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是近来北京比较舒服的一天，一早爬起来就奔了国博，可是一出地铁口看见排队的人，着实差点把我给吓跑了。虽然不用像以前一样，和去广场的人掺合在一起安检，但是这七拐八拐的队伍也够慎得慌的。好在前进的速度很快，差不多20分钟的样子就进去了。此行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看张献忠江口沉银。这个展览收费，30一人，因此人也少。
张献忠（1606年9月18日－1647年1月2日），陕西定边县人，明末农民军领袖，与李自成齐名。
出身贫苦家庭，卖过红枣，当过捕快，后又来到延绥镇当一名边兵。崇祯年间，组织农民军起义，1640年率部进兵四川。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1647年，张献忠战败，这些装满金银珠宝的船大都被烧毁或者沉入江中。
一首民谣引出了一座天大宝藏
关于张献忠沉银的传说，在四川不同地区流传着不同版本。彭山江口当地流行的版本是“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
2005年，江口镇双江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在家门口的岷江河道岸边捡到了银锭，从此村里流传已久的那个三百年前的传说逐渐露出真相。这个普通的村子就陆续来了许多热切的寻宝者。人们在岸边的采沙场里扒拉着成堆的砂石，希望能撞上大运。更有甚者，花钱弄来专业的潜水设备，潜入江底进行打捞。这群人中彭山区的宋某比较走运，他和同伙2013年在这挖到了一个金老虎，没几天在同一处又挖到了一枚金印。
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
“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铸造于1643年农历十一月，国家一级文物，“张献忠沉银”被盗挖倒卖案中追回，是张献忠沉船文物中的核心文物，对考证沉船文物性质极为关键。这枚“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和金册、银锭等珍贵文物一起打包，以1360万元的天价，卖给了西北某省商人范某。
这枚“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打捞的时候是分批出水的，先出来的是金老虎，后出来的印章，起初金老虎买家出家80万，第二天印章出水后发现是枚金印，立刻升值10倍，买家出到800万。
长沙府天启元年伍拾两金锭
“长沙府天启元年伍拾两金锭”是1621年长沙府上供藩王王府的岁供黄金，国家一级文物，是已知的明代金锭中的最大锭形，存世稀少，价值极高。张献忠所在的年代，一两银子足够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月的开销，这个金锭足够一个普通家庭生活开支40多年！
大顺金封册
国家一级文物。金封册长12厘米、宽10厘米、重730克，上刻有30个字，“维大西大顺二年岁在乙酉五月朔日壬午，皇帝制曰朕监于成典中官九御”。
西王赏功金、银币
“西王赏功”是张献忠用来奖励有功将士的钱币，非流通货币，相传有金，银，铜三品，是中国古钱“五十名珍”之一。
西王赏功存世罕见，早年所知金、银皆为孤品，后在彭山区有新的发现。2011年嘉德春拍出品金质、银质西王赏功各一，金质成交价格230万元，银质以55.2万元成交。目前金银铜三品仍然为珍品，根据出水情况，银质稍多，金和铜均罕。根据品相成交价维持在数十万元不等。
大顺元年崇州五十两银锭
人家不是华夫饼，是银饼。付钱的时候掰着用。哈哈
“大顺元年崇州五十两银锭”是张献忠在四川铸造的银锭，过去钱币界曾经普遍认为张献忠使用的银锭都是掳掠所得的，该锭是张献忠自铸银锭的例证。“大顺元年眉州大粮银五十两银锭”是张献忠大西政权的自铸银锭，该枚银锭政权名称、年号、地点、税种、重量、银匠等信息俱全。
首尊木鞘印证沉银史料记载
对于张献忠是如何运送沉银的，在《蜀难纪实》里有这样的描述：“张献忠部队从水路出川时，由于银两太多，木船载不下，于是张献忠命令工匠做了许多木头的夹槽，把银锭放在里面，让其漂流而下，打断在江流狭窄的地段再打捞上来。”
此次发掘的文物中，还有不少金银首饰，包括了戒指、耳环、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这些金银饰品非常精美，如一个金纽扣一边被设计成正在跳舞的侍女，手镯上还刻了字。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发掘是中国考古界首次在内水区域进行围堰考古，也就是先在河道围堰将区域里的河水抽走再进行考古发掘，这种方式在全国都属罕见。由于河水被不断抽干，露出了长达数百米的坚硬河床，江底的鹅卵石清晰可见，文物就散布在凹凸起伏的鹅卵石和河沙之间。
到底有多少张献忠的沉银？
史料记载：张献忠攻下武昌后，“尽取王宫金银上百万，载车数百辆”；在四川掠取各州郡的富商大贾，少则数千两黄金，多则上万两黄金。他对抢掠所得财产进行严格控制，立下规矩：部下若私藏金银一两，斩全家；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如此一来，整个四川之财尽归张献忠一人。有历史学家粗略估算，张献忠至少拥有白银数千万两。按明末一两白银折合现在的购买力600元人民币计算，他在当时拥有相当于现代数百亿人民币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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