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论》，旨在批评当时宋朝为一夕苟安，而贿赂辽与西夏，却不能用这些贿赂的钱来礼贤下士、凝聚人心、并力向外，振兴国势；并以六国之败亡，警醒宋廷。
什么是宋朝对外取守势、贿赂辽、西夏的原因呢？是国内严重的土地兼并造就的大地主阶级，而这些大地主阶级与朝廷里的大官僚阶级相互勾结、渗透，形成地方经济豪强势力。这种势力，对国内来说，天然死敌与其最害怕的是中央集权的强势，因为强势的中央集权总是会推动全国土地普查，打击地方豪强势力，限制土地兼并规模；所以，他们需要相对弱势的中央集体，继续维持他们的土地兼并政策。同样的，这种势力，对外来说，最希望的是和平的外部环境，而不管这种和平是怎么来的。总的来说，和平的得来无非两种情况，一者中国强大，使周围弱小国家成为藩国，将强大对手驱除出势力范围；二是中国武力颓势，对外和亲或进贡。这种大地主阶级的形成并稳固，最初的原因是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用丰厚的现实的经济利益兑换将领的未来可能的不稳定的改朝换代的经济政治诱惑。但将宋朝之后的对外颓势的病因全推到宋太祖身上是没有道理的。
一个领导人负责他那一代的事务，选取的各种政策都有其生命边际，最多再为后代铺垫出比较好的接班底子，不可能为确定、并使后代肯定执行的百年不变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只能是后代为了掩盖自己的目的而披着使前代为后代挡箭的僵尸政策。宋太祖想以不流血、不内耗的方式解决他那个时代面临的强将改朝换代的习惯问题。篡位后的宋太宗为了转移内部视线，急急的对外用兵，最终目的还是消弭内部不稳定因素，逼死弟、侄。失却道德高地，只能在现实的政治利益斗争、交换中，以对各地的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放任来换取他们的不进行舆论逼迫。这种政策经过宋真宗的神道、自我麻痹，宋仁宗宽仁的和谐盛世，到了宋神宗希望振奋、改变之时。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但当此时，中央的任何变法举措都能经过地方的大地主阶级的运作后成为加速坑害百姓、加速土地兼并的措施。
本来建立封建强势中央集权可以通过整肃吏治、选检新的官僚集体来实现，（封建时代，无法使民众有足够的教育，亦没有代表民众的政治组织，使民众能够在这种政治组织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但宋朝理学又造成了士大夫暗于事务性工作、热于党争的局面，使得整肃吏治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所以，宋朝对外花钱买平安是他的政策性选择，不是造成他软弱的原因；而恰恰是由于他内部的各种制衡，造成了他外交上对外妥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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