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侯馬和曲沃相交處天馬、曲村一帶，1992年和2000年兩次發掘中，發現了9個晉侯墓及其10個夫人墓葬，9個晉侯墓從第二代開始一直到第十代，獨缺第一代唐叔虞之墓，這一現象令專家們迷惑不解，困此有了種種推測。有人認為唐叔虞的墓可能沒有離開周的都城，我覺得這種看法不十分可靠。如果我們把搜尋的目光投向唐叔虞的始封地———晉國的源頭鄉寧，說不定會有新的發現。在鄉寧發現的春秋古墓，說不定某一處正是唐叔虞之墓。晉國的始祖唐叔虞說不定在鄂邑這片土地上走完了他整個人生歷程，到他兒子燮父才移都於唐（翼），曲村考古自然就發現不了唐叔虞的墓了。也許在春秋戰國時晉人已經尊鄂為其源頭，因此才發生了鄂侯失國避居於鄂（鄉寧）的事件。
當我再次打開《鄉寧縣誌》，讀到“（鄉寧）古大夏地，周初曰鄂，唐叔虞始封居此”這段平實的文字時，方知古人作史之小心與嚴謹，晉國的源頭在鄉寧。鄉寧山巒疊嶂，偏僻閉塞，區區彈丸之地，怎能是晉國的源頭？要想把這件事情說清楚，就必須扯得遠一些。
許多史書中都明確記載，唐叔虞始封於夏墟，都於鄂，鄂即鄉寧的古稱。這種說法見於《世本·居篇》《史記·晉世家》《鄉寧縣誌》《中國人史綱》等書中。關於夏墟，也就是晉都的地望，歷來就有各種說法，但後來逐漸傾向於山西“晉南說”。自漢代以來，即有學者提出，夏墟、晉都的地望應在山西南部，但具體指認又有不同。1959年，徐旭生首次調查夏墟，在山西範圍內調查的結果是在山西西南部，而不在中部。近年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曲村晉侯墓、侯馬新田遺址的發現，更有力地佐證了這一點。關於夏墟鄂地之說，雖很早就有人提出，但許多專家學者卻小心翼翼地避開了晉國源頭的話題，並非完全是材料上的匱乏，更多的是認識上的偏見。
其實我們注意一下鄉寧的地理位置，就會知道它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鄉寧縣位於呂梁山的最南端，山西省的西南部，恰在徐旭生考察劃定的範圍之內。它處於汾河與黃河的夾角地帶，中華民族的繁衍與遷徙不可迴避地在此留下了深深的足跡。如果夏墟是一個範圍較大的泛指，鄉寧無可置疑的亦在其中。即便是確指，也有許多值得我們追尋的東西。根據史書記載，商伐夏桀的具體經過是由豫東往豫西，再到晉南。我們先不說這種說法正確與否，但終歸還是到了晉南。《史書·殷本紀》：“桀敗於有戎之墟。桀奔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嵕，俘厥寶玉。”《尚書·湯誓》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於桀戰於鳴條之野。”也就是說陑之戰失敗後，桀向北逃到山西西南角的安邑境內的鳴條。《帝王世紀》：“桀敗於鳴條之野……今有鳴條亭在安邑之西。”晉南地區本是夏族的勢力範圍，又是夏墟所在，夏桀逃往晉南安邑是合情合理的。關鍵是夏桀在鳴條又戰敗了，於是逃到了南巢，如《國語·魯語上》：“桀奔南巢。”《帝王世紀》載：“（桀）奔於南巢山而死。”關於南巢的地望，當於鳴條不遠。因此有些學者望文生義，認為南巢當在鳴條之南。如《淮南子·修務訓》：“（湯）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放之歷山。”南巢是事實，歷山卻是衍義了。如果我們顧及以下當時的史實，就不會囿於這樣的偏見了。當時商朝的主要勢力在河之南，戰敗的夏桀向南逃不是自投羅網嗎？逃於西的可能剛開始有，在鳴條戰敗之後，越過黃河不僅沒有機會也不可能了。沿著汾河谷地逃竄，利於追擊者而不是利於逃跑者。我們的歷史學家在為夏桀安排逃竄之路時，恰恰忘記了北面的呂梁山。這條通向陝甘青內蒙最便捷、最安全、易守難攻，利於撤退的通道。其實，北逃的必然人們也注意到了，如史書記載夏戰敗之後，一部分夏族的同盟跟隨桀的兒子獯粥向北方逃跑，成為北方匈奴人的祖先。至於他們究竟是怎樣逃的卻都含糊其辭了。鄉寧有座美麗的大山，叫雲邱山，緊挨運城盆地，與安邑鳴條遙遙相望，不少學者認為它即是遠古的崑崙，夏時更是朝野祭祀朝拜的“北頂”。以“北頂”看“南巢”，似乎之間有某種聯繫。極有可能它們相距並不遠，如此戰敗的夏桀，北逃呂梁山太合乎情理了。周時的封國很多，面積都不大。即便唐叔虞封到唐時，也不過“方百里”。因此“封於夏墟，都於鄂”的“夏墟”不可能在平川地帶，而“都於”深山之中的“鄂”。此處的“夏墟”當是一個範圍較小的概念。夏人北逃的過程也不會一日千里，一下子就奔竄到蒙古草原，其中必有停留，甚至組織力量，期待東山再起的可能也會有的，它們會在哪裡停留呢？鄉寧，這是明智而必然的選擇。翻越了高山叢林，接近了黃土殘垣，水草豐茂的鄉寧必然留住夏人疲憊的腳步。因此鄉寧有夏縣（縣城南二里，後人為與運城夏縣混淆，誤傳為“下縣”）、夏津這樣有趣的地名，追尋歷史，似乎都與縣城的遷徙無關，其中的秘密掩埋於歷史的塵埃之中，永遠成了難解之謎，最近人們在距縣城不遠的雲臺山頂上，發現一處疑似古代的祭壇，有人在那裡撿到玉器、陶片。如果確是夏的祭壇的話，夏人在此停留的時間不會太長，也不會很短。那麼小範圍“夏墟”的確指，就是今天的鄉寧一帶。而唐叔虞始封於夏，都於鄂的記載就不難理解了。
周朝封國很多，分封時由內及外，由近及遠，按說唐叔虞應封到更重要的地方，怎麼會封到鄉寧呢？其實很簡單，鄉寧即古時的鄂與周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在周人看來極為重要。早在殷商時，周與鄂經常並稱。《史記·殷本記》載：“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今本竹書紀年》載：“帝辛元年……命九侯，周侯、邘侯……”這裡的侯也有人以為即是“鄂侯”。可見當時鄂侯與周侯同朝為公，同等重要，極有可能，當時鄂的範圍要更大些，不會僅僅是鄉寧一隅。傳說周人起源於發明農業的時代，時間是在夏代或更早，地點在晉南。《史記·周本紀》載：“周后稷，名棄……帝舜……封棄於臺，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關於后稷的地望，學術界基本確定在今日的稷山，而稷山與鄉寧地土接連，歷來關係就十分密切。商滅夏桀，周人竄於戎狄之間，從山西中北部———內蒙———青海———甘肅———直到陝西涇水中上游，而沿呂梁山北逃最便利，也更安全，如此，鄉寧就是極為重要的一環。陶唐，虞舜的地望在晉南，夏族到了後期也在晉南。周人的先祖后稷服事唐、虞、夏，則其地望也在晉南無疑。周夏同源的關係在夏人進入晉南後就已經確立起來了，之後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於是有了“周人尊夏”觀念的產生。夏人北逃時周人也跟隨一同北逃。鄂（鄉寧）在周人眼中與夏人看的同等重要，因此周成王封其弟唐叔虞於夏墟，都於鄂（鄉寧），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晉國的源頭在鄉寧也絕非無稽之談。
此外，晉國的一樁公案，更是晉國源頭在鄉寧的有力的佐證。這樁歷史事件見於《左傳》，《左傳·桓公二年》載：“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代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衰侯。”《左傳·隱公五年》載：“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未幾，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曲沃立哀侯於翼。六年，翼九宗王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為什麼嘉父會“逆晉侯於隨，納諸鄂”，這還得從晉國初封時說起。《左傳》載：“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啟以夏政，疆以戎索。”有關“懷姓九宗，”王國維《鬼方昆夷狁玁考》曰：“殆指晉之西北諸族，即唐叔所受之懷姓九宗，春秋隗姓諸狄之祖也。”也就是說“懷姓九宗，”是商族的聯盟方國的貴族。而春秋戰國時期的鄉寧恰是狄人聚居之地，而嘉父正是這一方的貴族，也可能是方國的首領，周朝建立時，與其它一些方國，一起分封給了唐叔虞。如果晉國的始封地不在鄉寧，這顯然是說不通的。正因為始封鄉寧，鄉寧作為晉國的祖封地，鄂侯失國，避逃鄉寧，才合乎情理。而且嘉父作為晉初的臣國，在叔虞封唐之後，留守此地。鄂侯失國之後，納其於故地，於情於理，於德於義，均無可置疑。且在鄉寧縣城之西今仍有嘉父山之地名，近年發現春秋古墓，出土了一批青銅器，雖無文字記載，但據形制等斷定，當與曲村晉侯墓出土陪葬品為同期之物。晉國源頭在鄉寧，不僅史料，而且實物，都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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