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
長期以來，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古代中國如此與眾不同？政治早熟、宗教失位、大一統、宗法制等，這些都難以在世界其他文明中發現。
最初的解釋是“單一民族論”，即其民族血統過分單一，根據現代基因研究，中國人的父系血統有六成以上是黃種人O3內陸支（O1為沿海支、O2為中游支）。其邏輯是由於民族血統單一，而使得集體主義文化根深蒂固，如祖先崇拜和家族祭祀，而使得血緣組織（氏族、宗族或家族）難以完全解體，個體也就不無法完全獨立，生產力和民主化也就難以展開。同時大一統的局面和大規模的人口需要中央集權，社會長期停滯於古代社會。
但問題是，中國O3佔六成並不算太高，與之類似的，居然還不少，如英格蘭、波蘭、吉爾吉斯等的單一人種（按最近基因突變算，如O3）佔比都是六成左右，他們的歷史都沒有中國的特色，甚至向來沒有太濃厚的集體主義文化。民族血統的純淨性只是一個內因，但社會發展是一個內外因結合、互動影響的過程，而且越早期，越被動受制於外因的環境，越晚期，越有能力由內因來改造自然。
那專制的環境根源是什麼呢？外部戰爭！外部戰爭是專制的自然動力，主要表現為民族戰爭，如匈奴之於西漢、日耳曼之於羅馬。為了集中資源進行民族間你死我活的戰爭，專制或者說集權是必須的，這個關鍵時刻，個體必須放棄自由、獻身民族、眾志成城才能獲得民族及個體的生存。
可惜，專制這種戰時機制，讓少數人獲得特權的機制，卻在和平時期繼續實行，以構成了等級社會的基礎（與建立在民族征服基礎上的等級社會不同）。如果和平足夠長久，一切專制都會湮沒在經濟繁榮之中，因為暴力基礎之上的專制就是需要戰爭才能維持，和平時代是沒有軍人的地位。
比如西歐基督教文明，為什麼率先近代化呢？就在於其至從732年圖爾戰役後，享有近千年的外部和平。入侵的日耳曼人轉為定居，東歐阻擋了阿拉伯人、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的襲擾，終於給了西歐發展商品經濟（尤其是地理大發現後的海外貿易），壯大城市中產階級，以此進行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歷史性機會。
而古代中國就實在是太慘，北臨著世界最強的遊牧民族策源地——蒙古高原，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一批又一批遊牧民族週期性的南下，運氣差，被趕回來，運氣一般，劫掠一番，滿載而歸，運氣好，趁著內亂滅其國。更糟的是，由於地理因素遠離各大宗教中心，未能像中亞和南歐的遊牧民族那樣，被宗教虔誠壓制軍事激情。
所以古代中國的歷朝歷代，都沉重的邊防壓力，但遊牧民族不是越來越弱，而是越發強大，因為他們不斷學習中原文明，而中原文明卻因專制而在原地踏步。以致漢唐壓制變成宋明孱弱，甚至元清滅國，中原文明正是在此過程中，不進反退，甚至大踏步的倒退。
魏晉玄學是古代中國少有的文化自由時期，也恰是北匈奴滅亡，草原勢力大重組的時期，外部壓力的減少終於促進了專制的減緩和道家的復興，這在儒家專制的兩漢是不可想象的。同理燦爛的大唐文化當然也是源自突厥的敗亡。而宋明理教卻是專制的結果，尤其明之理教，廢仁政，儒教徹底變成專制工具。
而專制的源頭無疑是安史之亂（安史之亂實質是胡族作亂，也是遊牧民族勢力的體現），其後，東亞遊牧勢力逐步歷史性的超越中原農耕勢力。在此刺激下，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奪了軍權，明太祖朱元璋廢相，奪了相權，終於形成了真正的君主專制，而之前的君主制只能算是溫和君主制，宰相分割了行政權，太尉掌握了軍權，只有朱元璋之後，皇帝終於掌握了全部權力。
可悲的是，唐末以後，中原已經逐步向近代化過渡，科舉制向全民參政邁出重大一步，兩稅制實現了更徹底的土地私有制，宋明理學雖是專制工具卻也孕育了“道統高於皇統”、“格物致知”等新思想，唯一缺的就是持續的和平來保證商品經濟的繁榮，來推動社會各方面的變革。
可惜滿蒙的破壞拖累了中國近代化的速度，尤其是每每在關鍵時刻的拖累，南宋的海外貿易其實相當繁榮、明初的鄭和下西洋實質就是如西歐的地理大發現、明末的東亞貿易超乎想象（大海盜鄭芝龍的年收入居然超過明政府），但北部遊牧民族的威脅始終壓制著發展經濟的訴求。宋無法抵禦金蒙，明卻要天子守邊，社會無法從軍事中抽身轉型。
總之，在社會早期或者現代化之前，人類歷史是充斥偶然性，而受制於環境，古代中國的兩千年專制，主要是為了應付越發強大而難以解決的遊牧民族的持續侵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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