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向大家介绍一部获了无数奖项的电影《《三块广告牌》》，大致剧情是这样的：在女儿谋杀案过去几个月仍未找到肇事者之后，女主人公Mildred Hayes决定走出一招险棋：制作了三块广告牌立在通往她居住的小镇道路上，牌上标语径直向当地警察局长William Willoughby发问“为什么还没有抓到凶手？”而当局长的二把手Dixon——一位有恋母情结、不成熟且有暴力倾向的警官参与调查这桩案件后，女主角同Ebbing小镇执法部门之间的战斗则愈演愈烈。
麦克多蒙德算是当今影坛极少数能呈现Mildred Hayes这个角色的女演员之一。尽管老了二十岁，但和奥斯卡封后《Fargo》里的女警官Marge一样，麦克多蒙德一如既往地献出了精彩表演。她展现了Mildred的精干，果敢，和不留情面，同时也十分收敛和细腻地将这位单亲母亲在暴力背后的敏感呈现给了观众。她可是科恩兄弟电影里的常客，乔尔·科恩的结发妻子。
Ebbing是个并不存在的地名，而密苏里也并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拍摄地（影片完全在北卡的另一个小镇Sylva取景），它只是这个并不存在的故事的假想发生地而已。为什么非要是密苏里呢？也许是因为，三年前曾经轰动一时的福格森枪击案就发生在密苏里州（黑人小伙Michael Brown在未携带武器的情况下遭到白人警官Darren Wilson射杀，案件的审判的边际影响波及到全国，而这也是后来一系列警察暴力执法和种族歧视争议的开端）。结合电影的故事设置，Mildred对Chief Willoughby咄咄逼人的问责，以及Dixon这个人物的编排，表面上看本片的“政治硝烟”不可谓不浓。不难发现，导演并没有想把本片包装成一部“政治多么正确”的电影，这里有他对“暴力”的解读和态度的因素（下文会详述），也和他对Ebbing在剧本中的定位有关。回过头看，部分对话里提及的警察暴力和宗教丑闻并非影片着力讨论的焦点，而密苏里和Ebbing或许就简简单单是一座让麦克唐纳讲故事的舞台布景而已。和本就盘根错节的社会不公与族群纠葛相比，影片的视角更加“纯粹”，因为它更关乎人性本身的立体和“复仇心理”背后的矛盾，而非这个社会从上到下的不完美。麦克唐纳更愿意从微观入手，从“人本”而非绝对意义上的价值观出发，来讲“广告牌”背后的故事。摘掉了社会焦点这个“大帽子”。
《三块广告牌》并非一部现实主义作品，Ebbing与福格森县之间暧昧的关联也不应成为过多探讨它社会意义的理由。虚构的Ebbing就如千千万万其他像Manchester-by-the-Sea那样的小镇一样：有波澜也有风平浪静，有熊熊大火也有茂绿的群山。形形色色的人在那里面对他们各自的命运，并坚持不懈寻找最好的抗争方式与妥协。
《三块广告牌》里最值得玩味的就是导演对暴力的态度。麦克多蒙德，密苏里，这两个看似和暴力贴得很近的词眼其实还不足以撑起整个剧本的“内核”。顺着奥康纳这条线索，我们才进一步发现麦克唐纳的讨论重点——尽管荧幕上的“打砸抢烧”可真可假，但他在影片中还是旗帜鲜明地对暴力的正面意义进行了肯定。
如开篇的引语所言，“暴力具有一种奇异的功效，它能使我笔下的人物重新面对现实。”我想，这正是麦克唐纳借Mildred Hayes这个角色想要最终传达的。也正因为这“奇异的功效”，在“暴力语境”下的麦克多蒙德和密苏里才有了另一种被阐释的可能。科恩兄弟影片中的暴力是无止境的无奈，是最终通向末日的你死我亡，是《老无所依》里哈维尔·巴登那冷漠的眼神，而这些都不是《三块广告牌》传递的信息。电影结尾，两个在全片中最势不两立的人物——Mildred和Dixon——携带着枪药在“复仇”的道路上缓缓停下了脚步，他们开始不确定是否还需要往前行， 因为最该与之和解的人其实就坐在他们彼此身边。
听着《夏日最后的玫瑰》，我们会发现《三块广告牌》还算是个十分精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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