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忠心耿耿卻被皇帝當替罪羊，後人為他鳴不平，其實是咎由自取
晁錯是西漢名臣，為人峭直刻深，因早前在朝縣張恢先生那裡學習過申不害和商鞅的刑名學說，故有較濃厚的法家思想。是漢景帝的“智囊”寵臣，對景帝可謂忠心耿耿，就是他為景帝獻上了“削藩”的計策，可最後卻是在七國之亂爆發時被景帝親自下令誅殺，腰斬於市，成了替罪羔羊。因此有人為他鳴不平，甚至認為他比後世的岳飛死得還冤。而小編以為，他的命運是必然的，也是他咎由自取的。
作為吳楚叛亂的導火線，晁錯所主張的削藩本沒有錯，從宏觀大局而言，確實是有利於中央集權國家統一，從而鞏固漢王室的統治地位。然而他並沒有選擇適當的時機和方法，空有理論總綱沒有具體的操作方案便貿然行事，致使漢王室在未成熟的時機面對一場本可避免的戰爭。
首先，諸侯國對中央造成威脅需要實力的累積，而實力的累積又需要時間。天下剛剛安定，在休養生息的政策下，不管是天子還是諸侯，安撫百姓、恢復和發展經濟是首要任務，可以說是無暇起兵生事端的。不能因為人家封地資源優、發展好，盡了一國之主應盡之責，就開始揣測他們是否用心不良。即便吳王的一些作為值得晁錯懷疑，但光看事情表面就下定論，並以這個特例代表了整個諸侯群體，一棒子打翻一船人，實在是過於草率了些。
其次，諸侯國的存在本是作為王室的屏藩，然而在它尚未失去這個政治作用時過早地給人扣上謀反的帽子，就提早了削藩的必要性，不僅不成功，且非常有可能失敗。晁錯提出的“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本身就是先把沒罪的藩王當作叛逆之人來看，那別人被逼急了當然要反抗了，可這樣的話就正好印證了晁錯的理論，看上去似乎是晁錯有先見之明，實則是諸侯們“被謀反”罷了。而恰巧吳王劉濞又是一個很沒安全感的人，本身對統治者就有弒子之恨，現在好端端的又把壓箱底的罪翻出來，二話不說削了人家的地，新仇加舊恨，當然被逼得拿起武器為自己生存的權益而戰。削藩本意是想平衡各方勢力以達到國家和諧統一的目的，可現在它不僅沒有起到抑制防範作用，反而成為了禍端。
此外，在這種天下太平的局勢背景下，即便是有個別諸侯王想謀反，他也得有正當名目，否則大部分地方勢力原則上會站在統治階級一方。這種以寡敵眾、勝算全無的仗，真正有野心、想撼動統治者地位的人也不會如此愚蠢地去送死。退一步來說，若真有這麼異想天開的同姓王存在，他的反叛對中央也構不成威脅。可現在晁錯這麼一折騰，讓許多同姓王都或多或少地產生了危機感，再被吳王一牽頭煽動，大家自然而然就同仇敵愾了。一個地方勢力造反不可怕，但一群拼死一戰的諸侯鬧起事來後果還是很嚴重的。
若削藩只是想防患於未然，儘可能地使權力集中於中央，保障天子的統治地位，那麼它必然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但晁錯並沒有考慮到這點，利害關係也把握得不夠，他把原本該暗中較量的兩股勢力，一下子放到檯面上來，沒有一個鋪墊的過程，難免會適得其反。削藩這件事成功與否暫且不說，首先他就把自己推到了風口浪尖。不管這件事的發展如何，槍打出頭鳥，晁錯的未來終究不會明朗。而且晁錯對形勢看得也不夠透徹，在己方實力未明瞭的情況下想當然地去削藩。試想如果中央真的有十足的把握和堅挺的實力在，吳王叛亂之際景帝也不會接受袁盎的建議，誅殺寵臣晁錯意圖換取七國退兵了，這顯然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再者，晁錯自身性格也是引起吳楚叛亂的一個關鍵點。憑藉景帝的賞識，晁錯在修改法令、削減諸侯王的勢力上，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置大臣們的反對於不顧，即便父親勸說也無濟於事。他的固執己見和行事風格使眾大臣都不喜歡他，這其中就包括了袁盎。而作為削藩的主使者，晁錯又被諸侯們所怨恨，註定會成為眾矢之的。在諸侯發動叛亂時，晁錯不急於匡正挽救這個危機，卻想著報與袁盎的私仇，把個人恩怨移到了國事上，最後引來殺身之禍。
值得慶幸的是，晁錯的死未能使叛軍退兵，卻也成為了這場叛亂的轉折點，使諸侯起兵的性質發生了轉變。從為天子考慮誅殺小人的正義之戰，轉為篡奪皇權的謀反，從道義上來說明顯理虧。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叛軍沒有退路，只能硬著頭皮繼續上，而這給漢王室決心用武力鎮壓提供了正當藉口，平亂的成功也為日後真正合乎時宜的削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而這一轉變都歸功於袁盎的建議，不過袁盎無疑是被捲進紛爭的“無辜者”。史載其個性剛直，常常稱引大義，敢言直諫。深得漢文帝的信任，被時人稱為“無雙國士”。因為官職遷調，袁盎曾做過吳相，被愛才的吳王厚待過。在吳王聯合起兵之際，這份與眾不同的官場經歷被政敵晁錯作為袁盎與吳王同流合汙的罪證，晁錯欲上奏景帝說袁盎收取吳王錢財而包庇縱容其謀反，以藉機除掉這個眼中釘。在晁錯猶豫之際，袁盎為求自保，唯有先下手為強，向統治者坦白以示自己的忠心，並反將了晁錯一軍，成為兩人政治鬥爭最後的贏家。也正是這自保之計在七國之亂的關鍵時刻影響了事態的發展，扭轉了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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