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前的今天，1966年8月4日，20世紀初著名親日官員，“五四運動”中的著名賣國賊，曹汝霖死於美國底特律，終年90歲。
曹汝霖
曹汝霖之所以有名，緣於在他的名字前所加的那些令人觸目驚心的詞語：漢奸、賣國賊。他頂著這兩頂“鐵帽子”被寫進中學歷史教科書，遺臭萬年。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大著名賣國賊中，曹汝霖赫然名列榜首，倘不是抗戰時又出了汪精衛這種“超級漢奸”，估計曹汝霖的名頭還要更響，名聲還要更臭。
“賣國賊”的由來
五四學生運動的一個響亮口號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外爭國權，即要求北洋政府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內懲國賊，即要求懲辦政府高級官員曹汝霖和陸宗輿、章宗祥等人。當時，這三人中只有章宗祥系外交官——中國駐日本大使。已多年不任外交官的曹汝霖名列國賊之首，箇中原因，在於為人詬病已久的袁世凱時代的“二十一條”，其主要經手人為時任外交部次長曹汝霖和時任駐日公使陸宗輿。
日本公使日置益提二十一條日文原件
1905年11月17日，中日兩國全權大使奕劻、小村壽太郎等在北京就東三省條約事宜展開談判，袁世凱作為中方代表之一參與其中，而“日本通”曹汝霖是作為袁世凱助手身份出現的。這次談判簽訂的《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和《附約》，其實就是將日本已暗自侵吞的利益細化與公開化。
1913年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後，曹汝霖成了外交部次長，一屁股坐到了對日外交的火山口上。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交了公然印著軍艦、槍炮的文件(“二十一條”)。曹汝霖在回憶錄記述道：“此次會議，日本提之二十一條，議結者不滿十條;而第五項辱國條件，終於拒絕而撤回。會議結果，雖不能自滿，然我與陸總長已盡最大努力矣。”“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
1915年5月9日，曹汝霖等將“二十一條”親送日本公使館時，曹汝霖也是“餘心感淒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
五四運動三大賣國賊
火燒趙家樓
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是“五四”運動的高潮。所謂趙家樓，即北京趙家樓衚衕，也就是曹汝霖的宅第所在地。
五四運動前，曹汝霖曾集交通總長、財政總長、交通銀行總理等數職於一身，是北洋政府權重一時的政客。 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由於部分列強與日本事前簽署了密約，協約國公然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
當時，交通總長曹汝霖因負責把部分權益讓予日本，與貨幣局總裁陸宗輿及駐日公使章宗祥並稱為“三大賣國賊”。“五四”當天，學生遊行到趙家樓曹宅，曹汝霖躲了起來。學生誤把當時在曹宅的章宗祥當成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頓，並放火燒了曹宅，此即火燒趙家樓事件。後來，一些學生被抓，事件演變成大規模的罷課、罷工及罷市。6月10日，賣國賊曹、陸、章三人被免職。
五四運動·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
趙家樓是條小衚衕，位於北京長安街東端之北，至於為何冠以“趙家”，至今仍是一個謎。“五四”一把火，曹汝霖宅邸的東院基本焚燬。上世紀50年代後曹氏舊宅被拆除，於原址建起新樓，成為某單位招待所。後來又改為趙家樓飯店，門牌是“東城區趙家樓1號”。
曹汝霖不僅在趙家樓有公館，他還有兩房姨太太，分別在錫拉衚衕和西觀音寺有宅寓。大太太帶著幾位子女，包括1918年冬曹氏父母從原籍上海亦遷來，均住趙家樓。
曹汝霖與陸宗輿、章宗祥都是浙江老鄉。曹汝霖是“二十一條”談判的參與者，被視為親日派，所以“五·四”運動中曹氏受打擊最沉重。學生激於義憤燒了曹宅，首先點火者即當年北京高等數學科四年級學生匡互生，後隨毛澤東在湖南從事驅張運動，1933年病逝。
火燒趙家樓時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是一個至今也未搞清楚的謎團。一般都認為曹恰巧不在，學生們則痛毆了章宗祥。實際上，據後來考證，曹汝霖早就聞聽“學生們要鬧事”，在家與章宗祥等人一起密商如何對付學生，學生們衝進來時，曹汝霖藏進兩間臥室夾層的箱子間。但據曹氏僕人目睹:曹聽到叫罵聲後，溜出小後門直奔廚房，換上廚役的衣帽，又出東小門逃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
五四運動後的曹汝霖
6月10日，徐世昌頒令罷免曹、陸、章三人職務，也否認學生燒燬曹宅，曹汝霖報紙後，大為生氣憤。經“五·四”風波，曹汝霖受刺激很深，如驚弓之鳥，藏到哪裡都覺得不安全，發誓不再過問政治，願做在野之民。
儘管他深居簡出，但人們並沒有忘記和原諒他。他的兒子在天津南開讀書，卻沒有一個同學肯與他同坐，這位曹公子只好隔坐獨桌。課間、放學，也沒有一個同學理睬他。這種情況，曹汝霖不會不知道，其內心痛苦之狀可想而知。
五四運動時，曹汝霖42歲。此後他沒再任過要職，似乎也沒有東山再起的企圖，而是熱衷於慈善活動。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車的車伕施捨100套棉衣。施捨的方式也比較特別，每次由家裡當差的抱著幾套棉衣出門，看見街上有衣不蔽體的車伕，便僱他的車，拉到僻靜的小衚衕，叫車停下來，施捨給車伕一套，然後再去物色下一個對象。據說這個辦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領。
上世紀20年代，由曹汝霖發起，共有20多人出資，在阜城門內白塔寺溝沿建了一所醫院，取名中央醫院。曹汝霖一直擔任中央醫院的院長、名譽院長等職，經費方面都由他籌措。曹汝霖主持中央醫院達十餘年，日軍侵佔華北後，曾想強佔這家醫院。曹去找日軍交涉說:“這家醫院原來是私人經營的，而且是慈善性質。”日軍方罷手。新中國成立後，中央醫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為人民醫院。
抗日戰爭時期，曹汝霖曾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不與日本人合作，拒絕擔任偽政府總理大臣一職，後被動掛上偽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華北政務委員會諮詢委員等虛銜，但並未給日本人出力，算是保持了晚節。
1949年曹汝霖去了臺灣，1950年赴日本，1957年遷居美國。1966年8月4日逝世於美國底特律，終年89歲。
曹汝霖晚年在憶及五四運動時說:“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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