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從文獻記載來說:我國很早就有史官。考古發現也支持這一點。
①甲骨文「史」作記事狀,「史」還是一個官職,有頗大的權力,幾乎與商朝宰相「尹」同列。
②《周禮》“五史”——大史、小史、外史、內史、御史的職能與地位都符合甲骨文的「史」,並且更加完善。
▲很明顯,西周的史官制度與殷商是有繼承關係的,正如繼承文字一樣。
那麼,我國的史官或記史傳統究竟始於何時?
答:應很早很早。
■老生常談一:甲骨文一出現就是相當完善的系統文字,之前肯定有文字和相關記載。
PS:但商代甲骨文只有安陽殷墟有,其時期大約為商中晚期,此前的商代遺址只有比殷墟早200年的鄭州小雙橋商代遺址出土過一板卜骨。除此以外,再無更早的。
■老生常談二:《尚書》引周公對殷商遺民說“惟爾知,殷先人,有《典》有《冊》”。
甲骨文「冊」(冊)就是編排的竹簡。
「典」,則是雙手獻上竹簡。
■考古發現一:卜辭有大量“作冊”,都是指冊封諸侯或妃嬪,可見殷商確實有竹簡文書。
■考古發現二:晚商與西周青銅器銘文都發現多例「作冊」,其中西周早期青銅器《作冊大鼎》銘文中有一對十分神秘的「作冊兄弟」——「作冊大」和「作作令」。
兩人究竟是父子,還是兄弟關係?不明。
?但可以肯定是西周早期史官。
▲而且極有可能就是原來殷商王朝的御用史官。因為秦漢之前,史官是世襲官職。
?證據:西周著名青銅器《牆盤》記載了殷商的「微史家族」在武王伐紂前投奔周武王。
這,毫無疑問就是指殷商的文官集團投周。
而這個「微史」家族,幾乎可以肯定就是著名的晚商名臣「微子」的後人。
?有證據表明,殷商文官集團,特別是掌握典冊與宗教禮儀和天文曆法的史官集團,對西周的“其命維新”起到了關鍵助推作用。
無疑,史官支持哪一邊,哪一邊就有「天命所歸」的身份和象徵意義。
★這為解決夏代史籍失蹤提供了新的思路。
『無獨有偶的史官叛逃事件』——夏終古投殷。
《古本竹書紀年·帝癸(夏桀)》:
“二十八年,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終古,是史上第一個留下名字的史官。
終古投商,與微史家族投奔周武王如出一轍。
終古事蹟,基本不見於先秦儒家典籍,倒是法家有——《呂氏春秋·先識覽第四》:
“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眾庶鹹怨,守法之臣,自歸於商。”
?《圖法》,當是指國家史冊或國法政策之書也——配合《竹書紀年》,「終古奔商」可信。
終古顯然帶走了對於夏朝來說屬於國家核心機密的資料/材料。
因此,殷商顯然是依賴著《夏書》?《夏史》?和終古的幫助,制訂了自己的制度與禮法。
也所以,殷墟遺址出土的諸多文物都與二里頭文化關係密切,大多數都能在二里頭找到源頭。
?這是史書記載與考古發現的兩相吻合,可惜的是,「無夏論」餘毒太重,不少專家非要假設二里頭為早商——若把二里頭也算成殷商,那麼殷商就是從3750年前到3000年前,是個經歷了近八百年的王朝。
▲這個提法不僅“膽大得出奇”——更重要的是它沒有任何文獻資料支持。
?說回“殷先人,有《典》有《冊》”——這段話明白就是指殷商人毀滅了史冊文書,全句為: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看,這不就是夏朝的文官集團帶上夏朝文書集體投靠殷商嗎?(夏迪簡,即夏書簡)。
▲所有的唯物主義史家,都認定殷商人會在骨頭上刻字,而不會在木頭上刻字——是不可能的。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書契 ,百官以治,萬民以查”——《易·繫辭下》。
契:刻也,從?木——《說文解字》。
①「筆」的甲骨文原字為「聿」,作手持竹管寫字。
②「書」的原字為「聿」+「者」兩字,而「者」又是「箸」(筷子)的省字。
▲都與“?”有關。
甲骨文是有毛筆字的,商代的出土玉器與陶器上也發現毛筆字,比如“鄭州小雙橋遺址”出土陶器就發現有。
?目前已知最早的硯臺是4600年前。
婦好墓也出土了調色盤。
可見,毛筆早已有之,竹簡亦然。
?所以說:把卜骨刻辭當成唯一漢字起源與史書資料,是十分危險且不靠譜的事。
★★★『極有可能的大膽推測』
既然周公明確指明是「殷先人」,那就應該是商湯為首的早商一代製造了焚書事件——從終古的手中得到《夏典》《夏冊》後便毀滅之。
?完全有這種可能,在寫字與識字的人都極其稀少的年代,文書資料是非常稀缺且珍貴的——除了奴隸主外,其他人肯定無法擁有。
因此,商湯把《夏典》《夏冊》“一鍵清除”並非不可能,相反是非常容易辦得到。
★最後再提供一個新的思路:
甲骨卜辭裡有春、有秋也有冬,從一月到十三月都有,偏偏就是四五六七月沒有季節名稱,詭異!(下回分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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