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提高垃圾回收效率，就必须想办法调动商人的积极性，但仅靠商业机制是不够的，政府和老百姓都必须参加进来。
所有卖得出去的东西，都是不愁销路的。垃圾也是一样。不光中国有废品回收站，世界各国都有类似的废品回收再利用体系，像旧报纸、旧杂志、纸板箱、玻璃瓶和废金属等价值高的垃圾肯定早就被买走了，垃圾围城的罪魁祸首，不是它们。
那些卖不出去的垃圾，才是最大的问题。垃圾填埋场和垃圾焚烧炉里尽是些剩饭剩菜、建筑废料、旧衣服脏鞋子，以及各种各样的肮脏的食品包装。它们要么很难回收，要么回收价值很低，没人愿意花钱买，只能由国家环卫部门统一运到垃圾填埋场，用的是纳税人的钱。
最早想出解决办法的，是一向以头脑谨慎、做事严谨而著称的德国人。今年7月，本刊记者跟随一个媒体团专程前往德国，拜访了德国著名的绿点组织（Grüner Punkt）总部。
一名拾荒者在巴西一个大型垃圾场捡垃圾
德国的双轨制回收系统
绿点组织总部坐落在科隆市郊，从外表看非常低调。该组织的新闻官诺伯特·沃尔（NorbertV?ll）先生在办公室接待了我们，端上来的各种饮料全都装在玻璃瓶里，用的也是玻璃杯。
绿点组织成立于1990年，其前身叫做“德国双轨制有限公司”（简称DSD），这家公司的核心业务就是在德国建立一个平行于政府环卫系统的包装物回收系统，将具有再生价值的废弃包装物回收并重新利用。DSD的成立完全是为了应对德国政府颁布的《废弃物分类包装条例》，该条例对各种材质的包装物的最低回收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违者罚款。
“有两种思路可以满足该条例的规定，一个是向所有包装物征税，但所收税款很难保证被全部用到废品回收上来，于是我们决定采用另一种思路，由包装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单独缴纳一笔费用，成立一家公司，专门负责垃圾回收。”沃尔说，“这个思路的中心思想就是生产者责任制，谁生产谁负责，这样就保证了专款专用，减少了浪费。”
DSD成立之初，一共有95家包装材料生产企业、灌装企业和零售企业加入进来。每家企业按照生产量和材料性质缴纳一定的处理费用给DSD，由后者负责建立收购网点和渠道，并将收上来的废弃包装物进行重复利用。如果一家企业决定不加盟，就必须自己出钱解决回收问题，花费往往会更大。
凡是交了钱的企业都可以在自己的产品上印一个由一绿一黄两个箭头组成的绿点标记，表示自己已经缴纳了回收的费用，老百姓可以放心购买。消费者在使用完这件商品后，便可将带有绿点标记的废弃包装丢进专门的垃圾袋内，方便回收。
“德国的垃圾箱有很多种，分别使用不同的颜色：绿色的是生物垃圾，比如落叶或树枝等等；黑色是剩菜剩饭之类的生活垃圾，老百姓倾倒这种垃圾是要收费的；黄色是绿点垃圾，专门放置废弃包装物，不收费，所以老百姓一定会想办法少倒黑色垃圾，多倒黄色垃圾。”沃尔说。
从沃尔的介绍中可以看出，绿点系统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是两种收费制度的建立。生产企业完不成回收指标要收费，老百姓倾倒未加分类的生活垃圾也要收费。这两种收费制度都是由政府制定并强制执行的，这一做法在德国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垃圾回收产业。
“DSD绝对不是公益公司，我们是一家完全按照商业规律运作的非盈利企业。”沃尔强调说，“从2003年开始有8家类似的公司相继成立，和我们展开了竞争。目前DSD仍然占到德国包装垃圾回收市场的一半以上，但由于竞争的关系，我们从客户那里收取的费用在这10年里也下降了50%。”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沃尔坚持不向记者透露DSD的收费标准，称这是商业机密。“我们的工作业绩是按照包装材料的回收率来衡量的，只要达到了政府规定的回收率就算完成任务。”
德国联邦环境、自然资源及核安全部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自从绿点系统实施以来，仅在德国就多回收了超过8000万吨包装废弃物，垃圾的回收率从1990年的13%跃升为2008年的55%，也就是说目前德国有一半以上的垃圾都被回收再利用了。
德国柏林Alba和Berliner Stadtreinigungsbetriebe公司开发的垃圾转化加工技术，可将垃圾加工成为可燃性物体，燃烧释放的能量值与褐煤近似
位于巴西坎皮纳斯市的一个垃圾填埋场
问题是，即便这样，也还是没能达到《废弃物分类包装条例》的规定。这份条例提出的目标是将可重复使用的食品包装比例提高到72%，尽可能地减少一次性包装的份额。可是由于一次性包装使用方便，价格便宜，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眼看完不成任务，德国政府便又制定了一项新的措施，要求一次性食品包装生产商将押金纳入价格之中，消费者在使用完之后可以去指定的地方退瓶，返还押金。于是我们在德国的超市看到了这样的退瓶机，消费者将家里储存的塑料瓶拿来依次放入机器，每个瓶子大约可以退回0.25欧元的押金。
那么，这些收来的垃圾都去了哪里呢？本刊记者来到德国的鲁尔区，参观了一家垃圾分拣厂。这个厂覆盖200万人，厂里只有一条1991年建成的垃圾分拣流水线，垃圾先经过一块强力磁铁，把其中的金属分离出来，余下的垃圾依次高速通过风力筛选和若干个光分拣设备，按照材质被分成若干种成分，集中起来打包之后运往各个不同的垃圾再生工厂。
这个厂只收来自企业和商业系统的垃圾，以及来自绿点系统的黄色垃圾箱中的废弃包装物，想必应该是比较干净的垃圾了，但是当我们走进分拣车间后，还是闻到了一股很浓的臭味。陪同参观的分拣厂技术部门负责人约根·拜耳（Jorg Beyer）解释说，这气味来自残留在食品包装中的食物残渣，工人们早就适应了，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果然，我们看到在现场工作的分拣工人全都没有戴口罩。
事实上，在这样的场合见到那么多分拣工人这件事本身就很奇怪，因为德国是垃圾自动分拣技术的发源地，中国进口的分拣流水线也大都来自德国。这家工厂使用的流水线虽然有些陈旧，但是其关键的光分拣设备都是新的，为什么还要雇用那么多工人进行手工分拣呢？本刊记者走近流水线仔细观察，发现那上面远不如想象的那样干净，而是充斥着各种本来不应出现的东西，甚至还有一只脏兮兮的球鞋。
“虽说我们的垃圾都来自黄色垃圾箱，但很多人不守规矩，随便往里面扔垃圾，导致我们不得不雇用了很多工人把关，将这些杂物先挑出去，否则后续机器就没办法正常工作。”拜耳说。
垃圾分拣在德国这样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如此困难重重，可以想象中国的情况会是什么样子。这个例子充分说明垃圾分类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垃圾的回收再利用，除了减少碳排放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节约了工业原材料，这对于原材料一向短缺的德国来说是一笔重要的财富。”沃尔总结道，“垃圾回收再生得来的叫做二级原料，它们的直接竞争对手就是天然原料，后者的质量和纯度肯定好于前者，这就要求二级原料在价格上必须有很强的竞争力才行。”
绿点组织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提高二级原料的市场竞争力，利用经济杠杆的力量来提高垃圾的回收率。同样，德国政府制定的所有垃圾政策，其目的也都是为了尽可能地给废品再生系统提供方便，好让他们降低垃圾的价格，向垃圾再生工厂让利。但即使这样仍然不够，绝大部分德国的回收废塑料瓶最终都远渡重洋，被卖到了中国。我们从这一点就可以猜到，中国的垃圾回收工厂需要面对怎样的经济压力，他们能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存活下来，是多么的不易。
截至目前，已有1.6万家德国的包装材料和使用厂家加入了绿点系统，超过90%的商品外包装印上了绿点标记。目前该系统已经走出了德国，仅在欧洲就有23个国家加入了绿点计划，涉及的公司总数超过13万家，印有绿点标记的包装物总数超过了4600亿个。
中国尚不在其中。
巴西的拾荒者合作社
德国是典型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很多方面已经远远地走在了中国的前面。选择这样一个国家作为中国的直接模仿对象可能不太现实，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巴西的情况吧。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和中国相差不大，很多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
拾荒者合作社负责人达席尔瓦
离开德国后，我们一行人又来到巴西的最大城市圣保罗。这是巴西的工业和金融中心，有些类似于上海在中国的地位。全市一共有1800万人，但拥有700万辆车，虽然也采用了限号等措施控制流量，但交通拥堵情况远比上海严重，上下班时间整座城市堵得水泄不通。
圣保罗市中心非常现代化，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但当我们乘坐的大巴车开出市区后，高速公路两边突然出现了许多贫民窟，它们无一例外都坐落在山坡上，破旧的砖房一幢挨着一幢，显得非常危险。这些山坡原本都是属于私人的土地，但巴西政府制定了一个奇怪的政策，规定任何人只要在一块地方居住5年以上还没被赶走，就可以将这块地据为己有。当时巴西正和中国一样被城市化浪潮猛烈冲击，大量来自农村的打工者找不到房子住，只能在郊区随便找块空地搭建临时住所作为栖身之地。这样的临时居所越来越多，最终连成一片，就成了我们所看到的贫民窟。住在里面的人都曾经为巴西的高速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报偿，至今仍然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这些人就是遍布巴西各大城市的拾荒者大军的主力部队。我们在圣保罗市区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一手拎着塑料袋，另一只手拿着夹子，从垃圾桶或者路边沟里夹取任何有价值的垃圾放进塑料袋。
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直到1992年，一家名为“包装再生利用促进会”（CEMPRE，以下简称“赛普利”）的民间公益组织在巴西成立了，拾荒者的日子终于得到了改善。
赛普利是由28家私营企业出资成立，其中不乏像利乐、英特尔、惠普和可口可乐这样的国际知名品牌。与绿点组织一样，赛普利的主要宗旨就是在巴西建立一个平行于政府环卫部门的垃圾回收体系，帮助巴西政府提高垃圾的回收率。但是，和德国不一样的是，赛普利根据巴西的自身特点，设计了一个不同于德国的策略，那就是大力发展拾荒者合作社，利用巴西廉价的剩余劳动力，采用人工分拣的方式提高垃圾的分类效率。
在距离圣保罗一小时车程的一个名叫坎皮纳斯（Campinas）的卫星城里，我们见到了一个这样的拾荒者合作社。这里位于一座垃圾填埋场的旁边，有一个面积足有足球场那么大的分拣中心，只有屋顶没有墙壁，通风良好，闻不到什么特殊的气味。分拣中心的主体部分是一条50多米长的传送带，垃圾车运来的垃圾直接倒在传送带的一端，分拣工人就站在传送带两边挑选出垃圾，再放进手边的蓝色垃圾桶内，效率肯定要比路边拾荒高多了。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戴着手套，看上去比路边拾荒者更有精神。
“我们一共有40名工人，三班倒，收入最高的每人每月可以挣到700美元。”合作社负责人何塞·卡洛斯·达席尔瓦（Jose Carlosda Silva）先生对本刊记者介绍说，“这里的工人都是为自己工作的，他们分拣出来的垃圾所卖的钱全都归自己，不用向我们交纳任何费用。”
我们到达时正值午饭时间，工人们聚在一起吃饭聊天，气氛祥和。组织者不让我们照相，后来得知这里的工人有一半都是正在服刑的轻罪犯人，他们必须上白班，晚上还得回监狱。
“他们可不白干，和普通工人一样拿工资。”达席尔瓦说，“在这里工作的人至少有一半以前都是干别的工作的，他们看到这份工作又稳定挣钱又多，也不脏，就改行到我们这里来了。”
合作社只收干垃圾，所以在传送带上的垃圾没有多少异味，成分也相对简单，拣起来既干净效率又高。这40名工人每个月可以拣出300吨可再生垃圾，于是旁边的填埋场就会少埋300吨垃圾，节省了宝贵的空间。
将垃圾分成干湿两类，这也是巴西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一项折中政策。这项政策对老百姓辨别垃圾品种的能力要求很低，比较符合巴西的现状。
巴西赛普利的媒体负责人向我们介绍，目前全巴西已经有610个这样的合作社，每建一个合作社需要投资2.5万～5万美元，算下来每投资1250美元就可以增加一个就业机会。合作社成员的平均收入可以达到每月400美元，是巴西最低收入的两倍。
那么，这610个合作社对巴西垃圾回收利用的贡献有多大呢？为此我们走访了圣保罗市固废管理局，该局负责整个大圣保罗地区的垃圾运输和处理，每个月都可以从巴西政府拿到8000万巴币的拨款（1巴币约等于4元人民币）。但让我们惊讶的是，这样一个不差钱的部门却坐落在一条高速公路的旁边，整幢建筑非常破旧，隔音效果很差。办公人员依然在使用上世纪的旧电脑，连块投影屏幕都买不起，用一面白墙代替。
“圣保罗地区现有21个垃圾合作社，总共雇用了1100人。我们准备近期再成立6个合作社，将总数增加到27个。”固废管理局的一名负责人向大家介绍说，“我们负责为合作社免费提供工作场地，以及免税、免电费等辅助措施。合作社成员们捡到的垃圾卖来的钱则全归他们所有，我们不抽成。”
但是，据这位负责人介绍，圣保罗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平均为1.3万吨左右，而垃圾合作社一年分拣出来的可再生垃圾仅有4万多吨，仅占生活垃圾总量的1%左右。
“圣保罗市至少有1万名街边拾荒者，他们仍然是垃圾回收的主力。”这位负责人说，“巴西政府一直在倡议居民将垃圾分成干湿两类，方便拾荒者分拣。圣保罗市环卫部门每周分两次上居民家中收取干垃圾，直接运到合作社。可是，因为老百姓的环保意识不到位，收上来的合格的干垃圾非常少，湿垃圾的总量还是太大了。这些湿垃圾极为肮脏，没人愿意再去分拣，全都进了填埋场。”
巴西的垃圾填埋场世界闻名，因为有很多穷人每天生活在里面，靠捡垃圾为生，甚至还有人直接在垃圾堆中找吃的。一部根据巴西裔美国艺术家维克·米尼兹（Vik Miniz）的个人经历为主线拍摄的纪录片《废弃之地》（Waste Land）曾经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长纪录片提名，这位艺术家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个露天填埋场找到了很多拾荒者，用垃圾为材料替他们塑像，并在纽约举办了一次艺术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电影票卖得很好，但垃圾还是没卖出去。问题不是巴西的垃圾质量不好，也不是因为巴西的垃圾再生企业不给力。事实上，我们去参观了巴西最大的包装纸生产企业克莱宾（Klabin）公司，该公司拥有一家专门处理回收纸的工厂，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两条普通再生纸回收生产线和一条食品包装盒（比如利乐包）回收生产线，每年可以消化22万吨废纸，生产出19.2万吨再生纸。可是，由于垃圾回收不利，这家工厂一直处于喂不饱的状态。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比较一下巴西和德国两国的垃圾回收政策就明白了。德国政府对不守规矩的居民制定了严格的罚款制度，但巴西政府至今仍然没有这么做，于是巴西的干湿垃圾回收制度全凭老百姓自觉，效果很难保证，这就直接导致了垃圾的回收成本居高不下，因此也就很难被卖掉。
巴西的例子再次说明，生活垃圾在被分类之前，价值是非常低的。如果不从垃圾产生的源头加以控制，只是依靠广大的低收入人群充当拾荒者来拾遗补缺的话，垃圾的价值就很难体现出来，垃圾回收也就很容易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已经不再接受其他国家垃圾，但这仅仅是开始，问题不会因为不接受而消失，十年后，中国的垃圾又将至于何处，一个孟加拉远远吃不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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