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勝怠”一語出自《大戴禮記•武王踐阼》，所言為歷史上著名的“丹書受戒、戶牖置銘”的故事。彼時，周武王初踐大位，召集諸大臣，問簡約而又能傳之百世之道。諸臣不能答，唯師尚父（姜太公）答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也”……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兇。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師尚父轉述的是《丹書》之言：敬慎勝過惰怠就強盛，惰怠勝過敬慎就危亡；正義勝過貪慾就順吉，貪慾勝過正義就兇險。敬慎則享萬世。這就是簡約而能傳之百世之道。還說了“仁”的重要，如若不然，就會當世而亡。於是武王警懼起來，並在居住的周圍以及各種用器上面，刻以儆戒自律的箴言警句。
清乾隆 昌化雞血石蒼龍教子鈕寶璽
尺寸：11×6cm；高8.6cm 年代： 清乾隆
此方乾隆皇帝早期所刻的“敬勝怠”寶璽，為昌化雞血石質，印面呈橢圓形，長11釐米、寬6釐米、高8.6釐米。印面隨形雕雲龍紋，取蒼龍教子之寓。橢圓形璽面為陽文篆書，刻“敬勝怠”，左右兩旁飾以左右對稱的卷尾螭龍紋。觀其印文，這種具有漢印遺風的字、畫結合形式，使璽面富有動感。印面的雙龍捧三字篆書的佈局格式，與雍正帝所刻的“為君難”寶璽具有一脈相承之意。
此璽在現藏於北京故宮的《乾隆寶藪》中有明確著錄，經與實物比對，無論是體量，還是篆法佈局都與《寶藪》中的記載相合。據《乾隆寶藪》著錄，該璽與“惟精惟一”和“乾隆宸翰”兩方壓腳章組成三方一套的組璽，存於同一印匣中。標註的質地為“壽山石”，實物與著錄的質地存在差異，對此後面將予以分析
乾隆五年（1740年）時即有關於“敬勝怠”寶璽的使用記錄，故其刻制應在乾隆即位初期。乾隆帝所擁有的璽印數量多達1800多方，堪稱清代之首。根據《寶藪》的統計，其同樣一個璽文的印章會有幾十方，這是其他清代帝王幾乎不存在的情況，印文的重複性是乾隆寶璽的一大特點，如“自強不息”有45方、“八徵耄念”和“八徵耄念之寶”有63方，而此方“敬勝怠”則只有一方，獨一無二，至為珍罕。此寶璽所用的昌化雞血石，也屬乾隆璽印中少見的材質，在乾隆帝所擁有的1800多方印中，壽山石刻制的寶璽有609方、青田石190多方、昌化石則只有13方
牛克思制 昌化雞血石雕樓閣山子
一、乾隆皇帝“敬勝怠”璽印文之選取
乾隆皇帝寶璽的重要特點之一是擇取璽文的渠道多種多樣，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渠道是豐富的中國古代經史典籍。乾隆皇帝十分重視對漢文化的學習，自覺地利用儒家思想塑造自己，一生博覽群書，好學不倦，他深厚的漢文化修養在其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反映，在其寶璽中亦有充分的體現
牛克思 原名林漢立。1954年生，浙江青田縣人。出生於石雕世家，父親林挺椒為石雕名師，擅長人物圓雕。八歲隨父學藝，十七八歲時已小有名氣，擅長山水、動物雕刻。作品大氣灑脫，文化底蘊深厚，風格卓爾不群，堪稱一絕。曾以代表作《萬里山河》、《枯木逢春》、《江南黃芽菜》等稱譽中國石雕藝術界，並被印製為個性化郵票發行。2002年進中國美術學院高級研究班進修。現為中國玉石大師、中國工藝美術大師。
巴林雞血石血王擺件
二、關於“敬勝怠”璽的材質和印鈕雕刻
前面已經提到，此方“敬勝怠”璽在《乾隆寶藪》的著錄中是與“惟精惟一”和“乾隆宸翰”兩方壓腳章一起組成三方一套的組璽，存放於同一印匣中，並標註質地為“壽山石”。而此方“敬勝怠”璽實物的質地卻是昌化石，與著錄的材質存在明顯差異，這是考察此璽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按照乾隆寶璽製作通常的規律，像這種三方一套的組璽，在材質上基本都是相同的，最起碼也是相近的。只要我們找到在《乾隆寶藪》中著錄的與此“敬勝怠”璽同裝一匣的另外兩方“乾隆宸翰”和“惟精惟一”璽，根據該兩方璽的材質，就可以做出基本的判斷。非常幸運的是，另外這兩方寶璽現都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且都在《明清帝后寶璽》一書中發表過。
巴林雞血石地子澄澈明淨，瑩潤亮透，寶光四溢，極具貴氣。巴林石雖開採較晚，然一經發掘便受到印石愛好者熱烈追捧，與壽山、昌化、青田一併被列入“中國四大名石”，飽受讚譽。此擺件系出名門，乃巴林血王，血色鮮紅嬌豔，燦若琉璃，紋理排布自然流動，極具美感，如殘陽晚照，輝映一片天空，投射出無邊無垠的晚霞，如火如荼，熾熱而張揚。擺件中下部雕金龍盤繞，體態延曲，神情威嚴。平凡如我等眾生，雖未有緣得見此祥瑞，但卻可從此雕飾中管中窺豹，稍稍領略一番神韻了。面對如此擺件，雕匠們總是經不住費盡心思發揮聯想，渴望將美好的事物一一呈現，於是便有了如意、蝙蝠、銅錢等紋飾，意喻“福在眼前”。諸種紋案經作者巧心排鋪顯得尤為精緻，相得益彰，頗為美好。以此觀之，如此重器，如此美麗吉祥的巴林雞血石血王擺件，實在是可遇而不可求了。
昌化田黃雞血石擺件
三、關於“敬勝怠”璽的鈐用組合
此璽在具體使用時也有一些特殊之處。按照乾隆皇帝通常的御書璽印鈐用規律，成組的御用璽印在鈐印時基本上都是同匣中的各璽固定搭配鈐用，也就是說，此方“敬勝怠”璽應該和“乾隆宸翰”和“惟精惟一”配合使用。但在實際留存下來的此璽鈐印實例中，又基本上都沒有和原本一匣的“乾隆宸翰”和“惟精惟一”一起鈐用，而是和另外兩方“乾隆御筆”和“所寶惟賢”組合。比如在《石渠寶笈》續編中著錄的乾隆帝《御臨董其昌節書通書》軸、三編中著錄的《高宗純皇帝御臨董其昌書蘭亭》軸、《高宗純皇帝御筆仿黃庭堅書東坡墨戲賦》軸中，都註明本幅“鈐寶三：‘敬勝怠’、‘乾隆御筆’、‘所寶惟賢’。”檢閱《乾隆寶藪》，乾隆一生只刻制過這一方“敬勝怠”璽，因此這些乾隆御筆上所鈐的“敬勝怠”璽無疑就是現在我們見到的這方。那麼，與其相互配合使用的“乾隆御筆”和“所寶惟賢”又是怎樣的兩方璽呢？我們在頤和園寶雲閣前石牌坊上的乾隆御筆對聯中發現了同樣的鈐印組合，其中的引首章正是此方“敬勝怠”璽，這使我們得到了與其相配使用的“乾隆御筆”和“所寶惟賢”兩璽的具體信息。其中“乾隆御筆”印面8.4釐米見方，“所寶惟賢”印面8.5釐米見方，都比原匣中的壓腳章大。此方“敬勝怠”璽印面長11釐米，而與其同匣的“惟精惟一”璽印面卻只有6.9釐米見方，印面大小差別明顯，同幅鈐用就會顯得不太協調。所以改與印面8.5釐米見方的“乾隆御筆”和“所寶惟賢”組合鈐用，在尺度比例上顯然更為合適。這是目前比較合理的解釋。從中也可以看出乾隆時期御用璽印在鈐用時還是比較嚴謹和規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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