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之前，可可西里和長江源一直是熊楊的“心病”。
十二年去了十二趟，直到那裡越變越好。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關注長江源，他卻把目光聚焦回深圳，開始了對“家鄉河”的守護。
58歲的熊楊是名工程師，環保公益是他的事業。
文丨許亞薇
老當益壯的“野鵝”精神
經常有記者問熊楊：為什麼要去那麼遙遠的長江源？
問的次數多了，熊楊整理了一份“標準答案”：我出生在長江邊，後來上學、工作也在長江流域，算起來，喝了二十九年長江水。
他知道大家想要的答案。這個答案最好是個“金句”，涉及價值觀和人生意義。
“可是哪裡有那麼多人生意義，都是順其自然的事情，很單純的想去那裡而已。”熊楊總覺得，這個答案可能是立體的。
每一種生活方式都是個人選擇，這些選擇讓社會變得豐富多彩，根本沒有必要去尋找答案。
熊楊（左二）跟綠色江河成員在長江源
2011年，沱沱河長江源保護站開工建設，熊楊參與到策劃、設計、合同談判、土建施工、管道安裝的每一個環節。
他說，這是他29年工程項目經歷中遇到的最小工程，但卻是最艱苦的。在雪域高原的生命禁區，全身心投入其中。
項目“先遣部隊”五人，平均年齡52歲，來自不同城市，從事不同職業，熊楊是其中之一。他們開著破舊的越野車，滿載建站物資，從成都出發，經過川、甘、寧，在海拔4538米的長江源沱沱河集結。6月8日抵達目的地時，那裡還覆蓋著皚皚白雪。
熊楊覺得他們像英國老電影《野鵝敢死隊》裡的人物，同樣年過半百，為了共同的目標，談笑著“殺入戰場”。只是他們的“戰場”有些不一樣，是亟待保護的長江源。
熊楊可能這輩子都不會再去做如此瘋狂的事了。
建立保護站，他跟志願者一起睡工棚，吃簡陋的飯菜；因為患有咽炎，高原反應嚴重，半夜咳到眼冒金星；為了克服凍土，他要想盡辦法說服包工頭租用機器設備……疲憊感侵襲而來，身體和精神遭受著雙重摺磨，感覺走到生命的懸崖邊。
被高反折磨的熊楊
每每想要放棄，他的腦海裡就會閃過一些景象，有瘋狂逃竄的藏羚羊，有河源灘塗越積越多的生活垃圾，還有被汙染的土壤和水源。
他無法迴避長江源頭脆弱的生態環境。建站是使命，那麼多同伴沒人放棄，他怎麼能退縮，他是野鵝啊。
好在辛苦沒有白費，兩年時間，大批志願者、施工人員跟他們一起，靠著“野鵝敢死隊”的韌勁堅持了下來，在海拔4538米的長江源建起保護站，改變著長江源的生態環境。
沱沱河長江源保護區（網絡圖）
直到現在，熊楊依舊很喜歡“野鵝”這個名字，他給自己的公眾號取名“熊野鵝”，以“獨立環境觀察者”的身份參與環保，倡導和推動民間公益。“野鵝”成為了他的精神象徵，是一種老當益壯的不言放棄。
這些年，政府加大了對西部地區的生態保護力度，熊楊卻減少了去往長江源的次數。
“絕大多數公益組織的作用，是輔助政府和喚醒民眾。既然政府部門開始投入大量人力、財力、物力，我們的力量就顯得沒那麼重要了。”熊楊說，目前在長江源也還活躍著一些志願者，他們大都充當協助政府開展工作的角色。
匯聚民間力量，保護家鄉河
2015年以後，熊楊沒有再去長江源，他把目光聚焦在珠江流域以及珠江干流之一東江。
早在1989年3月，熊楊調往深圳，擔任深圳市政設計院水電室主任，他笑說，“自此改喝珠江水。”
他調入深圳以後參與的第一個項目，是為深圳找水源。他跟同事一起走遍珠江水系，在多個方案中最終確定了“潼湖引水”。直到今天，深圳的主要飲用水水源依舊是來自東江水系的潼湖。
在深圳工作生活了二十九年，熊楊見證了這座移民城市的“生長”，深圳成為他的“第二故鄉”，珠江成為了他的第二條“母親河”。
這條地位與長江一樣重要的“母親河”，在熊楊的內心深處是既愛又恨的。
他愛珠江，尤其是東江，流域內的每一個分支，他熟稔於心，9次前往東江源，深入到流域源頭，開展水源、土壤、生態調查，帶醫學專家開展地方病義診……
但同時也充滿了無奈，“人口稠密的東部地區，大家都覺得經濟發達，汙染治理力度大，其實一些隱形的工業汙染往往被忽視。”熊楊最擔心工業轉移，他曾目睹無數隱秘排汙。
原本在河流下游的汙染企業被迫轉移，有的甚至搬遷到河流上游，排汙的廠子好像是不見了，但實際上只是看不見了而已。
熊楊萌生了一個想法，對應政府部門正在推進的“河長制”，他要參與和發動民間力量組建“深圳民間河長”。
2017年3月，在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的資助下，熊楊以總顧問身份參與綠源環保志願者協會和《深圳晚報》共同發起的“深圳民間河長”招募活動，發動普通老百姓參與環保，讓更多人一起守護家鄉河。
啟發熊楊做這件事的初衷，是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發起的公益活動“江河衛士”。
憑藉著對可可西里和長江源的長期關注，2014年，在《信息時報》的推薦下，熊楊被評為全國十大“江河衛士”，並獲得5萬元獎勵；隨後的2015年，他從1000多名阿里天天正能量人物中脫穎而出，作為8名代表之一，在水立方敲響了雙十一紐交所遠程開市的鐘聲。
這一切，讓熊楊收穫了社會認可和知名度，給了他巨大精神鼓舞。但與此同時，他也感到責任巨大，一定要做點什麼。個人力量有限，作用微小，只有更多人加入民間環保，才能匯聚更大的力量。
經過層層選拔，2017年，共兩批68名“深圳民間河長”正式上崗。他們全部是居住在河流兩岸的普通居民，主動利用閒暇時間公益巡河，發現和舉報汙染源，以民間的力量推動政府重視河流汙染治理。
深圳民間河長巡河
如今，他們的身影已經遍佈深圳大大小小各條河流，身著熒光綠T恤，手拿水樣測試試紙，以河流“民間負責人”的身份活躍在深圳的河流兩岸。
認識這些可愛的“民間河長”以後，熊楊又有了新想法，他要把“深圳民間河長”模式複製到整個珠江流域，進一步拓展保衛家鄉河的人群。
採訪那天下午，天氣炎熱，熊楊堅持帶著十幾名民間河長去巡河。他要測試剛開發的水環境監測APP，這個APP可以記錄同一河段不同時間所表現出的水質狀況，以大數據思維對河流進行全方位、全時段監控。
“我是做工程技術出身的，要把最基本的水質檢測技能教給大家。”熊楊享受跟民間河長們一起巡河的過程，“志趣相投的人在一起，不覺得累。心情好，也有話題聊。”
做公益，要趁早
十五年的公益經歷，熊楊對“舍和得”看得通透。
借用張愛玲“出名要趁早”的句式，熊楊說，“做公益要趁早”。
“我等不了，也不想等。”熊楊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到了我這個年紀，想去做就趁早。為了真正感興趣的事，總要放棄一些東西。如果真到了退休的年紀再去做，就太晚了。”
2002年，陸川導演的《可可西里》還沒上映，鮮少有人關注到那片土地，熊楊跟一群攝影愛好者去了那裡。他們帶著“長槍短炮”，一路追隨藏羚羊拍起了照片。
他們路過索南達傑保護站，結識了年輕的志願者馮勇，也重新認識了可可西里的藏羚羊，這些高原上的精靈，正在經歷著一場又一場的殺戮。
回到深圳不久，熊楊得到了馮勇不幸犧牲的消息。
熊楊在深圳給馮勇舉行了一場募捐，紀念這個年輕的生命。正是這次募捐，熊楊認識了綠色江河環保促進會會長楊欣。
“有些觸動是一瞬間的，突然就覺得我一個環保專業人士，好像應該做些什麼。”順其自然的，環保的初心生根發芽，熊楊加入了馮勇生前所在的公益組織綠色江河，成為一名環保志願者。
此後的十二年裡，熊楊利用年假自費前往可可西里和長江源，參與生態、水體、生物多樣性考察，跟綠色江河的志願者一起，推動政府在青藏線長江源區建設了兩座垃圾填埋場，在唐古拉山口、雁石坪分別設置40個垃圾收集桶……
熊楊加入到他熱愛的環保公益事業，但同時不得不作出妥協。2008年，為了讓自己有更多的時間投身公益，熊楊從深圳市市政工程設計院調崗到市政工程諮詢中心，他放棄了薪酬中的年度績效獎金部分；2014年，他再次放棄薪酬的月績效部分，與領導商議，讓自己擁有了“不固定工作制”。
這樣的“舍與得”，也讓熊楊有了更深的思考，“我可能年紀大一些，很多東西可以放下。可是對於年輕人來說，艱苦的環境、捉襟見肘的報酬，如何支持他們長期投身公益，如何讓他們感受到價值和尊重，這才是需要思考的。”
僅僅靠精神的力量顯然不夠。最近，熊楊跟綠源環保志願者協會參考國外的模式構建框架，提出建立“志願者社會價值評估體系”。“有時候是一種社會價值的認可，不是錢的問題，而是一種尊重。”
回想起來，熊楊還是覺得投身公益有些晚了。
“用自己的專業發揮所長，志願者不是一次性用品，要冷靜，智慧的參與志願服務，創造更多社會價值。”他想要把專業知識發揮到極致，發自內心地呼籲更多人加入環保公益，喚醒全民環保意識，改變生活家園。
彩蛋時間
熊老師跟水打交道三十多年，出於好奇，我問了他一個問題。
問：熊老師現在喝什麼水？桶裝水，自來水還是淨化水？
答：我家裡沒有安裝淨水器，原因有兩個，一個是淨水器淨化過的水，除了是水以外，其他什麼都沒有，就是單純的水；二是淨水器需要定期更換濾芯，家裡用水不夠規律，掌握不好更換濾芯的頻率。
目前來看，所有大城市，包括北上廣深，杭州、南京、成都等省會城市，自來水的水質都是可靠的，有的是按照歐洲標準來制定，一共要檢測130多個指標。現在的不可靠因素在於輸送自來水的管道，很多沒有達標，因此一定要燒開再喝。
我們家裡喝水用的是濾水壺，只過濾掉自來水中的重金屬、氯氣、水垢、雜質等，保留有益的礦物質。
當然，不同的家庭還是根據具體情況來定，選擇最適合自己家情況的飲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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