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一个夏日的午后，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正在午睡的我：“快，爸肚疼，你到单位楼下等我，需要送县人民医院。”电话那头的老公语气急切。我顾不上多问，也顾不上多想，但心头一直默默的祈祷着：“没事的，一定没事的。”
见到父亲的那一刻，他已经顾不得和我打招呼，只见他大汗淋漓，用尽全身的力气，捂着肚子，脸已经憋的通红，脸上的肌肉犹如麻花一般，拧作一团，眉头皱着，中间的肌肉像是一个山丘似的突起，额上那一条条的皱纹，就像干燥土地上那一条条狰狞的裂痕，我的心不禁的跟着“疼”起来，这一刻我只愿车子能够快一点，再快一点。
来到急诊室，经过医生诊治，初步判断是胆囊炎，检查和点滴同时进行着，可从父亲的表情来看，疼痛似乎并没有减轻。我急切地问医生，医生说不会那么快，可是两瓶点滴已过，父亲都还不能坐下来，豆大的汗滴，从苍白的脸上滴下来，时而用手捂着，时而用膝盖顶着，一刻也安静不下来。
那一刻，我几乎是咆哮着喊道：“这都两瓶了，怎么还是这样啊！”医生似乎也被我吓着了，喊着：“快送CT室，快……快……”，另外一名瘦瘦的医生弱弱地说了一句：“CT机坏了，正在修，我去看看修好了没有。”怎么办？怎么办？我的心又一次的提到了嗓子眼。没过多一会儿了，瘦瘦的医生小跑过来：“修好了。”我的心也跟着放松下来。
父亲强忍着疼痛，做完CT，已是晚上的六点，六个小时的折磨，已经使身高1.76米，体重176斤的父亲蜷缩成一团，看起来只有米把高。
在这紧张的连呼吸都能听得清的医办室，一边安慰父亲一边焦急的等待着结果。医生郑重地说：“直系家属过来一下，”表情凝重，语气低沉，“情况不大好，急性胰腺炎，需送往郑州医院，否则，危及生命。”顿时，我们都傻眼了，从医生的表情、语气可以看出，一刻也耽误不得，此时我已泪眼朦胧，眼泪在眼睛里打转，我强忍着没让泪流出来。我不能让生病的父亲看到，更不能让着急的母亲看到。此时，只有老公是最清醒、最理智了。“妈，你回家准备下医院的东西，带些必需品；哥，你也准备一下，”拍了下我，“你拿上家里所有的钱及工资卡。”他淡定的说道。
收拾完，坐上120的车，打上点滴，看着父亲平躺在车里，眉头紧蹙，时而脸上的肌肉堆积一下，看得出，他较之前有些好转。现在车子虽已是疾速如风，但此刻我恨不得一下子能飞到郑大一附院。夜虽寒冷，夜虽已深，但我们几个都睁大眼睛，时刻关注着父亲的一举一动。不知过了多久，到达郑大一附院，急诊室医生之间经过交接，再次诊断，已确诊。医生一再嘱咐：“今晚很关键，你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常唤着点，如果能熬过今晚，希望很大，但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那一刻，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唰”地流下，父亲才61岁，不会的，一定不会的。
我们三人轮流值守。夜里两点，是人最不清醒的时候，白天哥和老公跑的多，我跑的少，让他们先休息，我来守着。他们两人靠着病房外的墙，坐着就睡着了。我怕自己睡着，把手机调为5分钟振动一次，液体换了一瓶又一瓶，由于不能关灯，遭遇到其他患者嫌弃的眼神和恶狠狠的语气。我强压住心中的怒火默念着：“我们是来看病的，我们是来看病的。”输完最后一瓶，已是五点了，脚上的液体12小时左右才换一次，这会儿听到父亲微弱的声音：“休息会儿吧！”。父亲挺过来了，真的挺过来了，感谢上苍眷顾。我不禁欢呼雀跃，忍不住想要告诉哥和老公，但是看到他俩靠着、立着蜷缩成团地熟睡着，没忍心叫醒。我真的也累了，放松了绷紧的神经，靠着病房内两堵墙夹成的角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听到嘈杂的声音，医生说现在情况不能手术，待炎症消除才能手术。大约二十天左右轮着父亲手术，他住院的这些日子，滴水未进，不是不饿而是不许，我们不敢在父亲面前吃饭，怕看见他乞盼的眼神。用父亲的话说：“这些日子，我都瘦了两个皮带孔。”
终于能手术了。还记得父亲坐在轮椅上，我们几个有的拿液体，有的推轮椅，有的拿其它东西，看得出，父亲很紧张，生平也是第一次。他无助的眼神，被医生看穿，医生安慰道：“没事的，手术很快。”推出来几个做完手术后的人，我们从门缝处依旧可以看到在等待区的他紧张的像犯了错的孩子，母亲不善表达只是喃喃地说道：“看起来，还是很紧张。”
三个小时手术结束，医生说了大致的情况，手术很成功，只是比预想的时间长了点，胆囊已汇脓，并且流入了肚里，处理起来麻烦了一点，休养些日子，会好的。从此父亲的肚皮上留下了八针的手术刀口。经过我们精心地照料，父亲很快康复出院了。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病，虽说是一场虚惊，但是切实地告诫我们父母老了，是需要我们照顾的时候了……
【作者简介】：付瑞红，市直八小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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