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峰會後的新聞發佈會基本在意料之中，也就是特朗普維持了兩年來從不批評普京一句的一貫態度。但這次稍有不同的是，聯邦調查局在幾天前剛剛正式指控12個俄國高級官員參與盜竊民主黨資料和選民信息。指控（indictment）和判決有罪當然還稍有不同，因為還沒有經過法院這一道關。但是對這種高規格的案件，FBI除非證據確鑿，否則絕沒有可能提出指控。如果有一天真的對簿公堂，也基本上不可能敗訴（當然，俄國是永遠不可能引渡這些罪犯到美國受審的）。
在這種情況下，在普京面前死不承認FBI的調查結果就形成了一種非常尷尬的視覺效果。再加上特朗普在歐洲訪問的前幾站剛剛對各國領袖各種譴責和諷刺挖苦，甚至直接干涉英國的退歐談判，挑剔梅首相的談判技巧。那麼在普京面前所表現出的畢恭畢敬的姿態自然就形成了鮮明對比。
特普會後共和黨議員會怎麼做？
過去因為不敢得罪總統而不說話的共和黨議員，也只好紛紛站出來與特朗普的觀點劃清界限。因為他們的措辭沒有新意，我就不在此一一列舉。不管多麼不情願，面對本國總統相信克格勃而不相信FBI這個荒誕現實，他們在媒體面前也很難矇混過關。當然，誰要是以為這些議員會從此改變他們與特朗普的合作程度，那就大錯特錯了。事實上，很多議員直到今天，仍然在不斷指責FBI和司法部的主要負責人。其技巧和當年指責克林頓的“郵件門”如出一轍，主要是抓住FBI一個僱員發送的反川普的手機短信反覆挖掘，從”her email”（“郵件門”）變成了”his message”（Peter Strzok的短信），但最終目的還是為了給大統領的醜聞打掩護。
選民怎麼看特普會？
但是有一點很多人都忽略了，那就是美國對俄羅斯的綏靖政策並不完全是特朗普一個人的責任。特朗普因為某種我們不瞭解的個人原因（也許是金錢關係，也許是普京掌握的黑材料），確實把對普京的吹捧做到了極致。但是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選民對這件事的關注度非常有限？
按照我的觀察，特朗普和俄國之間的利益關係，早在兩年前就已經非常明瞭。我當時的社交媒體發言中已經多次斷言了這種關係的存在。但一直以來，很多人（包括自由派人士）都喜歡強調證據不足。但是“證據”這個詞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司法程序中給一個人定罪所需的證據，這種證據當然是很難獲得的，因為你必須有所謂的smoking gun（鐵證），也就是排除其他可能性的極強證據。但還有一個意思是指認知上的證據，也就是說在非司法語境下足以讓你相信一件事的理由。後者遠沒有前者的要求那麼高，因為一般人並沒有權力把人關進監獄，而僅僅是為了形成自己的觀點。如果只有掌握了smoking gun才敢形成觀點，那麼世界上大部分學術刊物和出版社都可以關門大吉，因為從數據到結論往往需要很多有精確度並非100%的統計方法。所以，如果你不是美國的司法人員，沒有對被告人的生殺大權，你完全可以依靠兩年前的證據（更不用說後來新發現的），作出特朗普與普京有利益關係這一認知意義上的結論。
前特朗普競選主席保羅·馬納福特的在監獄中的近照。（圖片來自Alexandria弗吉尼亞拘留所）
僅僅是他從美國的大量競選人才中挑選了馬納福特這個臭名昭著的俄國代理人作為競選經理，就已經是除了通俄之外難以解釋的小概率事件了。再加上他競選之路上對普京的毫無保留的正面評價，以及川普集團獲取俄羅斯貸款的各種報導，我很難相信一個持續關注新聞報導的人會得出其他結論。
但問題在於，這些驚人的報導並沒有對選民產生影響。喜歡特朗普的人並不認為和俄國有利益關係是件大不了的事，而討厭特朗普的人也往往不喜歡使用通俄嫌疑作為他們的論據。也就是說歸根結底，選民並不在意美國有什麼樣的對俄政策，因為這件事對他們來說太微不足道。
以我去年教書的經歷，我教過的學生大多數是主修或輔修政治學的本科生，但是當我問及烏克蘭內戰、克里米亞領土爭議、或者馬航MH17被擊落事件，他們大都表示從沒有聽說過。這當然也不奇怪，發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事件確實難以引發年輕人的興趣。當然，並不是說這些事對美國的利益沒有影響。烏克蘭的歐盟之路和敘利亞的民主進程被俄羅斯破壞，當然會間接影響到美國的利益。俄羅斯在伊朗和朝鮮核擴散中起到的作用也直接威脅美國和盟國的安全。但是這裡面的因果鏈條太長，一般人很難去花時間消化。那麼，當專業評論人士滔滔不絕地討論特朗普對俄政策的時候，選民的反應是非常平淡的。即使是此次特朗普在芬蘭的超級拙劣的表演，對其選民支持率的影響也相當有限。
如何評估奧巴馬的對俄政策？
當然，選民重視哪個議題，又和明星政客的言論有很大關係。在這個意義上，奧巴馬總統是難辭其咎的。首先，從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奧巴馬從來沒有發表過任何針對公眾的警惕俄羅斯威脅的演說。他對俄羅斯所做的譴責大多是在公務環境下的簡短髮言，並非以選民為聽眾，其講話的長度和措辭都相當地令人失望。奧巴馬政府的烏克蘭政策也可以說是相當保守，基本上除了不得不做的人道援助和對俄經濟制裁，並沒有對俄羅斯的入侵構成實質性的制約。他的政策邏輯當然是很清晰的，那就是美國以外的暴力衝突，能少干涉就少干涉；伊拉克之類的錯誤，能少犯就少犯。這種外交政策上的價值觀，其實細想起來，和特朗普的“America First”（美國優先）有些異曲同工之處。特朗普的這一口號，很大程度上也是摸清了美國選民對於海外軍事幹涉的厭煩情緒而量身打造的。
2015年11月15日，土耳其G20峰會期間，奧巴馬總統和普京的一對一會晤，國家安全顧問Susan Rice和俄方翻譯在場，左方站立者是俄方保鏢。(Official White House Photo by Pete Souza)
在當時看來，奧巴馬的鴿派政策最多是缺少魄力，但未必是一個錯誤的政策。到底美國需要花多少資源在維護世界和平上面，本身是一個無法科學論證的價值判斷。但是，如果把目光移到2016年以後，當年的錯誤就很明顯了。美國對俄國的軟弱，不僅導致敘利亞和烏克蘭的大規模人道災難，同時也使得美國自己的選民放鬆了對侵略性大國的警惕性，以至於在通俄嫌疑明顯的情況下，仍然把選票投給了特朗普。而一個俄國代理人一旦上臺，所造成的政策災難將不僅僅限於外交方面，其腐敗和專制主義風格向國內政策擴散只是時間問題，用非常規手段干擾下次選舉也不會有任何道德壓力。
美國人長期生活在和平環境下，尤其是後冷戰時期的一國獨大，難免產生一種美國可以獨善其身的幻覺。民主黨的鴿派政策和美國中間選民在伊戰後的厭倦情緒形成了一種雞和蛋的關係。很難說是選民的孤立主義訴求決定了奧巴馬外交上的軟弱，還是奧巴馬的沉默導致了選民對國際問題的遲鈍。但是二者都對特朗普和普京今天的肆無忌憚負有一定責任。
我其實很希望奧巴馬能夠對當時的政策做出一些公開的反思，承認自己對俄國威脅的認識不足，或者是對公眾的解釋不夠，這樣，至少可以對選民的認知缺陷起到一定補救作用。但現在看來，他這個年紀恐怕也很難再改變自己的觀點。對伊拉克戰爭的評價，我也希望有一場新一輪的辯論。如果薩達姆仍在臺上，結果真的會比現在更好？他會不會在風頭過了以後重新發展化學武器？會不會在中東地區發動其他的戰爭？美國政界和民眾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過於草率。
外交政策如果被簡化成“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小聰明哲學，怎麼可能有效應對克格勃黑客網絡構成的強大威脅？
（撰文：Huey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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