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指出，財政金融政策要協同發力，更有效服務實體經濟，更有力服務宏觀大局。
其中最令市場關注的，是政府提出“積極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聚焦減稅降費，在確保全年減輕市場主體稅費負擔1.1萬億元以上的基礎上，將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業擴大至所有企業，初步測算全年可減稅650億元。對已確定的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等增值稅留抵退稅返還的1130億元在9月底前要基本完成。加強相關方面銜接，加快今年1.35萬億元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和使用進度，在推動在建基礎設施項目上早見成效。
此外，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保持適度的社會融資規模和流動性合理充裕，疏通貨幣信貸政策傳導機制，落實好已出臺的各項措施。通過實施臺賬管理等，建立責任制，把支小再貸款、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貸款利息免徵增值稅等政策抓緊落實到位。引導金融機構將降準資金用於支持小微企業、市場化債轉股等。鼓勵商業銀行發行小微企業金融債券，豁免發行人連續盈利要求。
在資本市場看來，這意味著未來中國貨幣財政政策將出現明顯轉向——貨幣政策由穩健中性轉向結構性寬鬆，財政政策由穩健轉向積極。
只是，在中美貿易戰、去槓桿、財政整頓、房地產調控、棚改貨幣化比例降低等多種因素觸發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加的情況下，財政與金融貨幣政策該如何發揮協同效應引導中國經濟重新回到平穩增長軌跡，業界依然眾說紛紜。
本期海銀視角採訪多位資深經濟學家，解答積極財政與寬鬆貨幣的協同效應。
積極財政政策需“對症下藥”
坦白說，通過此前定向降準與央行窗口指導，貨幣政策已經出現結構性寬鬆，但目前很多企業還是感覺到融不到錢，融資成本高。
這背後，既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的原因，也有積極財政政策缺位的因素，這也是當前資本市場為何對積極財政政策落實的聚焦度，要遠遠高出貨幣政策結構性寬鬆。
那麼當央行已經開始“放水”增加資本市場流動性，如何通過積極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打通，讓更多資金流向實體經濟助力中國經濟平穩增長？首先，我們需搞明白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各自作用。
應該說，財政政策更多是結構性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推動結構調整和調節收入分配上起著重要作用——比如通過財政支出、收入（稅收）和國債等工具實施宏觀調控，可按照政策意圖在不同地區、部門、產業和居民間實現結構性調整，影響範圍不限於經濟領域，在社會、生態等領域亦發揮作用。
貨幣政策則帶有總量調節特徵，在總量平衡和物價穩定方面作用顯著，最終實現穩定物價、充分就業、促進經濟增長、平衡國際收支等職能。主要通過利率、匯率、中央銀行貸款、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等工具調節。根據鬆緊程度，形成不同的政策搭配。
長期以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被認為可以實施逆週期調節，但效果不一。比如財政政策可能產生擠出效應，即政府支出過多可能導致市場化效率下降，而貨幣政策是總量政策，難以解決結構性問題，應綜合考慮經濟形勢的特點及主要矛盾，據此使用財政還是貨幣政策，以及採用怎樣的工具實施。
那麼，當前財政政策在推動中國經濟平穩增長方面，到底存在哪些問題？
多位宏觀經濟學家表示，其主要問題集中在四個方面，這也令很多企業感到貨幣政策寬鬆了，自己還是難以拿到信貸資金髮展業務。
01
財稅改革滯後
雖然財稅改革取得成績：新預算法實施並多次整治違法違規舉債，稅收立法加快推進、營改增、水資源稅試點擴大、環保稅實施，國地稅徵管體制完善，中央與地方事權與支出責任方面發佈了指導意見並在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有所推進，但仍顯滯後與不足。主要體現在：
1）預算仍在強調平衡狀態和赤字規模，支出預算和功能預算尚顯不足。預算的透明度、公開性不夠，難以發揮監督作用。政府綜合財務報告仍未建立。中期財政規劃與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的銜接度不夠。
2）稅制結構仍以間接稅為主，地方稅體系有待完善，消費稅改革進展不大，房地產稅仍處立法準備階段，減稅降費更多體現為零碎的政策性調整而非整體推進且力度有限。
3）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劃分任重道遠，除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外的其他領域仍未推進，相關領域本身的改革進入深水區。
02
宏觀調控逆週期效應未充分發揮
一組數據能很明顯地說明這個問題。中國稅收收入/GDP比重從2013年的18.6%下降至2017年的17.5%，財政收入/GDP比重從2015年22.1%下降到2017年的20.9%，體現減稅降費成果。但整個2018年上半年，上述指標分別上升4.4和4個百分點至21.9%和24.9%，表明財政收入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期間反而有所增加，給經濟增長帶來了資金擠出壓力。
具體經濟指標分析，上半年名義GDP增速10%，財政收入增速10.6%、稅收收入增速14.4%，其中個人所得稅增速20.3%、增值稅增速16.6%、消費稅增速17.4%、企業所得稅增速12.8%、車輛購置稅增速16.4%。
因此可以看出，在GDP增速下行的環境下，財政未能發揮逆週期調節作用，個人所得稅增速大幅高於居民收入增速，抑制消費水平的提高，企業承擔的稅收、非稅及社保等負擔依然較重，實體經濟的投資收益率偏低，不利於企業增加投資。
04
地方政府和國企預算軟約束令債務從顯性轉向隱性
隨著政府整頓PPP、政府購買服務、政府引導基金等違法違規舉債行為，我們看到地方負債槓桿率債有所下降，但這背後，是很多地方債務從顯性轉向隱性，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其背後的激勵機制未得到根本性調整——即地方政府和國企有激勵無約束，問責機制不足，導致預算軟約束，落後產能和無效投資遲遲難以出清，殭屍企業尾大不掉。無效投資難以形成現金流，導致不良債權，金融風險凸顯。
04
地方政府隱性擔保令剛兌難以打破
在當前去槓桿環境下，資金仍流向地方政府和國企部門，民企融資貴、融資難的問題突出，不利於提高效率。這種情況源於金融機構對地方政府隱性擔保背書的預期，剛兌難以打破，加重財政兜底負擔。
為此，多位宏觀經濟學家認為，在落實積極財政政策同時，加快推進財稅改革刻不容緩。
一是推進地方政府預算公開、透明，更加註重支出預算和政策的貫徹落實，地方債務尤其是隱性債務要摸清底數並堅決不兜底，打破剛兌預期。
二是改革政績考核體系，採用更合理的指標（綠色GDP、居民幸福感指數等），建立離任審計制度和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嚴格問責地方政府和行政長官，落實舉債終身負責，打破預算軟約束。
三是加快劃分中央與地方事權與支出責任，改革食品藥品監管、教育、養老等體制機制。
四是以稅制改革促進減稅降費，總量減稅但高汙染高耗能要結構性加稅，從間接稅向直接稅體系轉變。比如落實增值稅稅率下調、企業所得稅加計扣除、關稅稅率下調、個稅提高起徵點的減稅效應。
此外，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增加有效投資和優質公共服務供給也是提高積極財政政策拉動經濟增長作用的重要抓手。
比如盤活地方政府財政資金，加快專項債發債進度以更加積極地推進財政政策。擴大內需不再是傳統的過剩產能和無效投資，而是分區域、分類別投資以及民生改善。
無可否認，這些年中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結構正在不斷優化，其中用於社保就業和醫療的佔比從2013年的10.3%和5.9%分別提高至2018年上半年的14.8%和8.5%，用於農林水、交運等基建類項目的佔比從2013年的9.5%和6.7%下降到2018年上半年的7.5%和5%。
下一階段，積極財政政策還需要從支出端體現效率，表現在：有產業與人口導入的地區要提高增加投資，對人口與產業淨流出的地區如東北要減少投資；增加正外部性較強的道路、橋樑、地下管廊、數字城市等設施的建設，建設智慧和海綿城市，減少甚至取消樓堂館所等不產生效益的投資，提高公共服務供給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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