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因为当时社会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发展很快，商品交换、货币经济也非常发达，所以康熙一朝的钱币铸造得非常精美，大都很规整，钱型厚重，文字美观大方，而且铸量极大，存世非常丰富。
康熙元年（1662年）清政府下令停铸上代“顺治通宝”钱，而改铸“康熙通宝”钱，并规定以后凡是嗣位改元，所铸钱制皆如此例。纵观康熙一朝，在全国共开设铸钱局二十四处。由于受当时冶铸工本和钱币私铸等问题的影响，每一文康熙钱曾分别重一钱四分、一钱、七分，这样一来便产生了我们今天见到的大、中、小三种不同重量的“康熙通宝”钱。康熙钱的背文除工部、户部所设的宝泉、宝源两局所铸均为满文外，其它外地各钱局鼓铸的通宝钱，其背文左为满文纪地，右为相应的汉字纪地。后人为收藏和研究方便，将满汉文纪地的局名编在一起，形成了一首押韵、顺口的康熙钱“背文诗”。诗云：同福临东江，宣原苏蓟昌。南河宁广浙，台桂陕云漳。这首诗将“康熙通宝”钱背满汉文的二十局都囊括其中。所以有人将康熙的这套钱称为“诗文二十品”。后来还出现了“巩”字（甘肃巩昌局），又有人说还有“密”、“川”、“贵”、“西”等钱局的康熙钱。但是至今我们仅见有“巩”、“西”两字，其它尚未见到实物，目前对此还有一定的争议。康熙通宝还有俗称的罗汉钱，相传是年羹尧熔黄金罗汉所铸，色泽呈金黄色，康熙的熙字较通俗写法少一竖。其中有背大清及龙凤纹饰的宫钱，为收藏家所钟爱。另有福建宝福局于康熙60大寿时起铸有背穿干支的贺寿钱，每年一品，直至1722年康熙帝晏驾，一共十年，共得十品，存世罕见。另有雕母，样钱流世。 明清时期，晋商和山西票号的崛起，著称中外。尤其清朝时期票号的发达，以至于山西民间流传至今仍有大量清朝古钱。据传还有清朝山西曾有许多铸钱工匠在京城钱局工作，由于种种原因带回到山西大批漂亮的钱币。而那些漂亮的钱币是当时的样币或母钱等，现在以都是至为珍稀的品种。通过20多年的民间发掘，确实山西民间所发现清朝的珍稀币种远较其他省份数量庞大。
圣祖康熙年间铸，面文楷书直读，背记局，分“满文”“满汉文”二种，满文钱仿顺治四式。背宝泉、宝源二局，满汉文钱仿顺治五式，穿左为满文“宝”，穿右为汉文记局名。“同福临东江，宣原苏蓟昌，南河宁广浙，台桂陕云漳”。尚有巩西二字，径2.5--2.7厘米，重3.8--5.6克。另有少数背星、月纹及合背钱，记地支钱。当十大钱径4.7厘米，传世以背巩，西，当十大钱罕见，背大字广，南，面文双点通背东者亦少见。记地支钱更罕。
1911年5月，腐败的清政府假借铁路国有化名义，将民办川汉、粤汉筑路权出让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激起全国各地人民的反对，四川省反响尤为强烈，数十万人参加了保路同志军。 武昌起义后，各省先后宣布独立，保 路军包围了成都。 赵尔丰控制不住四川的局面，只得将政权交给四川 保路运动的领导人 蒲殿俊等 立宪派人士。于是，四川省也宣告独立，成立了“大汉四川 军政府”，并接管成都造币分厂。为扩充军需，铸造发行了这种“汉”字银币。
这种“汉”字银币有壹元、伍角、二角、一角四种 币值。“壹元”银元正面图案中央是一个很大的 篆书“汉”字，代表了新政府“大汉”的意思，具有反清意义。“汉”字周围有18个小圆圈，象征着当年响应辛亥革命的十八个省，两侧有四瓣花星，上方有“ 中华民国元年”六字；背面图案中央是一朵精美的 芙蓉花，象征 蓉城成都；花的四周环有“四川银币”四字，上方是“军政府造”四字，下方是面额“壹圆”字样，两侧仍有四瓣花星。壹圆币的重量比一般“ 袁大头”、“船洋”、“ 龙洋”银币轻，仅为25.5克， 成色不足75％，伍角、二角、一角币的成色则更逊色一些。
民国元年（1914年）四川大汉军政府铸 大汉银币，币值有：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四种。一元正面中央是秋海棠 花饰，环围“四川银币”，外有“军政府造”、“壹圆”，左右分列四瓣花星，背面中央篆文“汉”，旁围十八星，外有“中华民国元年”和四瓣花星。
一元以正面“四川银币”的字体大小分为两种版别，大字版尤以背面 纪年中“国”字小一点划为罕见。
有一种五角 错版，纪年文字“元”字误成“无”字。
布币起源于农具“钱”。《诗经·周颂·臣工》云：“命我众人，序乃钱铸，奄观锤艾。” 孔颖达引《说文》注曰：“钱，铫， 古田器。”而《说文》对铸的解释也是“一日田器”。钱和铸都是用来耨草的农具。
钱形状如铲，上端有銎，可垂直安装木柄。铸类上部有孔，用于横向安装木柄。最早的原始布币与农具钱十分相似，形体较大，上部厚，刃部薄；上端有銎，中空；銎延伸到钱身中上部，背部有加强承受力的隆起的脊。
早年的金属农具为数不多，从金属冶炼到农具制作，凝结了较多的劳动，因而具有较高的价值，同时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能够在社会成员中相互让渡，较之牲畜、谷物，便于携带和保存，于是，它从普通交换物品中分离出来，成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然后逐步演变，成为形制稳定的金属铸币。以往人们认为布币由铸演变而来，布铸同音，可以通假。
但从考古研究来看，钱、铸是两种造型和用法截钱有别的农具，原始的布更接近于钱（铲）而不同于铸。也有研究者认为布币由另一种农具耒发展而成，因为未有两齿，形状与布币的两足接近。但耒是木制而加装金属的来头，金属耒头与布币的形状相去甚远。原始布币的中空銎，以及刃部平面略内凹，也与耒的形状不相衔接，原始布不可能没有它的金属器母本。
布币铸行的年代，一般都认为起始于春秋而盛行于战国。但也有研究者将1976年陕西 临潼零口街等出土的多件西周“青铜铲”（原始布币），与河南 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青铜铲进行比较，认为布币最早出现于西周。更有研究者引述散见于多种古文献中的一项历史记载：武王克商，发 鹿台之钱，散钜桥之粟。（《逸周书·克殷解》）武王于是复盘庚之政，发钜桥之粟，赋鹿台之钱，以示民无私。（《吕氏春秋一滇大览》）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史记·殷本纪》）联系商代商业发展的事实，认为大体在殷周之际，钱、铸就已发展成为货币。但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殷商和西周的青铜铲，形体大，分量重，还没有脱离农具的原形，基本上只是以实物形态，与珠玉、货贝、青铜块等一起，作为交换媒介使用。
以后，原始布的銎部不断缩短，隆起的脊消失，蜕化为三道带有装饰性的直纹。大概在春秋前期，原始布发展为空首布，虽然还保留中空的銎，但肩和足明显突出，钱体周边出现郭，个别铸有钱文，为数字和干支文字。到春秋晚期和战国前期，空首布演变为平首布，銎首扁平与线身连成一平片，币身的三道直纹消失，布面文字通常为铸地地名和钱币面值。到这时，大体可以说完成了从金属工具到金属铸币的进化。这个过程总的发展趋势是，币身不断缩小，重量减轻，以求轻巧、便于携带使用，造型和纹饰也趋向于精整美观。
布币铸行的地区，主要是周朝的京畿之地，春秋的秦和三晋地区，战国的魏、赵、韩、燕等国，大体相当于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和山东、辽宁的一些地方。出土的分布明显地反映了布币流通的地域性。除此之外，传世和大量出土的布钱中还有一种长形平肩方足布，首部有穿孔，大小两型，大型的钱文一般释为“抚比当忻”，小型的钱文为“四比当忻”，其意思为“大币当忻”，“四（小）币当忻”。
大币背文有“十货”两字，据有人考证，这是标明大布一枚值楚国铜贝（蚁鼻钱）10枚（也有人认为其文释作“七”，意为7枚）。忻布出土的地点主要在今浙江、江苏、安徽、山东一带，人们倾向于认为这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铸币。但是1983年 河南新郑城关大 吴楼村， 郑韩故城外廓城墙内一处东周时期的铸铜作坊遗址中，出土三套忻布陶质钱范，两套为“抚”布，一套为“四”布的连足布。这一发现引起钱币学界的关注，对忻布的铸地和国别形成两种不同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这是郑地商人所铸而在楚地贸易用的货币，其理由是，忻布的形制与三晋地区的平肩方是布相一玖首部穿孔也与 赵国晚期 三孔布的特征相符；其文字风格接近于三晋的青铜器忻羌钟等的铭文。而且从《韩非子·外储说》所述“买椟还珠”等故事来看， 郑国商人与楚地之间有密切的贸易往来。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忻布属于楚币，它在东部地区发现，是战国中晚期楚统治这一地区的实物见证。其“忻”字从个从斤，仅见于楚国铜贝，而三晋的“新”字均从金从斤；其“四”字的写法也与秦石鼓文、燕陶文、三晋铜器铭文不同，而与包山楚简、 望山楚简相一致；忻布的形制与鄂东南出土的“良金”铜钱牌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而忻布的 陶范出土于郑韩故城，是因为此地与楚国北塞陉山关相邻，是楚与 中原之间商路的绾彀。郑国一度成为楚国的 附庸国，《左传·僖公十八年》记：“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以后 晋楚争霸，商业贸易并未中断，郑国商人完全有可能盗铸楚国货币。
演变
货币是历史的产物，它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据史料记载，在商朝时代已有了贝壳的使用，虽然这并不能证明贝壳已发展成为十足的货币，但至少已接近货币了，而由农器进化到刀币和布币，确实需要漫长的演变。
把铜用来作为货币，也许是从仿铸贝开始的。铜贝也有几种：有些凸起得更像真贝，锯齿纹成曲线；有些则比较扁平，锯齿纹成直线。随着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生产工具日益显得重要，于是人们在交换时就将刀、铲、纹轮等作为货币一样使用。一个地方对一种生产工具用得最多的话，这种生产工具就变成了这一地区的货币。
从农业工具演化而来的货币，到了战国时就形成三大体系：布币、刀币、环币钱。 “布币”乍一听去，好象是由布料制作而成的，但其实它也是一种金属货币。古代有一种农具叫做鎛，布币的形状就很象鎛，由于“鎛”、“布”同音，所以人们就把这种很象鎛的钱币叫做“布币”了。
发展
布币的发展，经过了两个重要的阶段——铲形阶段，这是第一个阶段，首空可以纳柄，所以称之为空首布。第二个阶段，布首已不空，变成平实，所以又叫平首布。而空首布也有很多种类，最早的空首布特别粗大，科就是农具铲。这大概是由正式农具演变成货币的过渡形态，可以说这是最早的布币。
还有一种空首尖足布也是大型的，而布的两面大都没有文字。普通的空首布就要小型些，布上也有文字了。这种又可以分为平肩和斜肩，它的底部成一种弧形。布上的文字有一字的，也有多字的。空首布中有些比较小型的，上面有两个字，如济釿、艴、釿、东周、同是、 武安等等，大概是地名，另外也有四个字的。
布币的形制到了战国时代发生很大的变化，已由空首变为平首、由大变小；这时的布大致在可分为四类：尖足布、方足布、圆足布和杂形布。这些布的流通地区不同。 尖足布上都有文字，以两个字为最多，常常都是地名，如甘丹、武安、晋阳等，尖足布一般在北方的赵国与魏国流通。
方足布是最通行的一种布，形状比尖足布小，铜质比尖足布坚韧，普通方足布布首有一道纹。圆足布的种类和数量都少。它的特点是圆肩圆足裤裆。铸造的地方有晋阳、大阴等。一般圆足布首是没有竖纹的，而晋阳、 离石、大阴铸的圆足布有两道竖纹。圆足布有在布首和两足上各开一个圆孔，所以又叫三孔布。它的背面也有特点。普通圆足布背面多有数目字，而三孔布的背面却有纪重或纪值的文字。
中国 东周时期的青铜铲形货币。春秋晚期出现，战国中期后广泛流通。主要在三晋、两周地区通行。从青铜农具鎛演变而来，从鎛得音称布；因形状似铲，又称铲布。
最早的布币首部中空，保留着作为工具时安柄的銎，称作空首布。后变为平首布，无銎，币身完全成为片状，便于铸造和携带。平首布上面常铸有文字，如“安邑”、“晋阳”等地名，“一釿”、“十二朱（铢）”等币值单位。把钱币作成鎛形，说明这一地区曾以此种农具作为交换媒介。后王莽复古，一度重造布币。
布币是对春秋战国时期铸行的空首布、平首布等铲状货币的总称。因其形状而得名。
到战国晚期，随着圆形钱的出现，布币出现衰退趋势，至秦统一，圆钱、布币也完成了其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两汉之际的王莽政权时期，又曾铸行平肩方足布币，但为时很短，可视为一种返祖现象。
布币是 先秦同期货币中流传期较长的品种，它的形制是仿照当时的生产工具“铲”。自殷周时期，便已有尖足空首布流通；莽汉之后，布币完全退出社会钱币系统。布币初期制作粗糙，空首无铭刻，形制肖仿铲工具；后期制作益精，首为实首进而为平首；足由尖足渐变为平足，继而为圆足，并且考虑到钱币的流通便利，出现单孔布、三孔布等币型。币孔的开凿，便于绳穿提携，易于流通。
先秦布币上普遍铸有铭文，用以识辨。先秦时期以泥子范铸币，钱文山工匠刻在细泥片上，烧制成陶范，再浇注铜液。因钱文山工匠手刻，故刀刻笔划上有锋棱，横截面呈△形，笔划起止处有明显的尖状收笔痕迹。因此在识别 先秦钱币时，若钱纹字划圆浑，缺少棱锋，则可判为伪古。泥 陶子范使用至战国时期，战国时期改用古范，故此期钱币断伪，铭文笔划不可忽略。
“袁大头”银币的正面图案，中间为袁世凯戎装左侧面像，民国3年版的上方为“中华民国三年”，民国8、9、10年版的为“中华民国*年造”；背面图案均是两株交叉的稻穗，中央为“壹圆”、“中圆”（伍角）、“贰角”、“壹角”字样，后几种上方分别有“每二枚当一圆”、“每伍枚当一圆”和“每十枚当一圆”的字样；正面镌袁世凯侧面头像及发行年号，背面铸嘉禾纹饰与币值，袁大头的官版的成色为89.1%；该币的外环主要是直齿边，另外，还铸有少量工字边和花齿边。在该系列币中，民国3年、9年、10年等一元币较为常见，民国八年的则较少些。但是，在民国三年的“袁大头”中，袁世凯“签字版”则出类拔萃地被收藏爱好者所钟爱。一类是民国三年天津造币厂试铸的意大利制版人的英文签字版；另一类是袁世凯的左侧面像后颈部位的签字版(大写英文L·GIORGI)。以上两类（5种）均为样品币，未曾正式流通使用，所以存世不多。
袁大头角币(4)
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北洋军阀政府正式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先在天津造币厂铸造袁大头壹圆银币。后在南京广东武昌等造币厂陆续铸造。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各地军阀纷纷私铸袁大头。导致存世的袁大头质量良莠不齐。而袁大头金币。多作为纪念币。铸造量甚少。存世量极罕。
一些币友询问为什么真品的珍品币近来却卖不出好价钱呢？笔者思索其中主要原因是银币中，尤其是高档银币中各种材料和手段制造的仿伪品太多，几乎占了90%以上。尤其是近年来以激光照排制版为手段，以真银子造的“珍稀”假银币不但屡见不鲜，而且其“真实”、清晰”度等，比真币还要“真”！人们真假难分，使许多人上当受骗；另外，真正的收藏爱好者因财力有限，明知是枚好币，但因囊中羞涩，只能望币兴叹等，这便是珍品币卖不出好价钱的主要原因。所以，实际价值、“参考价”与售价的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货卖买家”，其中也有一些运气的成分，一般情况是拍卖会上的价格比较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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