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軸心人物和旗幟，早年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是白話文最早的倡導者與實踐者，也因提倡文學革命而聲譽鵲起。
文言文晦澀難懂，不利於文化的推廣，胡適於1917年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主張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掀起了中國語言文字學的滔天巨浪。
任何一種變革都是充滿爭論的，當時很多學者文人和學生都參與其中，有的人贊成，有的人反對，有的人將信將疑，在這場充滿智慧而又硝煙瀰漫的爭論中，精彩紛呈，妙趣橫生。
大學者黃侃恃才傲物，當時也任教於北京大學，屬於舊派人物，語言尖刻犀利不讓魯迅，也是反對白話文最激烈者，而胡適對於白話文的推廣不遺餘力，且身體力行，自然是黃侃攻擊的重點，一有機會便對胡適冷嘲熱諷。有一次，黃侃對胡適說：“你提倡白話文，不是真心實意！”胡適問其故。黃侃正色答道：“你要是真心實意提倡白話文，就不應該名叫‘胡適’，而應該名叫‘到哪裡去’。”
又一次，黃侃在講課中讚美文言文的高明，刻薄地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雲：‘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11字，而用文言則僅需‘妻喪速歸’4字，電報費可省多半。”同學們轟然大笑。
而胡適天性和善，很少反擊，但有時候因勢利導，現身說法，時機巧妙，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寓莊於諧。
後來胡適在課堂上講白話文之好處時，有學生便提出疑問，並以黃侃先生所舉之例反駁，胡適目光頓時變亮了，說：不一定吧，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發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書，我不願從政，便發電報拒絕了，大家可代我用文言文擬一則電文，看看是白話文省錢，還是文言文省錢。學生們紛紛擬稿，最後胡適發現用字最少的電報稿是“才學疏淺，恐難勝任，恕不從命。”胡適念畢說，這份電稿確實簡練，但用白話文只須５個字：“幹不了，謝謝”。隨後他解釋說，“幹不了”，已含有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之意，而“謝謝”表示感謝並有婉拒之意，通俗易懂。
胡適還寫過一首關於文字方面的白話打油詩：“文字沒有雅俗，卻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來同一字，聲音少許變了。並無雅俗可言，何必紛紛胡鬧？至於古人叫字，今人叫號；古人懸樑，今人上吊；古名雖未必佳，今名又何嘗少妙？至於古人乘輿，今人坐金轎；古人加冠束幘，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轎作輿，豈非張冠李戴，認虎作豹？”這樣深入淺出、詼諧幽默地介紹古今文字知識，將文言文與白話文對照，確實妙趣橫生。
胡適還以創作白話詩歌實踐著自己的文學主張。1916 年胡適寫了首詩，據說是我國第一首白話詩，詩題改為《蝴蝶》：“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這首詩，行文自由，意象清新，詩意淺露，格調不算高雅，但在當時封建禁錮幾千年餘威未盡的情況下，的確是難能可貴。
胡適還寫過政治白話詩。1937年全國各界名流學者廬山會議時，胡適慷慨激昂發表抗日救國演講，在座一位學者即席賦詩一首，暗含戲謔：“溽暑匡廬盛會開，八方名士溯江來。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陳辭又一回！” 胡適隨手寫了一首白話打油詩回贈：“哪有貓兒不叫春？哪有蟬兒不鳴夏？哪有蛤蟆不夜鳴？哪有先生不說話？”四句反問，信手拈來，類比生動，饒有風趣。據說後來《中央日報》登出這首詩，蔣介石看了，也忍俊不禁。
胡適和章士釗早年原有文字緣。章以古文詞雄於世，常貶胡提倡的白話文為淺薄，而彼此有點失和。有次，他們在北京偶同筵席，因晤談頗洽，乃合攝一影，各題詩詞。章士釗為白話，胡適則為文言，成為文壇異軍中的合奏，既饒風趣，且具歷史價值。
包括現在，對於文言文和白話文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就語言的簡練，並不在於用白話文，還是用文言文，只要用字恰當。語言優雅多姿，文言文有優勢；而通俗易懂則自然白話文更勝一籌。無論孰優孰劣，胡適先生對中國語言文字上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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