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休闲广场上的人群渐渐散去，如天外来音般的《绿柚子》随之清晰起来，舞起微凉的夜风，拂动我白色的长裙。这座广场已不再陌生于我们这对每天牵着手散步的老父老女和我失去光泽的眼睛，我们也很少能再感觉到路人异样的反应。父亲已年过半百，且我已而立，我能感到，自己的身影已不再如十六岁少女那般轻盈，父亲的脚步也一年比一年沉重，禁不住暗自感叹：岁月不行不进，路越走越远，灯火在多年以前早已阑珊。
十岁的那一年夏天，我的视力在一个月内迅速下降，以至于看不见黑板上的粉笔字。焦虑的父亲拉起我就走，四处求医。我对那些为我看病的医生是十分蔑视的，起码在当时是这样。他们都只会拿着一只带小灯的镜子在我眼前长时间的照来照去，却没人能给出确切的结论，每次都让我们去更远的地方追寻迷底。当我们到了北京，我遇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医生，她的嘴角总是微微的笑着，把一只温热白净的手搭在我的肩头，带我去体验那么多我从未见过的仪器。一个十岁的县城里的孩子，来到了首都北京，进入了最大的医院，看到了最漂亮的医生和最神秘的医疗器械，那是怎样的兴奋与好奇，以至于使我竟然没有觉察到父亲那愈来愈沉重的表情。直到现在我仍认为那女医生说话的声音很美，就像她的模样，尽管她说出的是：在不久的将来我的世界将失去光明。那时，我满心疑惑地盯着那漂亮的女医生的脸，期待着她终于忍不住笑出来，告诉我这是个玩笑，而她没有笑，更没对她的话做任何解释。于是我久久地惊呆在那里。恍惚中，我看到瘫坐在长椅上的父亲一把拉住那女医生的衣袖，沙哑着声音说：“移植行吗？”她默默无语，父亲几乎用出全身力气，一字一顿地说：“把我的眼睛移植给她，行吗？”女医生依然没有说话，咬着嘴唇轻轻地摇了摇头。
从不曾历经风雨的孩子的心无法读懂不幸，回家时的一路风景已让我想不起那女医生的话，到家后我便戴着一副小眼镜去上学了。而父亲却有好长时间没有去上班，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一句话都不说，开始没日没夜的修理他的电唱机。修好了又拆开，拆开了又修好，拆啊，修啊，胡子长了，脸也黄了，人也瘦了。一个父亲，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孩子被病魔一步一步的逼近，却无能为力，我相信，他那时的心情只有在爱与恨之间徘徊过，取与舍之间抉择过，生与死之间挣扎过的今天的我能懂。直到有一天清晨他把螺丝刀往写字台上重重地一放，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好了！”便大步走了出去。晚上他从外面回来时，带回了一架钢琴和一把小提琴，后来又陆续添了二胡和吉他，直到今天摆满了我整个房间的乐器。看着我不解的样子，父亲把我拉进怀里轻声说：“孩子，人的一生要经历的事会有很多，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都要坚强、勇敢的去面对，都要好好的活着，而且要活得有价值，活得有尊严”。之后他要我利用课余时间把自己平时最感兴趣的音乐和写作认真学好、学精。我不能完全理解他的用意，但是还是按着他说的去做了。
从那以后，我按照父亲为我制定的计划，坚持每天早晨天亮起床练声，晚上十点之前练琴，每周完成七篇小作文、三篇大作文和七万字的阅读任务。父亲则每天忙着为我批改作文，然后把它们四处投递；不远长途跋涉，带我拜师学艺；跑遍大大小小的文艺组织，为我联系参加各种演出和比赛。超负荷忙碌的生活让我没有闲暇去想象自己异样的将来和未知的前程，而那女医生的话却象一颗长在心头的毒瘤，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视力的逐渐下降慢慢的膨胀开来，显示出它慑人的威力。
那是一个暴风雨的深夜，我象往常一样一个人坐在卧室里读书，突出间眼前一片漆黑，我永远都清晰的记得，当时我的心就象一只掉在地上的花瓶，“哗啦”一声碎成了片片，“难道说这一天来得这样早吗？”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那时，我没有动，一动也没有动，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用力瞪大了眼睛试图找回书上的文字，找到一息尚存的希望。可是，我看不见字，看不见书，看不见自己的手掌，刹那间这个世界已弃我而去，只剩下窗外的风声、雨声。那时，无法言表的委屈、恐惧与不平和着绝堤的泪水滚烫着肆意流淌，没有选择，没有方向。透过泪眼朦胧，我看到了一缕烛火，还有父亲焦虑的眼神。是真是幻？我紧闭起眼睛，不敢去分辨。有人说父母与儿女的心是相通的，我信，因为父亲总是能很容易的触摸到我情感的脉膊。他没有追问，没有安慰，只是一把把我搂进怀里，大滴大滴的眼泪砸在我的肩头，哽咽着说：“乖女儿，是停电了，爸爸来了，你别怕，爸爸陪着你呢，一直都陪着你。”
苍天可以证明，在我的不幸的一生中，如果不是父亲那恩深似海的爱支撑着我，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我，早已在生于死之间轮回了千百次。
高一那年，唱、奏、讲各种比赛的奖杯、证书已摆满了我的钢琴、书橱和写字桌，父亲又把我送进了最庄严的竞技场——高考考场。父亲执意要家在北方的我报考厦门大学，从中国的最北端到最南边，费用、时间和路程对于视线已模糊的我和我的家庭的经济状况来说都过于奢侈。然而我理解父亲不便说明的用意，他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让我尽可能多的看一看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当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如约而来，父亲也为自己打起了背包跟我到了厦门，在那里陪我读完四年大学。那四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在那里有足够的空间使每个人的个性得以舒展，多年来练就的本领派上了用场。尽管我的脸上架着一副（有时两副）厚厚的眼镜，还是有那么多同学和老师喜欢看我主持节目，听我唱歌，读我写的小说。同时我还赢得了校方的大力支持，与几个志同道和的同学组建了一个话剧社。我们根据我写的小说改编了一部话剧，由我们自己表演。被邀请到各大高校去巡演中，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欢迎。为此，学校专门奖励给我3000元现金，我把这钱又捐给了学校，用于改善话剧社的舞台灯光。
大四那年夏天，我代表学校参加了全省高校学生歌手大赛。我以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断翅》，顺利取得初赛的第一名。而决赛却异常的激烈，我仅以0.2分之差险胜。当我把奖杯高高举起，当四周掌声潮般响起，评委们的脸在我的眼前渐渐模糊，渐渐模糊，直至消失，舞台上白炽一般的灯光渐渐的灰暗，变成一个个让人不可琢磨的针眼。我清楚，这次不再是停电了，五彩斑斓的世界终于在20岁时隆重谢幕了。我不动声色地向台下的观众深深地鞠了躬，慢慢地沿着原路走下舞台，走向陌生的未来。
当我真正成为一个纯粹的盲人，一个身体上有着永不治愈的残疾的人，一个个人生活都无法完全自理的人，我彻底明白了10年中父亲的良苦用心。我感激父亲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把我将来将失去光明的事实完完全全的呈现在我的面前，没有隐瞒和敷衍，并且给了我一颗坚强的心，让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点一滴的去适应它，融化它。我感激父亲让我学会那么多东西，让我在失去光明后，仍然可以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以保证自己独立的生活，并且用自己创作的艺术作品证实自己生命的存在与延续，用自己不懈的努力取得的成绩来证明自己活着的价值。我感激父亲为我报考了厦门大学，让我在失去光明之前看到了大多数人一辈子都看不完的人和风景，若是那时错过了，也就错过了一生。我更感激如今的父亲顶着白发苍苍，年复一年地陪着我参加各种演出，整理我口述的文稿，寸步不离地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有一次我读到《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佛陀这样说：“假使有人，为于爹娘，手持利刃，割其眼睛，献于如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假使有人，为于爹娘，百千刀战，一时刺身，于自身中，左右出入，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读到这里不禁心如刀割，涕泪如雨。父亲为了支撑起我的生命，付出了太多太多，而作为一个女儿，我能为他做些什么呢？哪怕是一丁点事情也好啊。
一缕凉风吹过，禁不住一阵寒战，父亲温热的手指轻轻滑过我的脸颊，为我拢起被风吹乱的一缕长发，告诉我夜深了，该回去了。当默默地走了很久我说：“爸爸，让我为你做点事吧。”父亲沉默了一会，缓缓地说：“爸爸只有一个心愿，想亲眼看着你嫁人。”看到我愣愣的，他接着说：“爸爸已经老了，让我放心你的将来。”“爸爸。”我哽咽难言，只有强抑着泪水轻说：“爸爸，我答应，我答应。”
几天前，一位曾多次采访过我的记者问我：“父亲为你做了一个父亲所能做的一切，你最想对父亲说什么？”说什么呢？在父亲面前，有什么样的话能表达我的心情？又有什么样的话不会显得苍白无力？我只有双手合十，含泪祈祷，为含辛茹苦的老父亲唱一首无字的赞歌，若有来世，让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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