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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名公寓建設作為東莞城市建設新模式，除了要解決土地產權與土地收益分配問題 ，也要重新定位集體經濟組織的角色。
《東莞經濟》：針對以上種種問題，東莞如何立足本地實際，借鑑市場化的經驗，協調土地權益方、開發商、政府、村（社區）之前的利益，提升不同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如何引入金融機構及專業開發、運營、管理和服務團隊，建立長效的城市更新和產業升級機制？
朱一中教授個人認為，要重新定位集體經濟組織的角色。首先，必須認識到面臨不確定的未來，任何個人都難以保證其財產能夠為其後代永續保存，產權交易必然會使得財產發展轉移；推而廣之，要求集體為其繼承者提供永久的確切的土地財產保障也是荒謬的，況且，隨著時代發展變化，集體成員的構成不可避免發展變化，由集體對產權進行持續的回收與分割不僅存在不公（外嫁女等問題就是典型的證明），也會導致交易成本的急劇提升。
因此，保護農民土地產權是合理的，但是以保護農民財產收益為名限制農民土地產權的完整性及其流轉則是不合理的，要避免在城市化進程中使集體利益成為一種把持從而阻礙土地的流轉與高效利用。此外，關於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地位不明確、公有產權產生的搭便車問題也有眾多研究討論。集體所有權的內涵與權能需要順應時代發展而發展，進一步明細農民的個體產權是時代發展的趨勢，這是協調不同利益主體利益的基礎前提。也要認識到食租經濟的不合理性，通過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教育培訓、土地和房屋補償等綜合性的途徑，幫助農民實現從傳統農業從業者、食租者到現代城市公民的轉型。
要加強政府的土地規劃管控與引導作用，從制度建設上消弭市場主體過度追求土地開發暴利的空間，政府自身也要拜託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這可能是一個痛苦的轉型過程，但非如此不能構建長效的城市更新和產業升級機制。存量時代是結構調整的時代，不需要再進行大躍進式的城市開發建設，要轉變建設用地再開發的管理模式，避免急躁推進的開發建設，將重點轉移到制度建設與完善上面來。要運用治理理念，通過多方協商機制達到各利益主體間的利益協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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