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推崇曾國藩家書，認為其中蘊含著成功術。
事實上，這本書的確不錯，能夠教人修身養性，端己愛人，但是很多人將曾國藩家書視為登龍附翼的敲門磚，認為能夠從中汲取成功之術，個人認為：
這些顯然是對曾國藩為何成功並不瞭解。
如果你試圖從曾國藩身上理解成功之術，你得首先真正瞭解曾國藩。
一、曾國藩那套根本不適用於官僚體制。
曾國藩，曾經京城閒官一個，本來他的一生就是熬資歷混日子，但太平天國的動盪，迫使清政府動員士紳階層抵抗，曾國藩作為閒官被打回原籍，動員湘湖的社會力量抵擋太平軍。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敢於任事，堅韌不拔，眼光毒辣的性格，逐漸成為其崛起的資本。
但是，如果曾國藩一直作為京官熬資歷，他那種敢作敢為的性格早就在殘酷的傾軋中完蛋了。太平盛世的大清體制需要的不是狠人、能人、敢人的曾國藩，而是善於卸責和服從的曹振鏞。
二、曾國藩真正的處事法則從來不是他鼓吹的雞湯美德，而是殘酷無情的現實政治。
1、極為現實的對待俘虜政策
曾國藩對待投降的太平軍，向來主張殺光，羅澤南烹食太平軍俘虜，曾國藩讚譽之，李鴻章揚言釋放太平軍俘虜，曾國藩則怒急。為何？
因為殺光太平軍俘虜，一方面可以讓湘軍士兵與太平軍作戰時，放棄投降求生的奢望，拼死作戰，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戰後維安的成本。贊羅澤南，就是因前者，急李鴻章，就是因為後者。
這其中，純粹是現實利益的考量，從來沒有所謂的雞湯美德。
2、極為現實的忠君態度
對待英法聯軍入侵北京，清廷朝不保夕，曾國藩身上從來沒有慷慨激昂的愛國情懷，而是純粹以利弊看待問題。當大清朝廷要求他緊急派遣湘軍精銳鮑超所部北上抵擋英法入侵時，卻以按兵請旨的策略拖延待變，奏摺裡曾國藩涕淚橫流，誓死效忠，實際上卻是坐觀成敗，心如鐵石，就像曾國藩私下寫給家人的書信中所言，對於北方皇帝的命運，他實際上“有濟無濟，聽之可也”。
“北望灤陽，驚聞君父非常之變。且愧且憤，涕零如雨。應懇天恩，於臣與胡林翼二人中，飭派一人，帶兵北上，冀效尺寸之勞，稍雪敷天之憤”。
——當清廷要求曾國藩北上救駕時，曾國藩奏疏的文字感天動地，令人震撼。實際上這封奏疏只是為了敷衍清廷和其他忠於滿清的湘軍將帥如胡林翼（胡林翼表示，“此事（進京入援）不容計較利害”，“惟大義之所趨”）
對此，忠於清廷的湘軍統帥胡林翼對曾國藩“不忠”的作為深惡痛絕，在給自己前幕僚閻敬銘、嚴樹森等人信中，胡披露了對曾國藩權詐的厭惡，“滌帥（曾國藩）以議附上。滌帥必不北援，此議亦南宋人之議論多而成功少也。實則滌帥必不入衛，何勞擬議！”
意思就是，曾國藩真想救援朝廷，直接北上就可以了，結果反而上了一份奏疏，以“看似誠懇的語氣”跟朝廷討論如何援助的事情，這不過是曾國藩以拖待變的無恥而已。如果英法真滅了大清，那麼他曾國藩也沒什麼損失，如果英法跟大清議和了，那麼朝廷也就沒有藉口調他北上了。總之，曾國藩都是大贏家。
“以拖待變”就是這個意思。這些技巧在曾國藩的家書裡面從來沒有。
3、極為現實地對侵略者態度
當英法入侵中國時，掃蕩幽燕，當時的滿清大員，無不憤慨。唯有曾國藩以極為現實的態度看待西方的入侵。
當英法與清廷談判時，對於通商口岸和勢力範圍劃分的問題，面對清廷強硬派的呼聲，曾國藩不屑一顧。他在同治三年五月初七日，與眉生談及洋務時，透露出自己的看法，他說“欲制夷人，不宜在關稅務之多寡、禮節之恭倨上著眼”，在曾國藩眼裡，所謂的主權和尊嚴問題，不過是小事一樁，朝廷決策應該著眼於更大的現實利益。
不久，曾國藩又上書清廷，表示，“對待西方入侵者”，清廷應該“獎其效順之情，緩其會師之期，”以利益誘之，利用他們消滅太平軍。
事實上，正是基於這一主張，兵力薄弱的清軍引入英法聯軍進攻實力雄厚的江浙太平軍，並迅速掃蕩了蘇南和浙江地區，最終覆滅了太平天國。
從現實政治的角度看，曾國藩的見識堪比李世民和郭子儀。
但這種超出時代、決定勝負的大見識在曾國藩的家書和唐代的史書中從來不會刻意強調。
“土地歸唐公，財帛婦女歸可汗”
——李淵、李世民太原起兵前，向突厥輸誠，藉助突厥的援助，掃蕩隋軍入主長安，從而留名青史，千古傳唱
“土地歸唐，財帛婦女歸可汗”
——郭子儀憑藉這個謀略，借回紇兵破滅強大的安史叛軍，從而名垂青史，萬世不朽
附錄：
隋代楊智積備受皇帝打壓，所以他深恐惹禍、子孫受難。楊有五個兒子，他只教他們讀用來洗腦的經書，不容許其讀帝王史、方誌和兵法，且只讓他們進學堂當上課，不容許他們交往豪傑賓客。
有人問他為何如此作為，他道：“如果孩子讀書廣泛了，就會增加才識，如果他們多與豪傑交往，就會滋生志向。人一旦才識多了，志向大了，就可能引來殺生的禍患。”後來，楊家上下果然得以保全性命，別人都很佩服他這種見識。
不同層次的人有不同的育兒初衷，曾國藩與常人完全不同，常人讀多了一知半解的雞湯，盲目模仿根本不存在的他，只會誤人不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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