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诗经·小雅·鹿鸣》中的这一典故，十足的中国文化标志，被日本人用来命名一座英国建筑师乔赛亚·康德设计的欧式建筑。
这里是日本欧化的前沿阵地。每天晚上，这里都可以看见佩戴着羽毛装璜，束细腰，手拿西式小饰物的日本“贵妇”，合着西洋音乐，踏着斯拉夫舞步，与自己的西洋男伴调笑欢愉，因此有人揶揄道：“日本国的妇女都成了洋人的妾”。
出入这里的日本男士们也是类似打扮，头戴普鲁士帽，脚登法兰西鞋，衣袖英国海军式，裤衩美国陆军式，混搭得颇为怪异。就好像班里成绩最差的那个同学，有一天突然开始模仿班级前十名的学习习惯，学第一名如何做笔记，学第二名如何整理错题集，却总是找不到自己。
若有人觉得明治时代，日本上流社会的男人和女人们如此放得下身段，来结与国之欢心，那就错了。事实是，他们的身段比这要低得多。
一八八七年某天，美、英、法、德等国的驻日使节都接到请柬，邀请他们晚上出席在鹿鸣馆举办的一项活动，要求着正装。到了约定时间，各国公使准时来到鹿鸣馆，发现警察厅厅长三岛通庸身穿铠甲，腰挎战刀，涩泽荣一装扮如古代魔鬼，又跑又跳，法制局局长吹着笛子，装扮成大唐来的取经人，内大臣三条实美的女儿，打扮如欧洲的卖花姑娘。最神奇的还是伊藤博文，他打扮成了日本村姑。
一群外国绅士，牵着日本交际花，西装笔挺地看着日本政治家们公开表演他们的欧化学习之成果，其状如幼稚园孩童，是怎样的一番奇景。这幅画面充分展示了鹿鸣馆这座有着中文名字的洋馆里，日本军政商界内心的欧化焦虑，这些领导者们如此渴望尽快成为列强大家庭中的一员。
首先，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要“公约矫正”，就要懂得如何与洋人们沟通，要懂得如何沟通，就必须输入西洋文化，这“是日本现代化的特效药，在鹿鸣馆的殿堂里举办西洋式的社交宴会和舞会，就可以和西洋人一样享用同等水准的文明生存。将日本人的生存西洋化，日本就可能从不对等的桎梏中摆脱。”
但从一八七一年，岩仓具视率使团踏上欧美十二国的土地，到一八八七年，伊藤博文等人扮村姑以博一笑，修约并不顺利。所谓上流社会的公子哥儿们，依旧是一副不伦不类的打扮，姑娘小姐们则依旧是“洋人的妾”。但谁能想到，这一系列努力的副产品，是使日本国内的女权主义思潮萌芽，成长。
随着明治时代而来的，是浪漫的大正时代。打响大正时代女权第一枪的，恰好是随岩仓具视访问欧美的几位女性，其中一位津田梅子，当时只有七岁，后留美十一年，回国后创办了女子大学津田英学塾，推动女性教育，大搞女权运动。
也是在岩仓具视代表团出访这年，明治政府要求武士们放弃过去的雉发，改为西式发型，有些姑娘也专门成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都要留短发，以清新爽洁的形象示人，结果马上被予以取缔，还特别颁布法令，要求女性不许留短发，头发里有虱子等需要理短发的，要向政府申请。虽然姑娘们失败了，但毕竟松动了铆合的齿轮，涓流汇海，大正时代来了。
在大正时代开始的前一年，一九一一年，在欧洲的沙龙里，以穿蓝色长筒袜来象征觉醒的平冢雷鸟，回国后与保持研子、中野初子、木内锭子、物集和子赞助人长谷川时雨、冈田八千代、与谢野晶子、小寺菊子、小金井喜美子、濑沼夏叶、国木田治子、小栗筹子、田村俊及其他社员十八名，共同创办了主张女性主义的青鞜社，发行了《青鞜》杂志，青鞜即蓝色长筒袜，青鞜社即以女性解放为根本之出发点。
在该杂志的第一期上，平冢雷鸟发表了名为《元始女性是太阳》的文字，提出女性本应是太阳，是被围绕的中心，现下反而成了月亮，女性们应该重新找回自己太阳的光辉云云。我很怀疑如今渡边淳一和村上龙等人“男人是消耗品”，“女性从任何角度看都比男性进化完全”的观念，实则是来源自平冢雷鸟。
坪内逍遥的“新女性”论，北村透谷的恋爱至上论，也纷纷登上言论的自由舞台，开始了各自的表演，随着新思潮的席卷而来，职业女性登上了历史舞台。大正时代之前，日本并没有职业妇女的提法，大正时代之后，护士、小学教员、电话接线员、百货公司服务员、女记者、女招待、打字员、公司事务员、电梯服务员、公共汽车服务员、时装模特儿、绘画模特儿等，已经司空见惯了。
在《元始女性是太阳》之外，平冢雷鸟还有一篇妙文，题为《我是新女性》，大大撼动了世道人心。之后，《青鞜》新年号和二月号又连续刊载同人以及各派著名人物对“新女性”的感想文。虽然坪内逍遥也写作了有关新女性的文字，但新女性成为不少姑娘的内在认同，则是从平冢雷鸟开始的。
自此，新女性们乘坐着电车出外上学、工作，曼妙的倩影出现在高等学校、咖啡馆、电影院、剧团等各处，梳着学自大正三年首演的“宝冢少女歌舞剧”的烫发，或是大正九年资生堂美容讲习所教授的短发式，看电影，泡咖啡馆，读《妇女公论》、《妇女之友》，这样的场景宣告往日卑微到尘埃里的女性形象，已经逐渐淡薄了。
但向上的力量有多强，向下撕扯的反作用力就有多强。平冢雷鸟的“新女性”一文，引来了针对她住所的“石头雨”，她的评论总集《来自圆窗》也遭禁售，理由是破坏家族制度及败坏风俗。当时的日本，思维还停留在江户时代的男人们，总是忍不住对女性怀抱猥琐的思想。当时有位新剧女演员兼剧场文艺社员的人，与女性朋友一起租房住，左邻右舍竟纷纷议论她们的住处是不良场所，这类事件比比皆是。
但最大的打击来自于民族主义的整体转向。大正开花期之后的昭和军国主义时代，鼓吹女性奉献，崇尚贤妻良母主义，家本位道德观再度抬头，什么自由恋爱，什么新女性，什么职业妇女，又统统回到了家庭。平冢雷鸟那篇《新女性》，从易卜生《玩偶之家》得到灵感，提出了娜拉之问，却不曾想时代如此回答了她。
如今，“职业妇女”和“新女性”已成为废词，但日本的男女不平等依然根深蒂固，女性在职场上的全职收入只相当于同等职位男性的39%，全日本的女警察加在一起，不足警察总数的10%。和大正时代相比，平成时代的日本姑娘们，真的更开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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