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GO337
在今人看来，陶渊明好像生前便是大腕，实则不然。在苏东坡之前，陶渊明有些名声，但显然算不上名家大腕。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苏东坡的大力颂扬，就没有陶渊明今日的文化史地位。田晓菲等人就曾梳理了陶渊明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大诗人”，确立其经典地位的，其中，苏轼的颂扬与追和陶诗，是极其重要的原因。
那么，问题来了，苏东坡为何那么喜欢陶渊明？答曰：陶渊明的生活方式，是苏东坡总是渴望，却始终无法实现的一种理想。陶渊明是苏东坡的一个永远不会褪色的梦！
【田晓菲名作《尘几录》，该书研究了陶渊明作品的传播和接受问题。她对陶渊明经典化有着详细的考察，苏东坡是陶渊明的封神之路上的最重要的“贵人”。】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既然喜欢陶渊明的生活方式，官场那么险恶，仕途那么坎坷，苏轼为何不干脆退隐呢？
首先，因为苏东坡渴望建功立业，为国家做贡献，为人们谋福利，借此名垂不朽。
苏东坡之所以为苏东坡，那般可爱可亲，那般魅力十足，历千年而不衰，是因为他是一个丰富多样，具有多重面目的可爱善良人物。
苏轼个性中具有多重矛盾，他厌恶官场的迎往送来，讨厌过多的聚会，把频繁无益的宴饮视作“酒食地狱”。苏轼又好热闹，喜欢交际，爱与文人才士交往，切磋琢磨。
【图：海南的东坡纪念雕像。这般打扮，比较符合苏轼隐逸田园的人生理想了。只是在海南的几年，生存条件极其恶劣，苏轼衰老了许多。遇赦北归途中，见到他的人，都忍不住感慨东坡老矣。】
他自幼向往隐逸生活，但最终还是回归尘世。老家眉山道教氛围浓郁，他要做道士，曾“亡逃山林”。然而，却被爹妈劝了回来，读书成家。
读书之后，被志士仁人感召，感佩舍身取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精英人物。当他意识到做范滂可能无法尽孝，甚至殃及家人时。母亲程氏反问他：“如果你能成为范滂，难道我就做不了范母吗？”
蜀地偏居一隅，而苏轼从小便关注时政，以当时君子贤臣韩琦、范仲淹、富弼和欧阳修等人为偶像，希望成为经世治国的栋梁之才。父亲苏洵等人，看好他教导他。当世名士贤达如张方平、欧阳修、梅尧臣和韩琦等，亦以国士相期。
仁宗皇帝也看好苏轼兄弟，认为他们都是宰相之才。这都让苏轼感奋不已，激发他的报国热情。因此，虽然仕途淹蹇，他从来未放弃“有补当世”的人生理想。
其次，苏轼生性乐观，苦难挫折，风吹雨打，固然带来困苦，却从未使他绝望，放弃人生追求。
正如林语堂《苏东坡传》所言，苏轼是天生的乐天派，一切困苦艰难，都会被他化解掉，成为他成长进步的养分，感悟人生的原料。他人通常以抗拒逃避的消极心态，看待人生的失意，而苏轼却以拥抱的心理，体验人生的积极心态，并借助庄子的“齐物”思想，认为不应该看低排斥苦难，忽视它们的价值，而应想追求欢乐和安宁一样，接受和品味它们。
佛教的空宗思想，同样帮助苏轼走出生命的磨难。因为一切的一切，终将归于虚空。我们所执着的此刻和此生，本来不存在，将来也必将消失，过分在意，执着于得失，皆是愚昧。因此，不如随缘自适，借助生命的这些际遇，破除俗谛，体悟印证佛家的真谛，祛除无名的遮蔽，促进自身的觉悟。
第三，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乐观豁达的天性，反而使他愈挫愈勇，苏轼不能预知命运，无法避免人生的挫折，他的一生恰处在酷烈的党争时期，因此仕途多磨难，人生多坎坷了。
只有经过了一生，才能说苏轼一生多磨难，仕途多坎坷。j过完一生的苏轼，可能发现自己仕途坎坷，有点不划算，可他无法让时光倒流，也无法发明时光机器，穿越到从前，重新选择，另铸今生。因此，苏轼生前，题主所说的问题和纠结，在苏轼内心，并不强烈。
换言之，题主之问存在巨大缺陷，苏轼不可能预见磨难的出现，他的一再复出和重起，固然因为他渴望继续参与权力的游戏，还在于老天为他提供东山再起的机会 。看好苏轼，或者希望借重苏轼才华和名望的人，一再希望苏轼再起，这都是促成他继续从政的重要原因。
【图：河南平顶山郏县的三苏园】
第四，苏轼一生仕途确实坎坷，然而，相对绝大多数一流的文人才子，他在政治上已经比较成功了，只是相对其才华抱负，苏轼显得政治上比较失败了。
一流的文人，能够做到部长级，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苏轼官至礼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文化部）部长。苏轼为官的政绩，也非常突出，只是政绩不似文章，受其恩惠的百姓过世后，这些政绩便逐渐被人遗忘了。而苏轼的文章又那么精彩出众，以致人们以为苏轼政绩平平了。
凭个人能力，官位比苏轼高的大作家，只有做过副宰相（相当于副总理）的欧阳修和苏辙了。一个是他老师，一个是他弟弟，而他们也只是比苏轼高一级而已。晏殊虽然做到宰相，但文学成就跟苏轼不是一个量级的。
题主的疑问，当是出于对苏东坡才华的认可和惋惜的基础上，并放大了苏轼渴望隐逸，酷爱自由的一面了。
更多人文精彩解答，敬请关注：风雅人文观察。
如觉文章不错，还望点赞鼓励~~欢迎转发，留言交流~~
风雅人文观察
仕途屡遭挫折的苏轼为什么不归隐？
熟读苏轼诗词的人都知道，在许多诗词当中，苏轼一再流露出归隐山林的强烈愿望，并且这种愿望是从他刚踏上仕途的时候已经有所表现。比如苏轼与苏辙来往诗词中提到辞官退隐的“风雨对床”之约；又如《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中“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临江仙·夜归临皋》中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沁园春·孤馆灯青》中的“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满庭芳》中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行香子·清夜无尘》中的“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等等，都反复重复着自己要隐退的内心渴望。
苏家父子三人之后如愿以偿考取了功名，苏轼苏辙也都当上了朝廷命官。只是苏轼这个耿直哥在反对变法中得罪了不少朝中权贵，结果自己入狱不说，还牵连了弟弟苏辙也一道被贬。在湖州任上被捕前，家里老老少少也有诸多埋怨，抱怨他总是写这些诗结果得罪人了，官也没得做了，拜托他不要在写了，搞得家里不得安宁。后来在黄州汝州贬谪期结束后，朝廷重新任命苏轼为官，他自己还犹豫要不要赴任，而所有家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欢天喜地，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不用再过这种清贫的生活了。家人对权贵生活的向往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苏轼的选择。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个矛盾体的苏轼，口口声声说着向往归隐后的田园生活，却始终在官场沉浮。
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名士，先后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人，这些人都是文坛巨匠，都是社会名流。在他们各自的鼎盛时期，文学修为和名气上，苏轼丝毫不逊色于前面四位。但是问题来了，前四者都曾经位极人臣，都执掌过朝政，在政治上有一展抱负的机会。唯独苏轼没有，他最大的职务也就是三品官阶的龙图阁大学士，而且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地方任知州或者副职。这离他“一旦功成名遂”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他不甘心，总是存有一丝希望，盼望有一日像他的恩师欧阳修一样得到朝廷的重用，轰轰烈烈建功立业，功成名遂之后还乡做一醉翁。
在徐州任太守期间，苏轼已经真正成为新的文坛盟主，门下汇集了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众多名士，后来元祐年间门生故吏遍布政坛和学界，这些人与苏轼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他们当然希望苏轼能够一直当官，当大官，这样他们也能得到庇护。所以说苏轼身不由己不是矫情的说辞。
东方无疾
苏轼可谓是少年得志，嘉祐二年(1057年)二十二岁应试汴京，文章第一，深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诗坛名宿梅尧臣的赏识，名动京师。
嘉祐六年，应制策试入第三等。制策考试十年一次，由皇帝亲自主持，只有五名录取名额，一二等是虚设，第三等为最。“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苏辙入第四等。仁宗皇帝读了苏轼兄弟的制策，龙心大悦，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此时，苏家兄弟红及朝堂内外，是大宋王朝着力培养的对象。
熙宁四年(1071年)，因为反对变法与王安石产生矛盾，苏轼于是自请离京任职。这是他政治失意的开始。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这也只能算是一小段波折，还不足以让他对人生、对生活的希望破灭。八年后(元丰二年，即1079年)的乌台诗案，差点掉了脑袋，才是他人生的最低谷。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穀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临江仙》)
这首《临江仙》写于元丰五年九月，乌台诗案已经过去三年，惊魂甫定，苏轼的心境跌落冰点。虽然名义上是黄州团练副史，实际上却是被软禁的罪人。心灰意冷属人之常情，“长恨此身非我有”，这是他对自己遭遇的愤懑和无奈；“何时忘却营营”，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虚名浮利，避开俗世，求得心灵的彻底解脱？“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据说苏轼写了这首词，第二天太守徐君猷听说后大惊，以为苏轼真的“挂冠服江边”驾舟而去，急忙亲往东坡雪堂拜访，却见东坡早“鼻息已雷鸣”！
苏轼真动避世归隐的心思了吗？正如他在另一首词《行香子·述怀》中所表达的：“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这种向往的“君子陶陶……其乐只且”(《诗经·王风·君子阳阳》)的日子？“几时归去”？心里也没个谱，只能期盼。看起来归隐田园，“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的生活，对苏轼来说可望而还不可及！
苏轼在屡受政治和生活的打击之下，不但没有避世逃遁，而是采取了积极入世的态度。哲宗即位后重被启用，先后为朝奉郎知登州、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专门议定国家大政方针、提拔宰相的必经职位）……离宰相只差一步之遥，却又不能见容于司马光的旧党，转而同情王安石的“新党”。于是又自请外调，元祐四年(1089年)知杭州……
苏轼似乎越受打击，他的“入世”态度越坚决。那么，他为什么不学陶渊明归隐田园呢？
所谓言为心声，从他的诗文中，似乎能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老夫聊发少年狂……亲射虎，看孙郎。”（《江城子》）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此时苏轼正值壮年，一时的失意并不能消磨他的锐气。和后来的辛弃疾一样，宋代豪放的诗人大都有着一腔浓烈的国家情怀。就是他想起亡妻“无处话凄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时候，仍然不忘安慰他七年未见的弟弟苏辙“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从他在《水调歌头》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诗人眷恋的是现实，而非“世外桃源”。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经历了人生的坎坷，苏轼的思想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尤其是乌台诗案以后，苏轼的诗词艺术和对待人生的态度都产生了蜕变：“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他的思想和艺术都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苏轼摆脱了那个夸夸其谈、向往浮华的意气书生，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东坡居士。
是什么在支撑着他平静地面对生活遭际的呢？是封建士大夫的虚荣，贪图红尘虚名浮利？不见得！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谩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浣溪沙》）这首词写于乌台诗案头一年，苏轼知徐州。词中描写的完全是农村人物和风情。有意思的是在“惟欲睡”、“谩思茶”时，苏轼首先想到的是“敲门试问野人家”。这个举动，放到今天，也非常亲民。当时正值春旱后得雨，苏轼前往徐门石潭谢雨途中，“敲门试问野人家”，不只是要讨口水喝吧？作为地方官，他更关心的还有农时、民间疾苦。
苏轼出身于士大夫家庭，却常以“世农”自谓，“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题渊明诗》)。这是他与社会底层民众感情相通的地方，也是他历任地方官时，能够关心民间疾苦、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生产、保护民众利益等的驱动力。一个封建士大夫能够自觉地做到这一点，实是难能可贵。
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分别在杭州、颍州(安徽阜阳)、惠州(广东惠阳)。被贬惠州时甚至是把皇帝赏赐给他的黄金都拿出来，用于捐肋疏浚西湖和筑堤。“东坡处处筑苏堤”，如果只有私心，没有一番为民的情怀，一个封建士大夫如何做得到？
可以说苏东坡一生用情致深，于国、于家、于民、于文，把一份份深情都做到了极致。
在政治上，王安石以国为情怀，苏东坡以民为情怀。虽然政见不同，倒也有那么点惺惺相惜的意思。王安石罢相后，这两个于宋之世的伟大人物都将恩怨付之予一笑。
正是有这份情怀，在他六十岁时被贬惠州，爱妾朝云也这时去世，年仅34岁。尽管生活中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但他济世的理想和信念仍然没有动摇。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超然台记》）正是这种老庄哲学使他旷达而超脱。他把对朝云的思念都寄托在笔下，连写《悼朝云》、《纵笔》、《丙子重九二首》、《西江月》等多首悼亡诗词。
陶渊明本着“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的态度，为母守孝三年后再度出仕，要一展宏图，可他誉恋的是他的田园山泽，“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后终于辞官，而是一辞再辞。直到他妹妹在武昌去世，作《归去来兮辞》，解印归田，开始了归隐生活。
王阳明对“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的解读“闻”即是“闻道”，“非无声闻也”。看来苏东坡早在王氏数百年前就已经“闻道”了。尽管他在诗词中屡屡慨叹“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却仍然执著着“一蓑烟雨任平生”，“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任凭人生坎，始终以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去追求人生的价值，在苏东坡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腔为国为民的抱负，这也正是千百年来我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高尚品质。
燕北林丛
我认为苏东坡在文学领域的地位被过度抬高，他的词勉算一流，诗可二流，书法至多三流。我知道我这样说，一大批苏粉会给我丢臭鸡蛋。 在这里简要陈述下理由。
（1）说东坡是豪放派代表比较勉强，实际上他是典型的婉约派词人。苏东坡的词，印象深刻的只有三首算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和《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确实不错，密州出猎压根就是声大而无实。史书也说东坡词一分豪放九分婉约，最大的贡献是他首先把词改变了画风。也就是说豪放词他先发明创造的，所以他就是巨匠和大师，这个明显是有失公允。
（2）东坡非常自恋，恃才傲物不知自敛。 史载，一日东坡拜见王安石，适逢王不在府上。见桌上有首咏菊诗刚写了一半，“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东坡认为菊花只会调谢枯萎而不落瓣，何来“满地金”一说。于是挥毫续诗“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后来自己被贬到黄州，看见枯菊花瓣果然纷纷飘落，才恍然大悟改错了王安石的诗。要知道，王安石啥人，是当朝宰相，作为下属你还真够能的，好在王安石肚量大，没跟他计较。
（3）仙才天才的称谓名不副实。个见，苏东坡诗不如陆放翁，词不及辛稼轩，但矫情做秀功夫远超二人。东坡之词，多系非月则酒，非梦则游，格局很小，偶小惊艳，也是吟风弄月茶酒棋琴之间小吟之趣，不足久观。世人多誉东坡诗书文三绝，抱庸以为尚可，但无一登峰造极。
（4）东坡性情虽够风流，但为人不坦率，比较虚伪。最明显的就是天天喊着想归隐赋闲，就不舍不掉乌纱不愿辞官。如他的词行香子·清夜无尘：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长琴，一壶酒，一溪云。
没人拦着你辞职，不辞就别哼唧，光说不练，心口不一。
抱庸斋主
万物生长靠太阳，当时的太阳就是官本位！靠着官场之浮浮沉沉，他写出自己的杰作，心声传遍仕林，泽被天下！
位卑未敢忘忧国，天生我材必有用！
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得早，才子们从来就是热心国政，投身治国安邦洪流，实现报负，不掩野心，才干！屈原，贾谊，司马迁，谭嗣同，……一个个铁骨铮铮！王勃，李白，苏东坡等人全有治国之策，陶渊明，嵇康，孟浩然等人也是心有忧愤，否则如何清誉满天下！
现今是社保，只要你投身社会公益，社会是可以保障你安全度过困境，跃上新台阶！
英国等发达国家亦然，否则马克思列宁如何有伟大思想以著作形式面世，罗琳如何写Harry Potter系列！真有才，那就好好玉汝于成吧！
中世纪那么多人投身神学，也是顺应潮流，厕身便利之所，留下光耀未来的文艺复兴哲学、文艺、和科技神火！让我们心向往之，向上求索！
George
如果他选择退隐，那么就真的离死不远了！
王摩诘有一首诗，诗中说“圣代无隐者”，也就是说，盛世之下，是没有隐士的，反过来，如果有隐居之人，那么就不是盛世，不是盛世，自然是皇帝努力不够，或者朝纲不振。
孟夫子有一句诗，诗中说“不才明主弃”，也就是说，如果你退隐了，相当于暗示皇帝用人不明，识人不察，你这基本上是属于暗中讥讽皇帝不做为，瞎眼了！
所以，唐朝之后，只要不是乱世，隐退的文人几乎没有！
不是不想，而是不敢，更是不能！因为无处可隐，尤其是曾经当过官的，更尤其是名闻天下的
何况是东坡大叔！
大叔太出名了！出名到全世界都知道他，如果他不做官了，你猜世人会如何猜想？是不是受委屈了？是不是受小人陷害了？是不是对皇帝不满了？是不是对宋朝失望了？
哪怕是无心之举，经过有心人的揣磨和渲染之下，这个隐退就会变成另一个味道！
所以，你可以放纵，你可以寄情，你可以笑骂，但是，你偏偏不能退隐。何况，皇帝也不允许你隐退，东坡必须在皇帝的眼里。
何况，东坡被贬，到底是一种被驱逐，还是一种变相的保护，谁又能说得清。
雷霆雨露，俱是君恩！
他不能退！一退，就是死！或者，生不如死！
亦有所思
一、苏东坡不懂官道，总以为凭自已才学，会有一天会被重新启用。心里有希望，所以想退而不退。
二、有才能，能做事。被贬到哪个地都为民做了很多好事，体恤民苦，深得民众爱戴。心里有牵挂，所以不忍心退。
三、在官本位的旧社会里，当官是最好的职业。心里有荣光，所以不舍得退。
四、生活的需要。苏轼无论哪个时期都有一个好女子爱她，有一份工资，还是能养活一家人。心里有爱人，所以不敢退隐。
五、文学来源于生活。苏轼没这样的经历就没有以后的文学成就。心里有感悟，所以不愿意退隐。
无天31308032
俺不是苏东坡，不能给你正宗的答复喔。但是，就“隐退”这俩字结合《东坡》，说几句呗：
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
苏轼，号东坡居士。居士者何，在家修行的佛子。东坡，乍一听，怎么都觉得是野外的篱笆院的山山坡坡的嘛。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这是苏东坡拿自己的号作题目而作的一首诗《东坡》
坡，要么上坡要么下坡。有人会想啊，下坡路好走呀，常言道，上坡容易下坡难。其实，破路上下都不好走。可是，诗中苏东坡却把自己比作一个山野之人，说呀:一场雨水不期而至，市里的热闹的人们已走完了，洗过的山坡映着月光格外清新呀，还有山野村夫之人悠闲的身影，我就是爱这样的清幽山坡路即便需要拄着拐杖十分难行的，我苏轼不嫌这东坡坡头特难走呀......
显然，诗言志，此诗就能看出，苏东坡是乐于在市井市人喧闹之隙之后的自然清幽，他的方式是一种让心灵的回归，闹中取静而已，但他并没有完全脱离市井市人的逃遁式的隐退之念。况且，
他这自居“东坡”，筑室“雪堂”的清幽生活不就是在当下吗，又何必又去远寻什么隐退呢？不是不隐退，而是已经隐退式的生活了，这是他由不得自己的由己的选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