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的将军谱上，有一位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将军，他15岁时就参加革命活动，18岁参加红军，20岁参加了举世震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解放后，被派往苏联深造，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开创我国神经外科学。并于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完成了从牧童到将军，从看护到教授，从军医到校长，从小学生到留苏博士的人生跨越。
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我军医学神经外科的奠基人涂通今。每与人谈及这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命运的变化，涂通今总是笑眯眯地说：革命送到家门口，在红色队伍里成长。涂通今1914年出生福建省长汀县涂坊镇涂坊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父亲目不识丁，涂通今读了几年私塾和高小。
涂通今回忆起那段苦难的岁月，他是这样说的：“家境十分贫寒．家里除有几亩贫瘠山地，一头耕牛和几间破旧住房外，一无所有，无奈只好靠租佃地主土地耕作，勉强维持生活。在那暗无天日的黑暗统治下，经常欠租欠债，受尽了地主、豪绅、高利贷的残酷剥削和反动政治的压迫。”
1929年，红军占领长汀，涂通今的父亲参加了农会和赤卫队，涂通今参加了少先队。
涂通今说：“1929年3月，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解放了长汀县城，5月，红军从我乡西面的水口镇向东面的连城方向进发，路过了我的家乡。乡亲们对红军一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模范行动留下了深刻印象。”
关于乡亲对红军的认识，涂通今还提到了一个小插曲，他说：“红军第一次来，老百姓不了解，都跑到山上去躲起来，经过红军宣传队宣传才半信半疑慢慢从山上回来。当时，学校有个历史老师，天天给我们讲《西游记》孙悟空大闹龙宫、大闹天宫，讲造反，我回去给祖父讲，我祖父就说，恐怕这世道要变了。后来，果然农民暴动，我是少先队，也发了一枚红缨枪，去站岗。”
对于涂坊乡的农民暴动，涂通今印象深刻，尽管事过多年，他依然激动万分地说：“缴 了反动地主民团的枪，把昔日骑在我们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豪绅统统打翻在地，把土地分给农民。我们涂坊乡贫雇农个个扬眉吐气，人人兴高采烈，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
也在这一年10月，涂通今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
涂通今说：“我们家乡秋收后欢庆农历九月节的时刻，村里在收割了的稻田里搭台唱戏喜庆丰收，毛委员路过我们涂坊乡，在我们街同顺泰隔壁药店里住了3天。毛委员和我们翻身后的农民一起欢度节日，并在群众集会上给我们讲了话，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团结起来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消灭白匪军，用革命武装粉碎反革命的武装。毛委员的讲话，说到了我们的心坎上，大家热烈鼓掌欢呼。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使我终生难以忘却。”
1930年，长汀县苏维埃政府驻涂坊乡办公，涂通今报名参加了县苏维埃政府宣传队工作。
1932年2月，涂通今的父亲当选为涂坊区苏维埃代表。当时中央正在扩大红军，在父亲的支持和鼓励下，涂通今报名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涂通今动情地说：“1929年农历九月节时，很多年纪大的同学去参军。我也很想去，但母亲不同意，直到1932年春，各级苏维埃政府扩红，我才正式参军。临走前晚上，母亲用手工给我做了一条粗布裤子，还哭得要命。”
当时，苏区正处于反“围剿“斗争期间，战斗的伤亡使得红军对于医护人员的急需凸显，在这样的情势下，涂通今参加红军后便被分配到福建军区后方总医院，即四都医院里学习看护。
入院第二天有个考试，题目是“为什么要学看护?”这道题一下子就把刚刚高小毕业的涂通今给难住了。
不过，涂通今突然想起医院大门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为救护前方归来的英勇将士”，下联是：“为培养无产阶级的医学人才”，于是，他一字不漏地把它抄录在答卷上交了上去，发榜时，居然名列第一。
1933年7月，卫生学校第二期毕业的，涂通今便到红九军团八团任医生，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寻邬战役、邓炕头打土围子战斗等等一系列战斗。
由博古、李德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血拼策略，红军伤亡巨大，被迫长征。
涂通今说：“1934年9月28日红九军接军委电令，全军撤至长汀南部钟屋村休整。9月30日下午3时，九军团又接到命令，全军团继续西移，经古城往瑞金，8日到达瑞金武阳，10日再往会昌珠蓝埠方向转移，10月16日由会昌向南进发。实际上，九军团的长征就从这里开始了。”
涂通今清楚地记得，部队从长汀出发时，罗炳辉军团长对大家说：“敌人的炮火打到瑞金的大门口了，我们一年的苦战失利了。今晚我们就要离开长汀，做好出发的准备。”群众听说红军要走，川流不息来到驻地。区、乡苏维埃干部挑来一担担布鞋、草鞋，有许多鞋上还沾有泥巴，显然是刚从脚上脱下来的，他们说：“来不及做了，把这些穿过的也带上吧，行军打仗少不了它哟。”还有的妇女拿着碎布和针线，看见那个战士的衣服破了就说：“同志哥，脱下来缝几针吧！”真的是难舍难分。长汀县一个苏维埃干部只好站在凳子上大声喊：“乡亲们，红军有任务，不要耽误他们的时间了。红军走了，党没有走，红军还会回来的。”
歌曲《十送红军》唱的就是这个情景。
关于长征，毛泽东是这样说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像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二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
是的，长征是伟大的。但长征也是无比艰苦的。在行军途中，作为医务人员的涂通今比普通战士更多了一份责任：医治和救助伤员。
涂通今说：“我们红九军团由罗炳辉率领，在长征中处于右后卫位置，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收容主力部队掉队的伤病员。遇有敌情时，红军常常要急行军或强行军，有时候一天一夜赶百多里地，体弱掉队的很多。如果发生战斗，还会有大批伤员下来，我们医务人员就要舍生忘死地把伤员抢救下来。当时的救治条件现在无法想象，能够找到一块门板搭一个手术台就很不错了，手术刀是民用剪刀代替的，没有绷带就把被子撕成条。还得有人举着油灯照明。药品和医疗器械是无价之宝。上世纪30年代消毒灭菌和抗感染的药物极少，长征中就更是金贵稀缺了。受技术和物质条件的限制，当时只能做一些诸如消毒、包扎、固定、止血、缝合、取子弹、取骨片这样的处置和小手术，至于断肢和内脏手术，根本没法做。我救护过的伤员不计其数。”
涂通今无比沉痛地说：“现在看来，有不少同志由于没有得到手术和输血输液的机会，本可以得救的，却失去了生命。”
救治过来的红军战士能走的就尽量跟着走，轻伤连多半是跟着卫生队一块走，中等的伤就抬着，实在危险的就寄在老百姓家里，寄在穷人家里，留下几块光洋，和药品器材。
涂通今补充说：“当然，只能给我们有的，我们没有的也给不了，比如止痛药我们就不能多给。毛主席说长征是播种机，就包括伤病员在内，留下来的伤病员，有的成了游击队的领导，把各个地方的游击队搞起来了。”
此外，作为医护人员，涂通今他们还要进行军前的卫生教育和卫生宣传，抓好行军中的饮食卫生工作以及宿营地居民卫生情况的调查。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先调查了解有什么流行病，然后向同志们提出预防办法。
涂通今说：“在苏区时，总卫生部部长贺诚总结了四种常见病:疟疾、痢疾、疥疮、下肢溃烂。长征时增加了战伤、肺炎、肠伤寒，胃肠病是第一位。长途行军，挨饿受冻，保证部队健康，更显得重要，这是战斗力的直接保证。为了预防和减少疾病，卫生人员还肩负着向部队传授卫生、防病知识的任务。比如我们要告诉部队喝开水而不要喝河沟池塘里的水，没有条件烧开水时也要尽量喝井水。另外，行军打仗全凭一双腿脚，部队打绑腿就是为了避免叮咬划伤、下肢溃烂。根据我们的经验，部队到达宿营地后，无论如何要争取用热水泡脚，睡觉时作“倒脚运动”，改善足部的血液循环，预防脚痛和脚疱。所以条件再艰苦，每个班也要背两个盆，一个洗脚，一个烧水。到了宿营地，一定要用温水泡脚，如果不泡脚，以后脚就肿起来了，就走不动了。”
在过雪山草地的过程中，涂通今他们接受了长征以来的最大挑战。
涂通今说：“过雪山我们遇到的是什么问题呢，雪坑、雪盲、还有缺氧，这些过去我们都很少遇到的，过雪山的时候事先准备很要紧，准备什么呢？一个是眼镜，眼镜防雪盲，把眼睛遮起来，那时有颜色的眼镜很少，但是擦枪布有，用擦枪的绸子布蒙在眼睛上，眼睛要保护好，不然造成雪盲就看不见了。缺氧的人脸色发紫，就像死人一样，一个人不敢面对面看，看了害怕，缺氧厉害的时候会晕倒，晕倒的时候，那时候没什么药，就用樟脑油给他闻一闻，刺激一下呼吸就好一点，有酒的话喝一点酒也可以。哪有酒，那个时候没有酒。”
过草地时，涂通今已是左路军第32军8团卫生所所长，他说：“我们部队是从甘孜出发的，经阿坝到腊子口共走了40多天。这40多天，带的粮食早就吃完了，缺衣少食，饥寒交迫，许多人倒下就起不来了。我们采集野菜充饥，甚至把皮带、皮鞋烧焦煮熟吃。卫生所有10余人，发给我们一头牦牛驮粮食，等粮食吃完了，我们只好把它杀掉吃了。”
说到这里，涂通今的眼眶湿润了，他继续说：“过雪山草地之苦，真是让人永生难忘，但再苦再累，我们卫生人员的工作也不能稍有马虎。每日到达宿营地后，首先选择一块比较干燥的山坡，搭起帐篷支上炉灶，捡来干牛粪点上火，消毒医疗器材，给病人看病、换药、发药，包括伤病员烫脚、开饭，我们医务人员也尽力帮他们做。有一次，我们正准备搭帐篷拾牛粪，忽然天气骤变，雨水冰雹齐下，十几人个个浇得像落汤鸡，牛粪打湿了，火也点不着了，我们真是伤心着急啊。风雨一过，满天星斗，我们又开始工作了。休息对我们来说有时真比吃饭还重要……”涂通今终于说不下去了，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派200名学生赴苏联留学，其中医学30名，每人攻读一个专业。涂通今的任务是学习神经外科。
在苏联莫斯科布尔登科神经外科研究所，当涂通今被介绍说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有人还呼唤着毛泽东的名字。
当时的情形，涂通今历历在目，至今提起，仍无比自豪。
在苏联，涂通今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不仅克服重重困难熟练掌握了俄语，而且在神经外科方面有了更深的造诣。1955年7月，他的学位论文《三叉神经节及其后根肿瘤的诊断和治疗》的答辩在苏联医学科学院学位委员会上全票通过，成功获得了医学科学博士学位，成了我军著名的“红军博士”。
回国后，涂通今以一个神经外科专家和教育家的身份为我国我军的医学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先后任四医大副校长、校长、解放军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等职。
1964年，涂通今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
1975年，涂通今编著出了我国第一部神经外科学著作：《实用神经外科学》。
1983年，涂通今离休后，仍然相继担任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和《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的副主编，撰写编译了《急症神经外科学》等10余本专著。
1995年11月5日，在中华医学会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涂通今被授予“对医学科学及学会发展建设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
2011年，涂通今获得“剑桥世界杰出华人榜(第一届)”医学教育领域杰出华人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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