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是明清之际三大启蒙思想家之一，他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他继承明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顾炎武，江苏昆山人，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生。初名绛，学名继绅，字忠清。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兵南下，为敬仰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门生王炎武的忠贞品格，他更名炎武，字宁人。顺治七年，为避害曾化名蒋山。因家乡有一亭林湖，故人称亭林先生。
昆山顾氏，为“江东望族”，官宦世家，至炎武父辈家道中落。父亲顾同应，母亲何氏，生子五人，炎武是次子。在他很小时，就过继给嗣祖顾绍芾。嗣父顾同吉早卒，由嗣母王氏抚育。王氏受过良好教育，非常勤奋，“昼则纺绩，夜观书至二更乃息……尤好观《史记》、《资治通鉴》及本朝政纪诸书”，并经常给顾炎武讲刘基、方孝孺、于谦等人的事迹，对顾炎武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顾绍芾博学多闻，留心时事政治，他对明王朝日趋没落的形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次，他指着庭院里的草根对嗣孙说：“尔他日得食此，幸甚！”在他的指导下，顾炎武阅读了《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也读过《孙子》、《吴子》等兵书。他教诲顾炎武说：“为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后来顾炎武提出的“经世致用”实渊源于此。顾炎武十四岁正式入学，性情耿介，很有志向，与同乡归庄最为相好，并与他一起加入了政治性学术团体“复社”。经过十四年的寒窗，顾炎武在科举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对于功名举业逐渐淡薄。他日益发奋读书，研究实用之学。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遍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这些资料为他日后编写卷帙浩繁的《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做了准备。
甲申（公元1644年）之变，顾炎武闻讯后作《大行哀诗》，对于崇祯皇帝之死深表哀痛。清兵入关，明凤阳总督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建立第一个南明政权。顾炎武受昆山县令杨永言的推荐，被福王政权授予兵部司务的职务。清兵攻陷南京后，顾炎武与归庄、吴其沆等在苏州、昆山参加了可歌可泣的抗清斗争。昆山城陷，死难者四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顾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祸于常熟，王氏闻城陷，绝食十五天死节，临终时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国恨家仇，嗣母遗言，使顾炎武终生保持了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南明福王政权败亡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遥授顾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此时顾炎武母丧未葬，没有应召赴任，但与唐王政权保持着秘密联系。后来，顾炎武曾亲赴海上，又因道路阻隔，未能再次投入抗清斗争。在此期间，顾炎武非常关心抗清形势的发展，并且写下了许多首追悼死难烈士、感慨国家兴亡的壮丽诗篇。顺治七年（1650），为了躲避仇家的陷害，顾炎武伪作商贾，化名蒋山，遍游沿江一带，观察时局的变化。顾家原有仆人陆恩，见顾家衰败，叛投豪绅叶方恒，并且要以通海罪告发顾炎武。顺治十二年，顾炎武捉到陆恩，将其投入水中淹死。陆恩的女婿复投叶方恒，买通地方官吏，把顾炎武拘入私室，欲陷之于死地。顾炎武幸得好友帮助，才得脱离虎口。以后，顾炎武又在南京太平门外被叶方恒派遣的刺客击伤，因遇他人相救幸免一死。在地方豪绅的迫害下，顾炎武见江南已难容身，于是准备北上山东。他的好友归庄作文饯其北上，《序》中写道：宁人之学有本，而树立有素，使穷年读书山中，谁复知宁人者？今且登涉名山大川，历聘六国，以广其志，而大其声施焉。知今日困厄，非宁人行道于天下之发轫乎？
顺治十四年，顾炎武只身北上，开始了终其后半生的漫游生活。在二十五年间，他遍历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广大地区，所到之处，即考察山川形势，广交豪杰师友，“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所雇从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他曾考察了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昌黎、蓟州等战略要地，“所至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 。他先后写成《营平二州史事》和《昌平山水记》等著作，总结宋代以来不了解营、平、滦三州的地理形势和战略地位，以致于争地构兵而亡天下的历史教训，为后人提供借鉴。
在长期的漫游生活中，顾炎武结识了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他与他们切磋学问，砥砺风节，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他在《广师》篇中写道：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技，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
顾炎武在学术上取得很大成就，与他的广交师友，虚心请益是分不开的。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政权败亡，抗清斗争转入低潮。顾炎武已知反清复明难以成功，于是专心于笃志经史，勤勉著述，“以待后王，以待来学”。他还曾经与李因笃一起，在雁门关之北，五台山之东，应募垦荒，积资待时，希望能够像后汉的马援、杜子春一样在边地立业。
顾炎武所处的时代，是社会动乱，各种矛盾激化的时代。当时，不同类型的学者，从自己不同的角度去窥察世界，探索了不少经邦治世的大道理。顾炎武所走的是一条重视经验和实践的道路，即依据实际来作“当世之务”的倡导。他一生勤奋好学，是个“读万卷书而行万里路”的人，学问广博，对国家典制、部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学侧重考证，主张扫除脱离实际的虚浮颓废学风、树立面向实际，学以致用的新作风、被称为清代朴学风气的“开山之祖”，对后来考据学中的吴派和皖派都有影响。
在哲学上，顾炎武从唯物观点出发，赞成张载关于“太虚”、“气”、“万物”三者统一的学说，承认“气”是宇宙的实体，即承认物质是实在的，反对宋儒的先理后气上道下器的唯心论。他也谈心、理、性、命等范畴，但又否定这些范畴的旧理解，把它重新规定。如可以经验的所谓实学，以所见所闻为准，反对空谈；同时，他指出古人投身于经世之学而明理，今人则舍历史制度与客观现实而空谈性理，指出“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应该结合，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
在社会经济方面，顾炎武为了缓和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主张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并且广开耕地，增加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以及用互助合作等办法来解决贫富均衡的问题。同时，他还针对明朝的腐朽，进而对明朝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提出了改革的意见。
顾炎武对学问的兴趣是多方面的，著作种类繁多。他熟悉音韵学，擅长经学，对《易经》《诗经》《春秋》《古传》《论语》《孟子》等都有精深的论述。在文献学和历史学方面，他从客观实际出发，把事物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他的代表作《日知录》8卷，在书中他把自己从文献和访问考察得来的资料，统一归纳联系，分门别类，系于一个个小的标题下，然后再做出简短的结论，言简意赅。他对农田分配和租赋问题，对政权的组织和兵制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研究。除此之外，顾炎武的专门性著作《音学五书》，给后来研究中国古音韵学的人们开启了门径，他一生的著述，共有62种，528卷。
明朝灭亡之后，顾炎武一意反清复明，坚决不做清朝的官，至死不变。作为出身绍绅之家的子弟，不贪享受，不恋利禄，不畏艰险，拒绝清廷的种种引诱，可谓之有民族气节的学者。清兵占据南京后，他侍奉嗣母迁居于常熟，因感激明朝之恩，其母绝食七日而死，并遗嘱顾炎武读书隐居，不仕二朝。顾炎武深受感动，积极投入昆山人民的抗清武装斗争。抗清武装斗争失败后，他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频繁地奔跑于江苏、浙江、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各地。随行的骡马驮着书籍，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一路风尘，颠沛流离，与各地遗民和抗清志士紧密联络，企图发动抗清武装斗争。当清朝廷征召他赴博学鸿词和参修国史时，他一口拒绝，说人人都可以入仕，惟他一人不能，并以一死来抗命。
顾炎武的学术成就和政治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但开有清一代学风，而且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也从他那里吸取了精神力量。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于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顾炎武和黄宗羲、王夫之被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启蒙思想家，但就其学术影响来讲，黄比顾王二人要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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