滿，激情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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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寫作，讓我的思維方式更加系統化。
這是個憤青時代，也是個建設時代。然而，我們的一些憤青，許多時候都是偏感性的、偏淺層的、碎片化的。
我也喜歡憤青，儘管有人說，二十歲之前不憤青，一輩子就廢了；三十歲之後還憤青，一輩子也廢了。但我一直認為，社會的進步，文明的生長，往往都是從憤青開始的。
但那種僅僅情緒化的憤青，是無法推動社會進步的。而那種理性的、深層的、系統化的憤青，則更具有建設意義。我們都是建設者，我們應當有建設的義務。
比如，我曾在《中國教育報》上發表一篇《我是一個分管人事的副校長》。文章開頭的憤青，曾讓一些領導很不痛快：
“不客氣地說，分管人事的副校長，其實就是一個幌子，或是一個托兒。分工文檔裡白紙黑字，實際工作中束之高閣；錦上添花（如提拔）時與你無關，釜底抽薪（如辭退）時逼你出面。這，似乎是一種不成文的規則，但更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但我也認識到：“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在其位我們就得謀其政。只要我們能擺正心態，順勢而為，照樣能履行職責，甚至是別開生面。”
文章的主體部分，我從三個角度來論證：“直面：用一種大局的觀念，去面對那糾結的情”；“溫情：用一種共情的思維，去安撫那受傷的心”；“助長：用一種積極的作為，去影響那身邊的人”。
我認為，這樣的憤青，會更有意思一些，也更有意義一些。
再比如，《做一個有專業底氣的副校長》（也是《中國教育報》發表的）。它實際上也是一篇憤青文章。
“有人開玩笑說，一個教師能夠做箇中學副校長，便已是‘祖墳冒青煙’了。此語雖為笑話，卻也道出了一個副校長的來之不易。但如果要成為一個有專業底氣的副校長，筆者認為，至少需要在以下‘四得’上下功夫。”
哪“四得”呢？一是站得講臺，二是寫得文章，三是懂得管理，四是坐得冷板凳。
這樣的文章從構思，到行筆，應當都是很有價值的。至少讓自己找到了人生的座標系和發展的線路圖，同時對於年輕人的成長應當有一些借鑑意義。
教育寫作更多的還是學理探究，比如教育敘事、教學反思、文義辨析等。許多時候，我寫的也是這類文章。
思維方式的系統化，在我的專著《鄉村教師突圍》和《公民教育與現代學校》更能體現出來。
比如《公民》一書，我便從公民教育、公民學校、公民校長、公民教師、公民課堂、公民家長、公民學生等七個維度加以論證。這樣的論證，使得自己對教育有了更全面、更前衛、更深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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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寫作，讓我更接近教育規律，少犯些錯誤；教育寫作，讓我的學生更加喜歡我的忽悠，也讓我的語文課多了許多笑臉和笑聲；教育寫作，讓我浪得了一點虛名（比如受邀到一些學校講學，其中還有大學），也讓我能在浮躁中盡享孤獨和寧靜；教育寫作，讓我越來越喜歡閱讀和作文，還讓我拉起了一支“讀寫大隊”。
今年植樹節那天，不知是心血來潮，還是久存於心，我在朋友圈裡發了一則消息，想民間組織一個團隊，通過微信公眾號，讀讀寫寫，交流心得，抱團取暖，結伴而行。
並公示了理念：“一群人，一個夢。用讀寫的力量，改善身邊的教育小生態。”
當天就有多位朋友陸續響應，一個“讀寫大隊”迅速豎起了大旗，次日便開始運作。
經過四個月的運行，讀寫大隊由最初的三五人，發展到十五人，再到四五十人，已經形成了一個“讀寫公社”了。
四個月來，圍繞教育敘事、教育雜談、家庭教育和讀書札記等四個方面，共推出了原創文章將近兩百篇。
也在這四個月裡，讀寫大隊的關注數已發展到數千人。
更難得的是，我們的一些隊員已經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形成了自己的寫作風格。比如：餘向紅的曉餘家書，蔡林秋的教育人生，桂瓊的課堂逗娃，蔡慶玉的吾家有女，周翠霞的人物刻畫，石偉華的童話創作等。
圍繞一個方向，不斷挖掘，只會越挖越深，越寫越好。
這樣的寫作方式，是我們最樂於看到的。相信不久的將來，他們都會有自己的專著，自己的品牌。
當他們的品牌形成之日，我們的讀寫大隊這個品牌也必將唱響黃岡，唱響湖北。
我們有這個夢想，我們有這個信心，我們有這個力量，我們更歡迎你的加盟！
事實上，我們周圍的環境已經在悄然發生著微妙的變化：一些讀者，每天早晨從夢中醒來，第一件事便是打開手機，看讀寫大隊的文章；一些讀者，已經從讀者變成了作者，由圈外人變成了圈內人；一些讀者，茶餘飯後，經常談論讀寫大隊，談論讀書寫作。
也許，這就是教育寫作，對於鄉村教師、鄉村學校、鄉村教育的最大改變：改變行走方式，改變生活習慣，改變價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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