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二小姐、黄炎培、马英九：民国显赫一时的南泉路
│南泉路29号
一、南泉路上那些“大有来头”的建筑
南泉路29号是我当年在南泉居住的门牌号。这是一条紧邻南温泉公园的背街，这个门牌号如今还在不在不得而知。即使还在，也决然不会是当初那幢房子了。整个南泉路的建筑，已摧枯拉朽另起炉灶。
南泉路还在，可如今，无论我是走在这条路上，还是路过29号，一抬头，已是满眼陌生。
29号俗称“八一楼”，外面半截一楼一底，我住那半截却是建在半坡上的平房。淡黄色灰板墙瓦房，完整的木地板、百叶窗，还有一圈一米高的木质护墙板。据我所知，这幢半楼房半平房的小楼，最早是一位抗战时期的国军师长的住宅。国军的人显然不会给它起名为“八一”，把它叫“八一”，估计是后来又有共军的军官住过。
我入住前的房主，就是我所认识的部队高干子女，他们是我的学生，其母亲我认识，父亲却没见过。我，至少是29号的第四代居民了。
1990年初 作者在南泉路29号（八一楼）
南泉路那一排房子有很多俗称，我更早一点在南泉路住过的那幢楼，就叫 “白楼”，其规模和建筑格局，都比“八一”更胜一筹，估计房主的身份比师长更高。
“白楼” 大门前的石阶平台上有一个很精巧、也很别致的幕冢，主碑是一根约三米高、形如一只大铅笔的石柱，围有一圈圆形石栏杆，石碑、石栏杆都已长满青苔，却完美无损。这是纪念一位年仅14岁，在1927年三三一惨案中殉难的女学生李远蓉而建的墓地。
住在“白楼”的时候，我每天必经过这里，印象很深，好后悔没有在原址为它拍一张照片，因为现在建了新水泥楼房，它已经被移到对面山脚去了。
在 “白楼” 与 “八一” 之间，有一个带有宽敞坝子、筑有围墙的连体洋楼，是这条街片区的“银行” 。这么短一条街就有这么大一个银行，可见重庆作为抗战 “陪都” 的地位之高。
离南泉路约一公里的虎啸口旁，还有一座规模很大的山林别墅区——孔园，则是孔二小姐的居所，后来成了九龙坡区党校。
80年代初，从南泉公园看南泉路（左侧建筑即“银行”，右侧浓荫掩映处是李远蓉墓及“白楼”）
南泉路另一幢规模与银行差不多的楼房叫“清华”，“清华”旁边还有一座“幼儿园”，这些称谓多是从抗战期间延续下来的。
对这 “幼儿园” 我已见惯不惊了，可80年代后期，法国画家法比恩小姐（ 她后来成为法国驻华使馆首席文化外交官 ）见此非常赞叹。她说：“ 这幢建筑很了不得，是中国境内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法式建筑之一。 ”还指着一大块因维修拆下来扔掉的屋脊说：“ 这是一件很值钱的文物呀，真的就这样扔了么？”
可惜，凭我当时的能力，根本无法保存它，又不思以这种方式来为自己积累财富，只盼望现在有懂行的文化官员对它重视起来。
“八一 ”楼左侧紧邻的，是一幢别致的宗教建筑——福音堂，这是南泉路如今仍保存下来的唯一老建筑。正是凭借它，我才能辨认出南泉路29号故居的位置，因为当年我正与它毗邻而居。也是80年代，我与川美的几个学生，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圣诞节。
1987年在南泉路“幼儿园”前（左二法比恩 右二作者）
驻守福音堂的是一位孤老先生，个子较高，面色红润，笑容慈祥。他是我的邻居，所以听说我们这批青年人要过圣诞节，还对耶稣充满敬意，特意为我们几人敞开教堂大门，开了所有吊灯，让我们在高大宽敞的厅堂自由活动。除了祷告，我们还根据各自的理解，在台中央十字架前，摆了各种虔诚姿势拍照，留下一批很有氛围的照片。那个厚重、高大、精美的金色十字架，令我过目不忘。暗自惊诧这个平时一推开百叶窗就可见、其貌不扬的陈旧教堂，内部何以如此堂皇？
如今方知：这座福音堂之所以能成为唯一保存下来的老建筑，是因为它的来头很大：它是抗战时专门为方便宋美龄、蒋介石做礼拜之用所建。陪都时期，位于南泉的小泉 “校长官邸”，是蒋介石在渝的四个官邸之一，住校长官邸的蒋氏夫妇，每周的礼拜，就在这里进行，乃至当时还引来一些金发碧眼的洋人，不惜车马劳顿也来此礼拜，以一睹亚洲美人宋美龄风采。
无独有偶，当年马英九的父母，辗转来到大后方重庆，也是在这座教堂举办的婚礼——谁也不曾料到，几十年后，他们的结晶、儿子马英九会成为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
可惜这座教堂如今的外装修太过当代，丧失了它的本来面目和历史感。
显然，这条不过200米长的南泉路，若能完整保存下来，不仅当是非常地道的 “民国一条街”，更是非常珍贵的 “陪都一条街”，因为这短短一条街上，住的都是抗战时期很有历史故事的人物。有案可查的就有八位，其中包括黄炎培、熊克武及重庆银行董事长潘昌猷等人。
我住的南泉路29号，据说是国军著名师长曾子唯沂风别墅（南泉工人疗养院）的一幢所属建筑，还有人说是另一位师长所建，不甚清楚，但那房子的标准，没师长这个级别，是建不出来的。
我每年来南泉为父母上坟都必经这条街，目睹这条老街的彻底改头换面，乃最近两三年的事，迅雷不及掩耳，刚刚发现我所熟悉的一幢房子突然没了，后悔还没有为它拍张照片，不料下一次再见时，连剩余的也都已夷为平地。始料未及。
二、南泉故人
有朋友曾看过一篇老舍先生写的他在南泉生活的文章，印象很深的是，老舍描写的50年前的南泉，竟然与我50年后在南泉生活的感受完全一样。这是一条被饶舌妇主宰的小街，一个非土著居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她们兴味盎然的素材，经过无限丰富的想象力和节外生枝的随意加工之后，一夜之间就能诞生一个让整个南泉窃窃私语的故事来。
这个地方毫无隐私可言——人口不多却错综关联，与外界只有一条崎岖的土公路连接，寂寞的本地妇女们，把每一点蛛丝马迹，津津有味地编成绯闻口口相传，排遣寂寞，乐此不疲。虽令人厌恶，却也必然。
公交车一到下午6点就收班，偶尔来访的朋友匆匆一见就得告辞。所以那十来年里，让我练就了一身承受孤独的本领：除了上课和政治学习，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独自一人背着画板钻入林间去写生。南泉的每条小路都有过我重重叠叠的脚印，我熟知这里方圆好几公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乃至后来，一些电视片只要是在南泉地区拍的外景，我都能一眼看出，那镜头是在哪个地方、哪个角度、甚至哪个机位拍的，能分毫不差地说出来。
1983年在南泉路29号门前平台，画“银行”左侧围墙一角（水粉写生）此时“银行”已经拆掉。
后来，那数以千计的风景写生大多被我付之一炬，因为一离开南泉才发现，从绘画角度看，这些画作始终未能摆脱某种桎梏，烧掉桎梏，无所惋惜。
但这12年间，每天1-5幅的室外写生，却让我与自然结下不解之缘，南泉毕竟是个风景区，每一个日出，每一片晓雾，每一缕阳光，每一颗露珠，每一个春秋，每一次风雨，都在毫不吝啬地滋润着我的心田，使我有了一种比常人更加依恋自然的特质，对自然界的微妙变化尤为敏感，在我看来，这比我能画出几幅成功之作更为欣然。当然，那点存留下来的寥寥无几的画作，如今又竟然有了文物意义。
三、法比恩的故事
80年代中期我脱离南泉去了开放的黄桷坪谋生，那时，法比恩小姐一度来我家休养。这位年轻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她夜以继日地学习工作，顾不上休息，有一天突然对我说:“不行，再不休息我会垮掉了，你帮我物色个地方休整一下，我要度假。”
南泉路29号厨房（1980年春）
我能想到的最轻松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南泉，她欣然赞许。当即来到南泉路29号度假一周，游泳，登山，吃现成的可口饭菜，时不时也有些画界同行来造访。
其实她并没完全休息，一歇下来就让我翻开家传的线装书，给她讲中国画论。奇妙的是，在外国人面前讲起中国文化，我竟能从古汉语中逐字逐句如数家珍，她显然被这迷住了，对我说：“你应该去欧洲讲古汉语。”我知道那是中国文化本身的魅力。
与外国人接触越多，反而越中国。我们饶有兴味地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一次，提到某人精神方面出了问题，她就指着自己的脑袋说到 “他这里出了问题”，我当即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说：“不，他是这里出了问题” 。只见她睁大眼睛，望着我，寻思良久，颇感兴趣。
我的这个看法，后来还真在中医学中找到了理论支撑， “ 心为百官之首，神明出焉。”（《黄帝内经》）心理问题表现在头脑思维出了问题，但就其生理病理基础看，更与心脏相关。
一个外来人，总会比久居一处、对一切都习以为常的人更为敏感。
1988年作者与法比恩在南泉路29号
有天，南泉路29号坎下来个挑担子卖嫩苞谷的农民，我们刚买了几个，津津有味才啃了两口，冷不防就冒出个城管，对着那农民一阵吆喝：“哪个喊你到这点来卖的？赶紧给我挑起走！”这是一条非常僻静的背街，只有几个零零星星的路人。见到还有几个街坊也要来买，那农民说：“好好好，把这几个人卖了就走，卖了就走……” 那城管：“还要卖？谨防我把担担给你扯来甩了！” 那农民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城管笑迷迷地对法比恩说：“ 这些人，点都不懂规矩。”不料这位洋妹子突然操起有滋有味的重庆话说：“ 哎呀，你不要对他楞个凶嘛！” 那城管望了望这个会说重庆话的金发女郎，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结巴了好久说不出话，悻悻而去。
法比恩天天去温泉游泳池游泳，蛙泳仰泳自由泳，从这一头游到那一头。休息时像发现新大陆突然对我说：“我有个发现 —— 这些人都不是来游泳的。”见我愣愣地盯着她，她又说：“他们是来玩水的。”
哦，我这才意识到，游泳池里泡在水中的大多数人，包括我，也通常是来玩水的——不是酷暑，我基本不上游泳池。幸亏登山时，我体能极佳，功夫也深，老把她甩在后面，使她也体会到了中国人的又一句古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各有千秋。
法比恩能以她有滋有味的重庆话融入这座遥远的东方城市，是很用心的。
有天我们去爬山，在南泉路29号楼下等了好久，我老婆还没下来，我说：“唉，她这个人就是，啰嗦得很”。
她饶有兴味地盯着我，问：“啰嗦的反义词是什么？”
“麻利。”我说。
“你这个人，”她很认真，用非常麻利的重庆话对我说，“你也太麻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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