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风急云片阔，崖口石冻马蹄脱。
平沙莽莽黄入天，英雄埋名七十年。
远征军回家，究竟路有多长？
风雨寻访路，情系远征军
2005年春日里的某一天，夕阳西下，晚风徐徐。
时任香港《凤凰周刊》主编的邓康延在签完当期刊物的进厂版样之后，招待一众好友去深圳荔枝公园边的酒楼用餐。
一直在滇西进行田野调查的一位朋友无意中说起了远征军当年的悲壮和幸存者目前的凄惨，种种事迹，让邓康延不能自已。
年少时的体弱多病让他总是受人欺凌，在内心深处，他一直渴望能够变得强大，扶危济困，锄强扶弱。听到远征军的境遇，他无法坐视不理，于是他满上了一大杯酒，起身表态：“这件事我要做，写报道、拍远征军纪录片，还原历史真相！”
很快，邓康延带领了一支由几位深圳“义勇军”组成的民间拍摄团队奔向了云南，但因与电视台沟通不畅，人马云集昆明后，对方通知原计划有变。然而箭既已上弦，几个人硬是启动拍摄了。
没有拍摄资金，邓康延便向同样有这份念想的一位西安企业家老友求援。第二天，20万元拍摄资金就到账了。
2005年5月初，他们正式开始了跨越怒江、高黎贡山的漫长寻访。
这世上最快的速度是什么？不是光速，是生命的流速。
与其说邓康延是在寻访当年的远征军，不如说他是在与老兵们的生命赛跑。这些老人上过战场、杀过敌人，定然是不怕死的，可邓康延不想让他们死不瞑目。所以，一定要赶老兵们还在世时抢拍。
时代的礼物，迟到的荣光
邓康延筹备拍摄的纪录片《寻找少校》，是以追踪一张1944年滇西反攻时的葬礼照片为线索，寻找战死在高黎贡山的美国盟军少校梅姆瑞的故事。这一“寻找”就是三年多。
而后的一部“发现”又是三年。《发现少校》是以一本晾晒于网络的美国军官保存的军官照和中国军官签名联络簿为线索，发现了一位历经大荣大辱依然健在的中国少校赵振英的故事。
故事不同，情怀未改。六年间，这其中的曲折与挫折难与人言，忧伤与欣然也难与人言。中美两位少校给大家的感受是：死不足怕，最怕死不瞑目；生也不易，更难一生坦荡。
邓康延还记得初到腾冲寻访远征军时，高黎贡山下界头乡的村民说：“几年前耕地还能挖出远征军的尸骨。”他就问：“你们怎么知道是远征军？”对方答：“他们穿草鞋，日本兵、美国兵都是皮鞋。”随行的抗战学者李正告诉邓康延，当年远征军新兵的第一课，不是瞄准、操练，而是编草鞋。
邓康延团队采访到的远征军幸存者，大多是瘦骨嶙峋，生活困难。黄埔军官大多受过牢狱之灾，晚年生活惨淡，无所依靠。他们初对镜头噤若寒蝉，听说拍摄团队是特意来拜访，才含着泪说，那些遭遇都过去了，现在的生活已经好太多了。
拍摄《寻找少校》时，在国殇墓园，三千墓碑下埋葬着九千远征军英灵，因为大部分人的骨灰都融在了一起，无法区分。90多岁高龄的赵振英老人谢绝所有人的搀扶，沿着阶梯蹒跚而上，边走边高唱军歌，唱完军歌又唱《满江红》。
那悲壮苍凉的场景，让邓康延沸腾的热血急需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于是他走到了远征军的墓碑前，敬一碗酒，那是后来者最真的情义；敬一个礼，那是岁月里迟到的荣光。
《寻找少校》和《发现少校》双双获得国家十佳纪录片奖。后来，《发现少校》荣获白玉兰银奖，又在美国休斯顿电影节上获得金奖。以赵振英老人为代表的远征军们也因此得到了更多人的崇敬。
一路走来，虽经历过万千艰难险阻，能有这样的结局，总算让邓康延得到了些许安慰。他说，这是时代给他的辣子和泪水，也是时代给他的蜜糖和欢笑。
缅甸斜阳不懂那些忧伤
如果说《寻找少校》《发现少校》是两个人物命运的轨迹，那么邓康延的另一部纪录片《重返野人山》则是一场重大的史实挖掘。这次拍摄是在二战中中国远征军兵败野人山后的70年，是六位中国人一个多月的异国探险，很多地方都是中国人70年后第一次进入。
“历史里一定有未来的密码，我们揭示历史，好像打捞一艘沉没的战舰，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我们会咬牙坚持下去。”对于这次拍摄，邓康延无比坚定。
《重返野人山》规划了5集，沿途寻找慰问最后的老兵；考察同古、密支那和八莫的战场遗迹；寻找消失的墓地；最后走进远征军溃败野人山的莫的村，探寻野人山1500名伤兵自焚殉国之谜。
考察队几乎穿越了多半个缅甸，过程并不顺利，山野丘陵路险，拍摄团队历遭缅甸政府、军队、移民局几方干扰堵截、跋涉颠沛、山野露营。由于二战后，中缅边境发生过一些事端，远征军的墓碑多被毁坏或因建设推平，一些敏感地段都需隐蔽拍摄。
就这样，邓康延带着这支队伍用老镜头、新实拍，完成了这场跨越70年悲壮悲伤的祭祀之旅。
做这一切，邓康延就是想要告诉国人：遗忘和死亡同样可怕。回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每到黄昏，他的耳边总是会隐隐响起像是来自西南方的钟声。
一声响，勿忘历史。
二声响，勿忘国殇。
三声响，勿忘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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