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新书《业余者说》，以问答录的形式，呈现了王人博教授近年来在从事学术和教学之余的阅读和思考。所谓的业余者，既表明了作者的自谦，也是作者志趣的体现：业余并非专业的缺乏，而是专业之外的另一种抵达知识的可能，甚至是对专业的超越。
要维持知识分子相对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
——爱德华·萨义德
我们从电影说到音乐， 又说到“故事”， 其背后， 似乎都是在聊不同类型的表达方式。有时候，表达方式的差异， 会导致表达效果的差异， 进而会产生“ 话语权”“ 解释权”争夺问题。接下来，我要向您求教的就不是“表达方法”的 问题，而是“表达效果”的问题。在中国和西方世界相遭遇 的近现代时期，西方凭着其强势而有效的“表达方式”而掌握了“话语霸权”，这种“话语霸权”甚至一度导致“中国”得由西方人来界定，中国人丧失了自我表达能力……您能具 体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想在另一本书《黄脸：被认知的中国》中，来集中阐释这个问题。在此，只要记住福柯的“话语即权力”这个观点就行。
话语本身是一种权力，它来自话语背后的力量。国家话语权最终由国家力量的强弱来界定。一个不能自保的国家最好不要到处嚷嚷世界和平，因为没人会听。
正如你所言，中国自我表达能力的丧失是从近代开始的， 而中国的近代则是西方权力扩张的一个结果：西方大踏步前进，中国则节节败退。在西方向中国挺进的队伍里，既有到处寻找买主的资本意志，也有探险家冒险的激情，还有为了建立普遍神圣王国的传教士的宗教献身，当然也有手握兵刃的军事征服。正是在这进与退的关系中，西方在中国的身上验证了自己的理性、科学、解放、实证主义的威力，并进一步确认了自己的近代性。相反，败北的中国则因为失败与被征服而无法确认自己。
与前进的西方相比，中国成了非理性、愚昧、奴役、空虚、颓废的代名词。近代中国所丢掉的不仅是自己的领土和主权，而且也丧失了命名自己的权利。欧洲是欧洲的，亚洲也是欧洲的。我的意思是说，这里的“亚洲”，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学概念，它或多或少也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的色彩。人类的居住地是西方根据自己的理性、科学丈量和测算而划分命名的。亚洲既在欧洲之东，也在欧洲之后。
不能不承认，中国近代的主要特点就是在西方面前表现出的这种极端落后性。这可以用反动势力的强大进行解释，也可以用中国自身的国家性质来说明。这倒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国所有西方意义上的进步之路全被封堵死了。当上层官僚的异议都成为禁忌，中国革命只能越来越向下层民众推移， “下层革命”就成了中国近代性的主要方式。无论我们有多少不情愿、不甘心，无论我们对历史做过多少次假设，我们无法、也无能接纳西方的“进步”则成了一种最严酷的事实。不断革命成了我们的近代性自身。
中国的话语权就是在这不断革命以及最后取得胜利的过程中逐步获得的。现时世界再一次证明：一个国家话语权的多少、分量轻重，最终是由其自身所具有的国家力量（包括物质的强大富足以及现代的文明程度）决定的。如果缺少这种力量，那么最明智的选择，是闭嘴。
西方人对“中国”这个概念的界定，某种程度上又通过其经济政治的优势而回售给中国人。这或许就是所谓的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具体表现了。如果这种看法正确的话，作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我们应当如何对付这种局面呢？
正如上引萨义德在《东方学》与《文化与帝国主义》书中所论证的那样，东方主义是西方书写“东方”的一种基本策略、技巧和学问。中国作为东方的大国，也曾为19世纪以后的西方传教士以及其他的西方人士以类似的方式书写过。这种书写又反过来对中国人表达、确认自己，产生过重要影响。处在近代语境下的中国人，好像若不按东方主义的表述方式表述， 就无法认清自己，也无法确证自己的真实身份。东方主义在中国的这种“中国化”被称作“自我东方主义”。
在“自我东方主义”表述结构中，梁启超的著述堪称典范，譬如《新民说》。《新民说》是梁启超的重要文字，在其整个思想中具有显著位置。它承袭了东方主义的表述策略，却又有着与东方主义不同的欲求，其目的是想借用东方主义的药料治愈东方主义，最终完成对东方主义的“超克”（借用竹内好的术语）。
在《新民说》文本里，始终存在着对立的两极：一极居于文本的右边，它是“好”榜样的西方和日本；另一极则位于文本的左边，它是“坏”典型的中国。通过颂扬与批判，梁启超的“东方主义”生成的却是一种“去”“东方主义”的诉求。应注意的是，当梁启超在表扬西方的时候，他更多的不是为了证明中国有多坏，而是为其找出一个可以效法的目标；当他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表达愤怒的时候，只是为了说明中国的现状，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主义。
他把中国的过错更多地归结为中国历史上对自己“正确”的东西的背离，而不是根上的坏死。他把孔子、孟子、荀子、王阳明、曾国藩看作这种“正确”的源泉。在他看来，中国落伍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听从圣人的教诲，仿效圣人君子的正确做法。中国是被那些自称孔子学生的末儒佞徒给弄坏的。
梁启超引述中国古典，并不是为了让读者支持他的西方式的新民计划，而是提醒读者在成为新民的过程中，不能忘记对中国圣人君子的效仿。中国“纯全”的古典，是处在西方的普遍主义与中国的特殊主义之间的一种中间物，并不属于东方主义语境下他者的那部分。梁启超“新民”文本中的孔子、曾国藩，在策略上应是作为克服中国服膺西方中心主义给中国带来的不适感、自卑感必备的一剂解药，它是中国思想之为“中国”的源泉。
这也是“自我东方主义”在中国的一种悖谬式的存在方式。
对今日的中国人文学术而言，我同意这样一种看法：“目前的中国正面临着这样一个不借助于西方语词便无法表达、但借助西方语词又不能准确表达的困境，这可以说是我们当前的最根本的困境。”具体说，“自我东方主义”的表述策略依据的是“（西方）先进-（中国）落后”的二元结构，它构成了 一百多年来我们表达自己的一个基本范式。问题是，对待它的方式是像梁启超那样，先是正视、利用，然后再去克服它， 还是颠覆“自我东方主义”的表述结构而回归中国的主体性表述？
后者无疑是一种适当的选择，但问题仍然存在：在当下中国，东方主义所依据的“先进-落后”范式真的失效了吗？它 是总体失效还是部分失效？它是在什么层面上失效或有效？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中国学术回归中国的基本前提，也是中国学者的一项艰巨任务。
新书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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